******善于以各种文化——古文、浅近文言文、白话文和通俗文，写不同内容、形式的文章。这两份建议书，不由使我们回想起在第一师范办工人夜校时那份招生广告，恳切而通俗的口语，两者何其相似。从内容的提倡读书要作共同的研究，以及强调读报的重要意义来看，这两篇建议书想必是他亲自起草的或至少经过他的修改。从这两份建议书我们可以估计到，当时文化书社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将他自己多年实践中肯定的用之于新民学会组织中的读方方法——作共同的研究，向广大要求进步的青年推广，经过****的具体组织工作，在许多学校中必定发生过良好的影响。
1921年，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还在都正街办了一个青年图书馆，杨开慧为负责人之一，组织社会青年阅读进步书刊，并且发展团的组织。
对于党的组织工作，在经济支援和交通联络上，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止，文化书社也曾起过重大的作用。1920年，******开始在湖南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在全省建党，党的经费除中央拨给点外，始终是极其困难的，中间常靠少数几个同志教点书，拿一点薪水做生活费用和活动费。有时实在周转不过来了，便通过文化书社借钱；因为在社会上，这总算一个“商业机关”，有资格向钱庄贷款。同时在书社内部也可养活几个人（实际只领最低生活费用）。由于那时的军阀政府还没有一套严密的特务制度，书社也常被利用作为党的省委同省内外的通讯联络机关；1921年到1923年，有时也在这里开党和团的会议。1924年，赵恒惕反动统治更加严密后，为了组织的安全，党就停止利用书社再作为通讯联络之用；但一时的经济周转，书社是始终担负着的。
关于******创办文化书社的活动，还有一点值得提出的就是他亲定的书社的民主管理制度，以及自己的严格监督执行。从这方面也可了解到他办事的坚持原则和严密细致的作风。
1921年3月出版的第2期《社务报告》中这样说过：“头一层：与我们社里有直接关系的社员诸君，我们经理社务的人，在职务上应将如何推销书报的种种情形，报告给大家，使社员都知道社里的情形，才算完成了我们的职务。第二层：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除开他窝子里的人以外，谁都不能讨出他的消息，这种神秘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一个人光明正大做事，为什么不能将底子宣布出来呢？文化书社是一个社会公有的机关，并不是为私人营利，我们为避免这种罪过，乃反秘密而采彻底的公开，将社里一切情形，彻底宣布于社员以外。”
这种铅印的“社务报告”，是******亲自编订的；除发给投资的社员外，并送与社会上各有关方面作为一种宣传品。“社务报告”的内容极为详尽周密，不仅历述办社目的、经过和经营方法等，而且将全部的经济收支、盈余情况分目细列。关于书报推销情形，更有详细统计：“一来，见某种书在湖南销数若干，便知某种书所及于湖南人的影响；二来，每半年有一次统计，可以比较某种书每年销数的进退。”
《湖南通俗报》1920年11月6日、10日、11日，刊有《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公布了从开始营业到10月20日为止的“消耗及营利之情形”，赢利减消耗实余35元。附注说：“办事人临时经理一人、营业员一人、送报二人、煮饭及走杂一人，均未支薪。”
将一切业务往来、明细账目彻底公之于世，这样的“商业”机关，在旧社会当然是绝无仅有的。这样的商业“社务报告”实际上也是向社会宣告，这是一些怀着社会主义理想的人经营的事业。
根据易礼容的回忆，书社直接管理经费的人，有时没按制度定时清理账目，******必来催促，并亲自协助结算。他来了后，将社内仅有的4张桌子并拢来，大家一起算账，银钱出入如有马虎之处，他必立时表示不满。
1927年“马日事变”后，******所一手创办的、帮助一代青年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文化书社，被国民党反动派捣毁。然而书社的精神和事业，是为后来的革命文化机关所发扬光大了的。
在群众文化活动方面，另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是何叔衡接办《湖南通俗报》。1920年9月间，何叔衡被省教育委员会派充通俗教育馆馆长。这个馆原来发行一种四开四版的《湖南通俗报》，是辛亥革命后创刊的，算是政府对民众教育的一种“关心”。内容不过是剪贴大报的消息、文章，刊登一些政府文告之类，发行的份数很少，读者不多。何叔衡邀了他的老朋友谢觉哉和新民学会会员熊瑾玎、周世钊，担任报纸的经理和编辑。周世钊回忆说，******参加了第一次编辑会议，提出办这个报纸的基本方针：“报纸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不可含糊。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是要根据事实说话，不要专谈空洞的大道理。他这些主张，被参加会议的人全部接受下来，成为这一时期通俗报的工作纲领。隔不上几天，他总要到馆里来一次，随时对编辑工作提出建议性的意见，使编辑质量得以不断提高。”
