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通常会接着说：“绝对的基因变异！”潘晓松会说：“别忘了，超常就是异常！”而陈雅文，照例什么也不说，只是看着张跃扬笑一下？那种最甜最纯洁的笑。
我们四个能进入锻人中学，也是因为一项试验。就象我前面说过的，锻人中学是着名的重点中学，里面的学生在学习成绩方面是没得说。不过我们升初中那年不知道锻人中学的校长是神经错乱还是长了脑瘤，决定要招一届“文艺特长生”。招生的方法就是根据当时市内各区教育局举办的各种“小艺术家评比”之类的奖项，从市内的各个小学直接招生。最后的结果是招了三个班，一百多学生。初901班是保持该校传统的“奥数比赛班”，初902班，就是我和我的铁哥们所在的班是“文艺特长班”，初903班是“美术特长班”。如果你认为我们都是被家长凭关系走后门送到学校里的那就错了？和现在不同，当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正处于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还不能用货币直接购买各种奖项，所以我们这届学生的特长颇为货真价实。就拿我本人来说，我父亲是部队的文艺军官，母亲在中专教书，家里在教育局既无亲戚也无熟人，我能进入这所中学全是因为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自己编了个模仿******的小品，糊里糊涂地被班主任推荐到区里参加一个名为“百名小艺术家”比赛，又糊里糊涂地拿了一个“小表演家”的称号回来。（可能是为了弥补素质教育的不足吧，当年此类的特长比赛非常多。有比赛书法的，得奖者就会被授予“小书法家”的称号，还有比赛摄影的，自然就是“小摄影家”了。最多分类的是音乐，里面有“小作曲家”，“小钢琴家”等种种称号。莫扎特要是托生在现代中国，没有十个八个某某家的称号，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得知我被锻人学校招收的那一天，我的父母简直乐开了花，亲戚朋友们都说我命好，没费劲走关系就能被这么好的学校录取？当时有一种说法，只要被锻人学校录取，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跨进重点大学的门槛了。从这件事我总结出一条经验，大人觉得好的事情，对孩子来说往往是一场灾难。
当年这所学校的招生决定，很是莫名其妙。它不是专业的艺术学校，把我们招收后也没有对我们就进行过任何的专业培训，仿佛招收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们参加各种文艺比赛（特别是演唱主旋律作品的各种大合唱比赛），为校争光？我们还真没辜负校领导的期望，确实拿了些大大小小的奖项回来。然而从我们这届学生之后，该校就再也没招收过所谓的“文艺特长生”，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学文艺的学生太活泼，不容易管理，要么就是因为该学校早已经英名在外，不再需要歌功颂德的唱诗班了。总之，我们真正是这学校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批学生。回想当年，用句已经被官方媒体用滥了的话说，我们班的学生是该校校园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绝对******是。首先，我们班是文艺特长班，所以学生们的相貌……这么说吧，如果现在的同人女，LOLI控之类的能穿越回去，绝对会跪在班级门口嚎啕大哭。其次，从事文艺的孩子，大多数活泼好动，所以我们班给锻人学校带来一丝生气，人的生气。最后，也是最精彩的，就是我和张跃扬，潘晓松，陈雅文这“四大恶人”。
张跃扬是我们四个人的老大，他比我们大一岁。至于当年他为什么比其他孩子晚一年上小学，我们一直都没机会问。他家住在铁西区，那是全中国闻名的重工业区。他父母都是普通工人，确切地说都是第一批下岗的普通工人。他母亲常年患病卧床在家，心脏病，平时连门都不敢出，晚上睡觉的时候枕边放着遗书，怕一睡着就再也醒不过来了。他父亲下岗后靠在家具市场里骑三轮车拉货为生，挣来的钱不是用来买治心脏病的药，就是用来买白酒喝。
张跃扬的特长是演奏小提琴？和他的家庭背景反差挺大，是不是？我当年就这么想过。班上绝大部分学生的家长都是从事文艺工作的，要不然就是人民公仆之类的货色，来自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只有张跃扬一人。我和晓松曾经在私下里问过张跃扬他是怎么学会演奏小提琴的，他只说一句“我妈教的”，就什么都不肯再说了。
