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传: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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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党的建设(4)

******善于以各种文化——古文、浅近文言文、白话文和通俗文,写不同内容、形式的文章。这两份建议书,不由使我们回想起在第一师范办工人夜校时那份招生广告,恳切而通俗的口语,两者何其相似。从内容的提倡读书要作共同的研究,以及强调读报的重要意义来看,这两篇建议书想必是他亲自起草的或至少经过他的修改。从这两份建议书我们可以估计到,当时文化书社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将他自己多年实践中肯定的用之于新民学会组织中的读方方法——作共同的研究,向广大要求进步的青年推广,经过****的具体组织工作,在许多学校中必定发生过良好的影响。

1921年,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还在都正街办了一个青年图书馆,杨开慧为负责人之一,组织社会青年阅读进步书刊,并且发展团的组织。

对于党的组织工作,在经济支援和交通联络上,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止,文化书社也曾起过重大的作用。1920年,******开始在湖南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在全省建党,党的经费除中央拨给点外,始终是极其困难的,中间常靠少数几个同志教点书,拿一点薪水做生活费用和活动费。有时实在周转不过来了,便通过文化书社借钱;因为在社会上,这总算一个“商业机关”,有资格向钱庄贷款。同时在书社内部也可养活几个人(实际只领最低生活费用)。由于那时的军阀政府还没有一套严密的特务制度,书社也常被利用作为党的省委同省内外的通讯联络机关;1921年到1923年,有时也在这里开党和团的会议。1924年,赵恒惕反动统治更加严密后,为了组织的安全,党就停止利用书社再作为通讯联络之用;但一时的经济周转,书社是始终担负着的。

关于******创办文化书社的活动,还有一点值得提出的就是他亲定的书社的民主管理制度,以及自己的严格监督执行。从这方面也可了解到他办事的坚持原则和严密细致的作风。

1921年3月出版的第2期《社务报告》中这样说过:“头一层:与我们社里有直接关系的社员诸君,我们经理社务的人,在职务上应将如何推销书报的种种情形,报告给大家,使社员都知道社里的情形,才算完成了我们的职务。第二层: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除开他窝子里的人以外,谁都不能讨出他的消息,这种神秘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一个人光明正大做事,为什么不能将底子宣布出来呢?文化书社是一个社会公有的机关,并不是为私人营利,我们为避免这种罪过,乃反秘密而采彻底的公开,将社里一切情形,彻底宣布于社员以外。”

这种铅印的“社务报告”,是******亲自编订的;除发给投资的社员外,并送与社会上各有关方面作为一种宣传品。“社务报告”的内容极为详尽周密,不仅历述办社目的、经过和经营方法等,而且将全部的经济收支、盈余情况分目细列。关于书报推销情形,更有详细统计:“一来,见某种书在湖南销数若干,便知某种书所及于湖南人的影响;二来,每半年有一次统计,可以比较某种书每年销数的进退。”

《湖南通俗报》1920年11月6日、10日、11日,刊有《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公布了从开始营业到10月20日为止的“消耗及营利之情形”,赢利减消耗实余35元。附注说:“办事人临时经理一人、营业员一人、送报二人、煮饭及走杂一人,均未支薪。”

将一切业务往来、明细账目彻底公之于世,这样的“商业”机关,在旧社会当然是绝无仅有的。这样的商业“社务报告”实际上也是向社会宣告,这是一些怀着社会主义理想的人经营的事业。

根据易礼容的回忆,书社直接管理经费的人,有时没按制度定时清理账目,******必来催促,并亲自协助结算。他来了后,将社内仅有的4张桌子并拢来,大家一起算账,银钱出入如有马虎之处,他必立时表示不满。

1927年“马日事变”后,******所一手创办的、帮助一代青年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文化书社,被国民党反动派捣毁。然而书社的精神和事业,是为后来的革命文化机关所发扬光大了的。

在群众文化活动方面,另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是何叔衡接办《湖南通俗报》。1920年9月间,何叔衡被省教育委员会派充通俗教育馆馆长。这个馆原来发行一种四开四版的《湖南通俗报》,是辛亥革命后创刊的,算是政府对民众教育的一种“关心”。内容不过是剪贴大报的消息、文章,刊登一些政府文告之类,发行的份数很少,读者不多。何叔衡邀了他的老朋友谢觉哉和新民学会会员熊瑾玎、周世钊,担任报纸的经理和编辑。周世钊回忆说,******参加了第一次编辑会议,提出办这个报纸的基本方针:“报纸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不可含糊。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是要根据事实说话,不要专谈空洞的大道理。他这些主张,被参加会议的人全部接受下来,成为这一时期通俗报的工作纲领。隔不上几天,他总要到馆里来一次,随时对编辑工作提出建议性的意见,使编辑质量得以不断提高。”