9月11日，《湖南通俗报》以崭新的面目出版了。报纸的分栏有：《讲演》、《世界新闻》、《国内新闻》、《本省新闻》、《新智识》、《小批评》、《社会调查》、《琐碎话》、《谚语》、《儿歌》、《新字课》等。征稿启事中特别写明，欢迎下列各种投稿：记述本省各地的劳动状况、教育状况、实业状况的文字；记述本省各地的风俗习惯的文字；本省各地的童谣谚语；科学浅说，等等。由此可见，通俗报力图结合湖南的乡土特点，运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广大群众进行进步的政治和科学的教育。从现在发现的3期（1920年11月6日、10日、11日）的内容来看，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文字特别生动活泼而通俗，是真正的“通俗报”。《世界新闻》栏注重劳动问题、殖民地问题和苏俄情况等方面的介绍；国内和本省新闻注重内战消息、自治问题、人民生活和教育问题。《琐碎话》等专栏同北京出版的《新生活》通俗周刊同名各栏内容相近。《谚语》栏也是在旧谚语后面加上批语，发挥新的见解。如“家鸡打起团团转，野鸡打起勃勃飞”，下批：“我们同胞，都要知道这两句话，互相团结，谋自存的方法。”《新字课》一栏也同《新生活》上的字块一样，借字义谈政治，如“雌”字下注：“少数人争‘雌雄’，把小百姓弄得疲癃残疾，这有什么道理？”“迂”字下注：“当这湖南大倡人民制宪的时候，还在那儿高谈‘约法’，未免太迂腐了”。《儿歌》栏中，有旧儿歌，也有新编的。如一首新儿歌的末一句说：“中国如睡狮，睡狮莫长眠，改造全靠新青年。”这样内容新颖的报纸，当然大受读者欢迎。大家觉得通俗报敢于说话，敢于提出别人不敢提出的问题。人们常从报中读到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文学革命、民众联合起来，和反对吃人礼教，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军阀的文章，特别是《小批评》中署名“觉斋”的杂文，揭露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和驳斥流行的谬论，话虽不多，却击中要害。如《到底谁是过激派》一文（载11月10日该报）说：“今人称‘过激派’是指俄国的劳农政府，他的办法是要人人做工，才有饭吃；不准哪个多占些，不准哪个吃闲饭；算是最和平的政策，偏偏要喊他‘过激’！中国的军阀，天天持刀杀人，却天天在那里怕过激派。好多不懂世事的乡先生，并不知道‘过激派’是什么一回事，也随声附和的怕起来，我看过激派并不过激，只是怕过激派的太过激了一点咧！”这3期中还刊有《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和《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的启事》。由此可见，******充分利用了这个报纸，作为新的文化、思想传播的重要阵地。这时，他与何叔衡已在长沙开始建党的准备工作，常在通俗教育馆约集新民学会有关同志谈问题，此地也成了革命活动的一个联络中心。
通俗报的发行量从此大大增加。有些中小学将它定为学生课外读物，不仅一般市民和工人爱读，连没有看报纸习惯的农村也有订户了。社会上一些顽固的人，则纷纷议论，说通俗报宣传“过激主义”。赵恒惕的左右亲信向赵恒惕发出警告：“何叔衡专听******的主张，尽用些新民学会的人，这些人都是过激派。政府自己办的报纸，专门骂政府，真是岂有此理。”到1921年5月，何叔衡终于被加上“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被赵恒惕政府撤销了馆长的职务。通俗报于是又回复到从前的老样子。
驱张之后，湖南的教育界扬眉吐气，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驱张代表、第一师范教员易培基，被任为湖南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相当于教育厅厅长），并兼一师校长，五四前后是进步的民主派人士。在******的影响下，他决心把一师办成一个新型的学校。1920年9月，******被聘为一师附小的主事，并在一师兼教语文和担任一个班的级任。师范毕业即教师范，这在当年是破格之举。易常对人说：“******将来要当平民天子。”可见******当时在社会上的威望。直到1921年冬，******没有离开这个社会职业；他同时还被推选为一师校友会的会长。因此，这两三年间，第一师范和附属小学充满了革命朝气，成为湖南革命青年的大本营之一。******充分利用了这个阵地，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同志和培养新的革命力量，同时也实践了他的教育主张。