张跃扬又高又壮，虽说只比我们大一岁，但乍一看好像是大学生。他的两道浓眉，总是挂着坏坏的笑，眼睛里却闪着各种各样的色彩。他和我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学生？当时我是“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那些所谓的小错误，就是老师要求背的英语单词没背，下午上课的时候打瞌睡，在自习课的时候随便说话等等，老师批评的时候，我“认错态度较好”，但是下次还会犯同样的错误，属于“滚刀肉型”。好在我父母无职无权，没有利用价值，所以班主任在我身上也不怎么花心思，我乐得逍遥自在。张跃扬则不同，他浑身散发着不羁的气场，眼神闪着不屑一顾，四下无人的时候还给我们讲黄色笑话？“字有三种写法，你知道吗？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丈夫的时候，写帐要用……哈哈哈！”他是我们班上胆子最大的学生，也是脾气最爆的学生。在老师的眼里，他绝对是个麻烦制造者。初中开学没到三个月，我就领教了张跃扬的火爆脾气：
锻人中学历史悠久，它的前身是伪满洲国时期日本人开办的一所日本人公务员的子弟小学。既然有这段光荣历史，那么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做贡献就是本校义不容辞的责任。九十年代初常常有当年出生在东北，曾经在本校上学的日本人回来参观（现在倒是没怎么听说了，可能都死光了吧）。那些老人拿着照相机，有的还领着他们的孙子孙女，在学校里颤颤巍巍慢慢地走着，看着，有些老人用流利的汉语和我们聊天？正宗的东北口音，有些还颇为费劲的爬上学校的假山，在山上的树干上摸索着，寻找着，然后无语地抬头望着树干，望着天空。当年看到这些日本人，我只觉得新奇，除此之外没什么感觉，现在想起来，这世界上也许真的有天理报应：在这些日本人心中，东北才是他们的故乡。他们的父辈侵略别的国家，也许能逃脱审判，但是他们逃脱不了，他们尝到了失去家乡的痛苦，这正是他们父辈侵略别国遭受的报应。
言归正传，初一开学不久，确切地说应该是在1990年的十月份，又一批锻人中学的日本校友来到本校友好访问。作为锻人中学的文艺特长班的学生，为了中日两国人民能世代友好下去，为了本校的名誉，当然要义不容辞的排练精彩的节目给日本友人欣赏。别担心，我们表演的节目绝对不是涂着大红脸蛋，在台上站成两排，高喊：连爷爷，您回来了！我们是东北锻人学校的学生，我们演的都是高素质的节目。然而高素质的节目就意味着高强度的训练和大量的时间占用。辛苦了一个月，演出那天满以为苦难就要结束了，可是没想到在最后时刻又遭了次罪。
演出那天一大早我们就来到学校旁边的中华剧场，在后台换上了单薄的演出服。十月份的东北是非常寒冷的，我们在剧场里冻得得得瑟瑟等待演出开始。可是那天一个日本老头一大早犯了心脏病，倒在宾馆里。外宾有难，这还了得？校方领导层几乎是全体出动，集体折腾，直折腾到下午一点多演出才开始。我们班的学生下午四点多才回到学校吃“午饭”。我不知道现在的学生是怎么解决中午饭问题的。当时离家远的同学都是自己带饭，早上把铝制的饭盒放到一个大铁筐里，由当天的值日生统一送到热饭盒的锅炉房，等到中午的时候再由值日生取回到教室。我们把铁筐从锅炉房里拿出来的时候，饭盒早就凉了。
想着在教室里又饿又冻，两眼放光的同学们，张跃扬一边骂那个日本老头不在这应该个时候犯心脏病，一边和我抬着铁筐急冲冲地往教室赶。我们和另外几个主动来帮忙的同班男生几乎是抬着铁筐跑着进入教学楼的，在楼梯拐角，猛然抬头看到一个日本老头在一个翻译的陪同下正颤颤巍巍地下楼，我们想躲开他，但是没成功，铁筐冲老头撞了过去，张跃扬急忙猛地拽了一下铁筐，那铁筐刮了老头一下，反扣在地上，二十多个饭盒大部分都摔开了，饭菜和汤汁撒了一地。那日本老头一个趔趄，后面的翻译连忙扶住他。
张跃扬见状连忙说：“对不起……”
还没等张跃扬说完，那个翻译已经蹿到我们面前，穷凶极恶地说：“你们是哪个班级的，怎么这么不小心，要是把酒井先生撞坏了，你们能负责任吗？快点告诉我们你们班主任是谁？”
张跃扬听了他的话，脸涨得通红，大喊：“酒井，酒你妈井！我******都饿了一上午了，给你们这帮人演出，你们******还这么多废话，快点滚！”
听了张跃扬的话，那个男翻译眼镜片后面的一双小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像看到了外星生物：“你这孩子是哪个班级的，怎么这么说话，我要找你们老师！”
“我初902班的，爱找谁找谁，快滚一边去！”张跃扬说着，一溜小跑跑进教室，告诉同学们饭菜撒了。