9月11日,《湖南通俗报》以崭新的面目出版了。报纸的分栏有:《讲演》、《世界新闻》、《国内新闻》、《本省新闻》、《新智识》、《小批评》、《社会调查》、《琐碎话》、《谚语》、《儿歌》、《新字课》等。征稿启事中特别写明,欢迎下列各种投稿:记述本省各地的劳动状况、教育状况、实业状况的文字;记述本省各地的风俗习惯的文字;本省各地的童谣谚语;科学浅说,等等。由此可见,通俗报力图结合湖南的乡土特点,运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广大群众进行进步的政治和科学的教育。从现在发现的3期(1920年11月6日、10日、11日)的内容来看,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文字特别生动活泼而通俗,是真正的“通俗报”。《世界新闻》栏注重劳动问题、殖民地问题和苏俄情况等方面的介绍;国内和本省新闻注重内战消息、自治问题、人民生活和教育问题。《琐碎话》等专栏同北京出版的《新生活》通俗周刊同名各栏内容相近。《谚语》栏也是在旧谚语后面加上批语,发挥新的见解。如“家鸡打起团团转,野鸡打起勃勃飞”,下批:“我们同胞,都要知道这两句话,互相团结,谋自存的方法。”《新字课》一栏也同《新生活》上的字块一样,借字义谈政治,如“雌”字下注:“少数人争‘雌雄’,把小百姓弄得疲癃残疾,这有什么道理?”“迂”字下注:“当这湖南大倡人民制宪的时候,还在那儿高谈‘约法’,未免太迂腐了”。《儿歌》栏中,有旧儿歌,也有新编的。如一首新儿歌的末一句说:“中国如睡狮,睡狮莫长眠,改造全靠新青年。”这样内容新颖的报纸,当然大受读者欢迎。大家觉得通俗报敢于说话,敢于提出别人不敢提出的问题。人们常从报中读到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文学革命、民众联合起来,和反对吃人礼教,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军阀的文章,特别是《小批评》中署名“觉斋”的杂文,揭露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和驳斥流行的谬论,话虽不多,却击中要害。如《到底谁是过激派》一文(载11月10日该报)说:“今人称‘过激派’是指俄国的劳农政府,他的办法是要人人做工,才有饭吃;不准哪个多占些,不准哪个吃闲饭;算是最和平的政策,偏偏要喊他‘过激’!中国的军阀,天天持刀杀人,却天天在那里怕过激派。好多不懂世事的乡先生,并不知道‘过激派’是什么一回事,也随声附和的怕起来,我看过激派并不过激,只是怕过激派的太过激了一点咧!”这3期中还刊有《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和《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的启事》。由此可见,******充分利用了这个报纸,作为新的文化、思想传播的重要阵地。这时,他与何叔衡已在长沙开始建党的准备工作,常在通俗教育馆约集新民学会有关同志谈问题,此地也成了革命活动的一个联络中心。

通俗报的发行量从此大大增加。有些中小学将它定为学生课外读物,不仅一般市民和工人爱读,连没有看报纸习惯的农村也有订户了。社会上一些顽固的人,则纷纷议论,说通俗报宣传“过激主义”。赵恒惕的左右亲信向赵恒惕发出警告:“何叔衡专听******的主张,尽用些新民学会的人,这些人都是过激派。政府自己办的报纸,专门骂政府,真是岂有此理。”到1921年5月,何叔衡终于被加上“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被赵恒惕政府撤销了馆长的职务。通俗报于是又回复到从前的老样子。

驱张之后,湖南的教育界扬眉吐气,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驱张代表、第一师范教员易培基,被任为湖南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相当于教育厅厅长),并兼一师校长,五四前后是进步的民主派人士。在******的影响下,他决心把一师办成一个新型的学校。1920年9月,******被聘为一师附小的主事,并在一师兼教语文和担任一个班的级任。师范毕业即教师范,这在当年是破格之举。易常对人说:“******将来要当平民天子。”可见******当时在社会上的威望。直到1921年冬,******没有离开这个社会职业;他同时还被推选为一师校友会的会长。因此,这两三年间,第一师范和附属小学充满了革命朝气,成为湖南革命青年的大本营之一。******充分利用了这个阵地,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同志和培养新的革命力量,同时也实践了他的教育主张。

