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问道，心魔难除
金庸先生在《射雕英雄传》末尾曾写过一段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相识相知的轶闻。正史中关于元世祖与丘处机相交的内容虽然提及不多，但在医药史上有关两人的交集却非常多。
长春子丘处机本是宋末的道士和养生家，乃全真教“北七真”之一。在金老先生笔下他不但武功厉害，为人也甚为刚直，但事实上他最擅长的不是打架而是修道养生。元太祖成吉思汗人到中年，思及江山未定，很怕衰老死去，也觊觎道教能锤炼不老仙丹，听说中原道士丘处机法术超人，便在西域雪山召见了他。
“世上是否真有长生不老之药？”元太祖殷切地问出心中隐藏很久的问题。丘处机微笑摇头：“有养生的法门，但却无长生仙丹。勤政爱民才是敬天之本，清心寡欲才是长生之药。”
丘处机的回答非常玄奥，也很明显地说出真正的道学是养生修心，而并非修炼成仙或长生不死。成吉思汗对他的话非常信服，特别为丘处机在大都建了白云观，至此道家在元朝的地位便非同寻常。
长春子的“道”是坦然而诚恳的，也是真正的修养之本。但是，由于统治者扶持道教的目的渐渐变得不单纯（元朝开国之初的宗教政策格外宽容，忽必烈甚为推崇张天师道人一脉，武当山道教更是元王朝皇帝们捧在掌心的圣地），他们为了麻痹百姓而令道教大肆繁衍，使整个元王朝兴起了非纯粹的道学之风。这时候，许多人爱“道”就爱得存在误解了。例如一些元人痴迷于“炼金术”，这种“炼金”法虽没有丝毫科学依据，却叫无数人倾家荡产，为其魂牵梦萦。
不过，道学最大的影响还在于令很多人力图忘尘弃爱，进入山林田野寻找修仙的方法。特别是大批的士人因为仕途不得志，宁愿相信摸不着边际的求仙之路。这个结果虽然不能说是完全负面性的，但在这种世风的影响下，直接导致元文学处处存在“道情”，使许多文学作品虽然读来舒适，却内涵不足。人生底事辛苦，枉被儒冠误。读书，图，驷马高车，但沾著者也之乎。区区，牢落江湖，奔走在仕途。半纸虚名，十载功夫。人传《梁甫吟》,自献《长门赋》,谁三顾茅庐？白鹭洲边住，黄鹤矶头去。唤奚奴，鲙鲈鱼，何必谋诸妇？酒葫芦，醉模糊，也有安排我处。
张可久《齐天乐过红衫儿?道情》张可久的这曲“道情”是读书人对功名彻底失望之后而生的，几乎可以说是古往今来大部分文人的真实心声。人生一世为谁辛苦为谁忙，埋头苦读，图高车驷马、名声利禄，为半纸虚名忙忙活活几十年，到头来朱门未得，反而落得一身骚。于是张可久在曲中暗怪：为什么自己不能像写下《梁甫吟》的诸葛亮和写下《长门赋》的司马相如一样遇到明主？纵有一身才气又如何呢？看来只能逃脱现实，找个白鹭洲、黄鹤矶那样的好地方，纵情诗酒，总会有个能容纳自己的地方。
明珠暗投是自诩治世之才的悲哀。张可久悲愤不已，一肚子牢骚，却挣脱不了现状，他只好自我安慰，决定去隐居。曲子里充满了消极厌世的想法，也暗含道家遁世的虚无思想。然而张可久是因不能在尘俗里找到出路才去追求道家的世外生活，他的“道情”实在充满了太多“机心”，比单纯想去访问仙人的一些人，他的“道情”还是太不单纯了。一个空皮囊包裹着千重气，一个干骷髅顶戴着十分罪。为儿女使尽些拖刀计，为家私费尽些担山力。你省得也么哥？你省得也么哥？这一个长生道理何人会？
邓玉宾《叨叨令?道情》这是邓玉宾所写的《叨叨令?道情》。他与张可久同写道情，张可久的还带有俗世的气息，邓玉宾的这首就完全是一首“道情曲”。邓玉宾生在元世祖至元文宗年间，做官不久便突然去修道，曾言“不如将万古烟霞赴一簪，俯仰无惭”。在他看来，宁肯头插一根木簪，也比做官来得轻松，起码无愧于天地。足见元文人大多都觉得做官实在愧对自己，也愧对他人，因为做官的人常常手持官印而毫无作为，不能为穷苦的百姓做事。
在这曲《叨叨令》中，玉宾显露的“道心”高于张可久，他对“道”的理解更深一重。邓玉宾在曲中笑称人身不过一副空皮囊、干骷髅，其实他的这句话表明了他在求道一途上已经达到一定境界，将自己的躯体看作是身外之物。
“皮囊”本是佛教用语，指的是人的躯壳。佛家认为，潜心修炼到涅槃境界者可以抛却躯体，灵魂不灭。道家借“皮囊”一说，认为人的躯壳内是千重“元气”，就像灵魂一样的东西。要保住元气，就必须清心寡欲，以免泄了真元。至于曲中“干骷髅顶戴着十分罪”的说法，则大有来头。《庄子?至乐》里有载：庄子路遇一副骷髅，问旁人这骷髅的主人是因战乱亡国还是被诛杀至死？还是因为行为不端，给父母子女带来忧患而自尽？又或者是冻死饿死？又或是寿终正寝？旁人皆不清楚。晚上庄子睡觉时，骷髅的主人托梦给他说：“你说的都是人间种种困难和罪孽，只有一死才能解脱。”庄子故事里所讲述的苦难，便是人这副皮骨一生都摆脱不了的罪。
邓玉宾用这两个典故，是要告诉世人：人的破皮囊和干骷髅，如果清静无为就能保存元气得以长生，若背负种种罪孽就会生不如死。种种罪孽来源于何处，便是为子女使尽心力，不惜蝇营狗苟；为家庭拼命攒钱，不惜做下诸多勾当。邓玉宾觉得为了这些事情会使人丧失自我，所以他奉劝世人“你省得也么哥”，要想真正地长命百岁、安康幸福，一定要戒贪欲，戒奢望。
从邓玉宾的曲中，人们能够找到丘处机奉劝成吉思汗的影子。丘处机劝成吉思汗去私寡欲，与邓玉宾奉劝世人的意思是共通的。
因此，张可久的曲子里就是因为缺少邓玉宾之曲的“戒贪戒奢”，所以张可久的文章才有牢骚之嫌，而邓玉宾却有闲云野鹤之趣。
“道情”在不同人中有着不同的意义，虽然邓玉宾的“道情”已经超脱，但他与张可久一样，仍是有着对人生不满的“心魔”。他们不可能像庄子一样抛开一切“机心”和虚荣，任人“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被人说成是畜生，庄子可以不在乎，可是换做几千年来的文人墨客，能忍受辱骂的人能有多少？这就注定张可久和邓玉宾不能做到毫无“心魔”，而盛行于元代的道教也不过是士人寻求解脱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