这时候那个日本老头扶了翻译一下，摇摇头，摆摆手，说了几句日语，我猜想应该是我没事之类的。而那个翻译面对日本老头一脸关切的神色，仿佛中日关系，中日两国人民的命运此时此刻就掌握在他的手里。闻讯而来的同学们看到这情景，默默地收拾起自己的饭盒，脸上都呈现出愤怒的神色。翻译看到大家的脸色，可能怕激起民变，就忙不迭地搀着日本老头离开了。这时张跃扬对大家说：“我今天没抬好，把大家的饭盒弄撒了，我请大家到校外吃饭！”于是中午带饭的同学跟着他在校外市场里的小饭店里大吃了一顿，最后一算账，总共二百多块钱。在吃饭期间张跃扬出去了一次，我问他干什么去了他只是摇摇头说没事。付账的时候我和几个男生要他和平摊，他拦着，硬是没让。后来我听说他那天是向他在社会上的朋友借的钱，二百多元，等于当时他们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我知道后非要和他平摊那天的饭钱不可，他拦了好半天，最后急了，一瞪眼：哥们，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认为我缺这二百块钱就能饿死？看他说得这么严重，我也就不再坚持了。
当然，那个翻译最后还是找到了学校，把当时的情况添油加醋后告诉了校长，嘱咐校长对张跃扬“多多帮助”。虽然我主动找班主任和教务处主任讲明当时的情况，告诉班主任当时的错不全在张跃扬。但是“为了中日两国人民能够世代友好下去，为了帮助张跃扬同学认识到辱骂外宾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学校还是在一周一次的集会上宣布给张跃扬记大过处分。我总想找个机会安慰一下张跃扬，因为在我当时稚嫩的心灵中，挨一顿老师的批评已经是天大的事情，记大过？简直就是死刑。但我没想到张跃扬毫不在意，当我们说起那个翻译的时候，他一脸鄙视：他？找他爸他妈去吧！我听了哈哈大笑？他总有新鲜的骂人方法向我们展示。
这件事是我和张跃扬关系的转折点。从前我和他的关系最多能用“一般”这个词来形容。他满嘴脏话，生活在铁西的工人住宅区，这样的人，正是我的家长和老师从小一直叮嘱我避免接触的人，因为他们是墨汁，能把周围的人染黑。可我觉得张跃扬身上有种东西在吸引着我，一种包括我在内的绝大部分中国人所缺少的东西。张跃扬则认为我很够义气，在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
后来他告诉我，他对我这种家庭背景的孩子很反感？要么一天到晚垂着个木头脑袋，就知道学习，要么就善于背后打同学的“小报告”，在老师面前说其他同学的坏话，暗地里整人。“幸亏你不是那样的人，否则……呵呵。”他常常对我这样说，脸上又露出那天生坏坏的笑容。
就是由于张跃扬的这种态度，他成了我们班主任的重点教育对象，并且在校教育处了挂了号，本校的教导主任常常找张跃扬到他办公室里去谈心，常常叮嘱他一些要努力学习之类的话。锻人学校一向只招收羊羔？也就是那些所谓的“好学生”，象张跃扬这样的狼崽子，老师们可能是第一次面对。
说过了张跃扬，再来说说潘晓松？他能和我们成为铁哥们，说起来算是缘分。潘晓松生在艺术家庭，他父亲是位画家，在国画界颇有些名气，母亲是美术学院的老师。按理说他应该被分到初903班。但是他生性马虎，报到的那天竟然填错了班级，结果就被分配到了文艺特长班。后来再想改，我们的班主任不愿意放他走？他的加入使我们班有了一点优势，至少不愁学校举办的书法比赛之类的活动派不出人参加了（当年校内各班级之间的竞争那叫一个惨烈，从学习到纪律再到各项活动，各班主任的眼珠子都绿了。有几次我的班主任因为我们班没得到周红旗在全班面前声嘶力竭，如果配上摇滚背景音整个就是一摇滚乐演唱会上的女主唱）。
刚上初中我和潘晓松就走得很近，具体是为什么现在我也说不清楚了，你可以说这是臭味相同，也可以说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缘分。总之那时候我们无话不谈，公开或者私下里分享着各种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资讯，比如周润发继《赌神》后又拍了哪些新的片子，十二位黄金圣斗士中到底谁最厉害，哪个女同学的胸脯开始变大了，男人的xx多长才算及格，等等。
潘晓松人长得白胖，圆脸，戴着副眼镜，用现在流行的词来形容，就是很“CUTE”。从性格上看，潘晓松根本就不象是学美术的人。遇到他之前，在我的脑海中学美术的孩子都是不好动的，能很安静的坐在那里对着个臭鸡蛋或者是裸体女人画上一天的人，但潘晓松不是。他成天嘻嘻哈哈，在学校里不是去逗别人就是被别人逗？初一开学的第一天，他因为在体育课上随便说话，率先领教了体育老师的“摧心掌”，第三天午休的时候班里的几个女生轮流抢他的帽子，逗他玩，被班主任看到，她们得到了上初中以来的第一次严肃批评？这是让我意识到女人会因为男人犯错的第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