关于学校教育,他素来有自己的主张和理想。1919年底,他写过一篇论学校教育的文章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文章批判了当时学校教育同社会实际、同生产劳动严重脱节的现象:“学生不熟谙社会内情,社会亦嫌恶学生。”“学生毕业之后,多骛都市而不乐田园。”因而主张学校在教学自习之外,还应当安排一定的生产劳动的时间。他担任主事之后,一师附小设有园艺、畜牧、印刷等实习课目,使学生有机会参加一些生产劳动;还常带学生到工厂、农村参观。在每天举行的朝会上,常对学生讲国家大事,要学生注意社会实际问题。当年的学生还有人记得他讲过这个道理:在我们周围,那些做工夫的人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譬如校门口的皮匠(修鞋的)和小贩,都可以做我们的先生,我们要向他们领教;在作文中,描写他们的种种生活,由此也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高年级的国语就不用当时的官方教本,而选用时文做教材。小学生也组织自治会,民主管理学生的事情,使得孩子们既活泼又愉快。附小的礼堂内,挂了这样一副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这是主事亲笔写的,由学生刻在竹板上。

******在一师当学生,主持学友会时,主办过工人夜校。考虑到配合工人运动的开展,这时,他在附小又办了民众夜校。“他的工作极忙,但仍亲自主持夜校的教务工作。并常在课前课后,约学生作个别谈话,了解他们劳动生活各方面的情况,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不管严寒酷暑,不管雨夜风宵,他从夜校回到附小,常在夜半大家就寝之后。为了使社会失学青年特别是工农子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他又在高小部办了一个补习班,招收18岁以上的失学青年,以补习国语、算术为主。所选国文教材,多是五四前后的进步文艺作品。这些学生多来自农村,年龄大,对旧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的事实,了解较多,因而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也较快。他们入学不久之后,居然能写出长篇大论的文章,大胆地反对旧礼教、反对官僚军阀和帝国主义。”他的两个弟弟毛****和毛泽覃,这时分别在补习班和附小读书,毛****还负责管理全校师生的伙食,组织师生种菜、喂猪,师生同桌共餐,这样不仅改善了伙食,而且有利于师生打成一片,体会劳动生活。

第一师范的办学方针,贯彻了五四前后民主与科学、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易培基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以及省内,聘来十多位进步教员,陈昌也破格任国文教师,熊瑾玎负责学校的总务。******是22班的级任。在教务会议上,他提出3项主张: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参加教务会议,对于教师、教学改革、生活管理等,都可以提意见;充分发扬学生自治精神,发展学生的个性,不开除一个学生;学校的经济采取公开政策。这3项主张都被学校采纳。学校有印刷部,他自己选择教材,作国文活页文选,如李大钊的《今》、徐特立的《一个留法老学生的自述》、鲁迅的小说,以及《新青年》上的一些文章都被选用,还从《共产党宣言》上节选了一部分。上课时,******逐段逐句讲解,说明作者的思想流派和时代背景,文中反映了什么问题,从而联系当前中国现实,详加分析;然后由学生提出问题,经过讨论,他再作总结性的解答。“每逢他上课时,学生的座位上都坐双人,教室挤满了,室外走廊站满了。这些人是其他班次的同学,他们有的是那时没有课,有的放弃了本班的课来听他的课。别班的同学们自己备钱,请教务处多印一些******所选印的讲义;没有钱的就向有讲义的同学借阅。”他指导学生作文,不但注意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尤其重视学生通过作文在思想认识上得到提高。他给学生出的第一道作文题是:“试述本地方的风俗习惯”。有一个当年的学生还亲切地记得老师的嘉勉,他一气写了一本,详细描述了家乡的风俗情景,不仅得到一个很长的批语予以鼓励,还被老师叫到房中,殷切地谈了话。有一次,学校的工友跟同学发生争吵,以至打起架来。老师就以这个事件出了一个作文题,让学生各抒己见。有一个学生的作文,认为学生是斯文之人,工人既敢同学生殴打,实属野蛮无理云云。老师在这篇作文后面写了3页评语,详细分析了这个同学的思想认识上的错误,是从剥削阶级立场产生出来的。由此就进行了生动的深刻的阶级教育。学生作文,也常由自己出题,不拘体裁。学生的好作文,他写上评语,批上“传观”,装在教务处公布栏内。

******号召学生养成看报的习惯,常把报上重大的时事政治社会问题,详作分析介绍。关于学习的方法,他一方面教学生要有高尚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同时又定要踏踏实实地学,不要以一知半解而自满。根据自己的经验,他说,“读书求知主要靠自己,教员不过是块指路碑,告诉你们向何处去。假使你自己不走的话,就一辈子停在碑跟前。不仅如此,久而久之,教员所指的,你都会忘掉。”他风趣地说,读书求知所得,最为保险,一不怕盗贼,二不怕水火,三不怕人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