关于学校教育，他素来有自己的主张和理想。1919年底，他写过一篇论学校教育的文章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文章批判了当时学校教育同社会实际、同生产劳动严重脱节的现象：“学生不熟谙社会内情，社会亦嫌恶学生。”“学生毕业之后，多骛都市而不乐田园。”因而主张学校在教学自习之外，还应当安排一定的生产劳动的时间。他担任主事之后，一师附小设有园艺、畜牧、印刷等实习课目，使学生有机会参加一些生产劳动；还常带学生到工厂、农村参观。在每天举行的朝会上，常对学生讲国家大事，要学生注意社会实际问题。当年的学生还有人记得他讲过这个道理：在我们周围，那些做工夫的人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譬如校门口的皮匠（修鞋的）和小贩，都可以做我们的先生，我们要向他们领教；在作文中，描写他们的种种生活，由此也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高年级的国语就不用当时的官方教本，而选用时文做教材。小学生也组织自治会，民主管理学生的事情，使得孩子们既活泼又愉快。附小的礼堂内，挂了这样一副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这是主事亲笔写的，由学生刻在竹板上。
******在一师当学生，主持学友会时，主办过工人夜校。考虑到配合工人运动的开展，这时，他在附小又办了民众夜校。“他的工作极忙，但仍亲自主持夜校的教务工作。并常在课前课后，约学生作个别谈话，了解他们劳动生活各方面的情况，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不管严寒酷暑，不管雨夜风宵，他从夜校回到附小，常在夜半大家就寝之后。为了使社会失学青年特别是工农子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他又在高小部办了一个补习班，招收18岁以上的失学青年，以补习国语、算术为主。所选国文教材，多是五四前后的进步文艺作品。这些学生多来自农村，年龄大，对旧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的事实，了解较多，因而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也较快。他们入学不久之后，居然能写出长篇大论的文章，大胆地反对旧礼教、反对官僚军阀和帝国主义。”他的两个弟弟毛****和毛泽覃，这时分别在补习班和附小读书，毛****还负责管理全校师生的伙食，组织师生种菜、喂猪，师生同桌共餐，这样不仅改善了伙食，而且有利于师生打成一片，体会劳动生活。
第一师范的办学方针，贯彻了五四前后民主与科学、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易培基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以及省内，聘来十多位进步教员，陈昌也破格任国文教师，熊瑾玎负责学校的总务。******是22班的级任。在教务会议上，他提出3项主张：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参加教务会议，对于教师、教学改革、生活管理等，都可以提意见；充分发扬学生自治精神，发展学生的个性，不开除一个学生；学校的经济采取公开政策。这3项主张都被学校采纳。学校有印刷部，他自己选择教材，作国文活页文选，如李大钊的《今》、徐特立的《一个留法老学生的自述》、鲁迅的小说，以及《新青年》上的一些文章都被选用，还从《共产党宣言》上节选了一部分。上课时，******逐段逐句讲解，说明作者的思想流派和时代背景，文中反映了什么问题，从而联系当前中国现实，详加分析；然后由学生提出问题，经过讨论，他再作总结性的解答。“每逢他上课时，学生的座位上都坐双人，教室挤满了，室外走廊站满了。这些人是其他班次的同学，他们有的是那时没有课，有的放弃了本班的课来听他的课。别班的同学们自己备钱，请教务处多印一些******所选印的讲义；没有钱的就向有讲义的同学借阅。”他指导学生作文，不但注意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尤其重视学生通过作文在思想认识上得到提高。他给学生出的第一道作文题是：“试述本地方的风俗习惯”。有一个当年的学生还亲切地记得老师的嘉勉，他一气写了一本，详细描述了家乡的风俗情景，不仅得到一个很长的批语予以鼓励，还被老师叫到房中，殷切地谈了话。有一次，学校的工友跟同学发生争吵，以至打起架来。老师就以这个事件出了一个作文题，让学生各抒己见。有一个学生的作文，认为学生是斯文之人，工人既敢同学生殴打，实属野蛮无理云云。老师在这篇作文后面写了3页评语，详细分析了这个同学的思想认识上的错误，是从剥削阶级立场产生出来的。由此就进行了生动的深刻的阶级教育。学生作文，也常由自己出题，不拘体裁。学生的好作文，他写上评语，批上“传观”，装在教务处公布栏内。
******号召学生养成看报的习惯，常把报上重大的时事政治社会问题，详作分析介绍。关于学习的方法，他一方面教学生要有高尚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同时又定要踏踏实实地学，不要以一知半解而自满。根据自己的经验，他说，“读书求知主要靠自己，教员不过是块指路碑，告诉你们向何处去。假使你自己不走的话，就一辈子停在碑跟前。不仅如此，久而久之，教员所指的，你都会忘掉。”他风趣地说，读书求知所得，最为保险，一不怕盗贼，二不怕水火，三不怕人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