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传统的心态与反传统要求的交织。以洪秀全从西方借来基督教的上帝观念为标志，他一开始便亮出了彻底地反对传统的旗帜。如前所述，洪秀全赋予上帝观念以仁慈、平等和公正的含义，从而把中国传统的一切事物都放在上帝观念的法庭上去审视，从而中国自古以来的什么封建皇帝、孔孟佛老、文物典章、四书五经、乃至等级特权、社会风俗、礼义人伦，举凡过去的一切都是与上帝的原则“真道”
相背离的，当然也都理应扫荡以尽，这表现出何等的反传统精神！然而，这种所谓反传统却正是建立在传统的心态之上的。这种传统的心态有两种情况，其一是从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系统里汲取概念，使其输入上帝的观念里，使上帝观念中国化，例如中国传统也讲“帝”、“上帝”，于是洪秀全就讲，中国自古以来就讲“上帝”，所以上帝就不仅是西方的专利品，也是中国的特产。他由此推论，上帝成了万国万民的“大共父”，成为人间惟一真神，这就使基督教与儒家贯通起来。并且，他又将传统的“天”加以发挥，与上帝观念相联系，并进一步将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与之沟通，这样，“天下一家”、“天下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等等本来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因素，便获得了与上帝旨意同调的权威性，从而巧妙地用中国传统将西方上帝观念加以改造，不但起到了反传统的作用，同时又使中国老百姓能够接受，这是传统与反传统交织的成功之处。而它的另一种情况则是从传统农民的心理和利益愿望出发，用实质“平均”
的观念改造西方上帝的平等观念，这样，西方近代文明中立足于经济法律、********之上的平等观，在中国就转化为根基于农业文明的平均观。它虽然曾一度赢得了农民的广泛支持，却给文化选择带来了固有的局限，使太平天国的文化观念囿于农业文明的规范之中。
其次是外在捣焚与内在保留的交织。洪秀全只信上帝不拜偶像，由砸烂孔子牌位起而开始走上新的文化选择道路，这确具有象征意义。这不论从个人的命运追求和他所代表的农民阶级的愿望而言，都颇典型，说明洪秀全等太平天国的英雄们从一开始就有与传统文化偶像势不两立的姿态。他们从上帝观念中获得启发和力量，在长期的与传统文化的殊死搏斗中，可以说是决不留有后路。他们捣毁孔丘偶像，焚烧儒家经典，并且明令，凡保留不焚却要诵读者，一概问罪，的确表现出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勇气和战斗精神。然而，不能忘记的却是，太平天国即使在最激烈的捣毁的焚烧的扫荡中，也仍然身不由己地保留了大量的传统文化的内容。这不仅表现在他们起义前的言论和起义后期的思想里，如起义有什么“颜回好学不二过，非礼四勿励精神”；如起义后期(1861)主张：“天女前降有圣旨云：‘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既蒙真圣主御笔钦定，皆属开卷有益者。士果备而习焉，则焕乎有文，斐然成章。”而在《天父诗》、《幼学诗》中，正统的儒家观念更是比比皆是，例如《幼学诗·妻道条》就写道：“妻道有三从，无违尔夫主，北鸡若习晨，自求家道苦。”如果从太平天国的实践行为中看，这种情况就更为突出，例如从卒伍到天王，在象牙塔式的行政建制中，等级特权依然严重；而在最高统治阶层中，传统的血缘、乡里和裙带关系更是如织如网；不仅太平天国从上到下义愤填膺式地表现出对近代商业的仇恨，而且在他们所规划设计乃至所实施的计划中，整个社会依然处在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模式之中。生活上三宫六院，腐化不堪，政治上推倒皇帝却迎来天王，实际上依然是皇权至上的****主义，如此等等，都一再表现出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尤其到后期，连那种形式上的捣毁焚烧的勇气也都变得微乎其微了。
再次是顺应潮流的愿望与宗教迷狂的交织。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所展示的新时代课题是如何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所以，洪秀全激烈的反传统观念和行为也的确表达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愿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太平天国的地位才获得了不朽的价值。虽然洪秀全这种顺应潮流的愿望是通过借助西方文化的上帝观念而呈现出来的，我们不能仅仅从这种“上帝”观念的借用上去判定洪秀全就是宗教信徒，因为问题十分清楚，洪秀全经过改造了的上帝观念是塞进了许多中国传统与中国农民的文化内容了的，然而问题是，洪秀全从上帝观念开始，确是走上了宗教迷狂，这不仅表现在他与冯云山早期活动创办“拜上帝会”中，更主要的是他们将整个社会从观念到生活再到政治经济都宗教化了。不仅《天朝田亩制度》中对宗教仪式和生活规定得一清二楚，而且在更多的诏书、命令和文件中，也都充斥着宗教烟雾。不可否认，洪秀全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利用了其中的平等思想原则并加以改造，使之成为适合农民胃口的新宗教。这种教义告诉人们，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只有“皇上帝”，天下凡间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一律平等，因此，什么“君臣父子”，什么“孔孟之道”，当然都是歪理邪道，都应在否定排除之列。洪秀全巧妙地利用杜撰出来的这个“皇上帝”的理性法庭，无情地鞭打着传统文化的人格支柱——孔丘及其学说，真是大快人心！他们以自己的创造性思考，反对传统文化，号召人民起来与统治阶级作对，这些顺应历史潮流的举动当然意义非常巨大。但是，宗教毕竟不同于科学真理，它是违背真理和常识的。因此，它在实践中就无法帮助农民建立起真正科学的近代意识形态，从而引导农民乃至整个民族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思想境地。这种顺应潮流与宗教迷狂的交织，直接导致了新的愚昧和荒唐：洪秀全完全醉心于编造“王命给予”的“君权神授”的新理论，甚至当太平天国事业已经频临危亡之际，洪天王依然做着改号更运的迷梦。这种宗教迷狂，影响了起义农民从人们现存的物质关系和政治关系中寻找出路，却使人们顺应潮流的客观愿望陷入无法依托的迷雾之中。
上述传统心态与反传统要求的交织、外在捣焚与内在保留的交织和顺应潮流的愿望与宗教迷狂的交织，的确反映了太平天国文化选择和批判的一般特色。这些交织的特点虽然使太平天国的文化批判对传统文化构成了史无前例的巨大震撼和动摇，以至于被西方人士赞叹为“洵世界得未曾见之奇观，即人类的幻想亦未能形状其伟大”，但是，仰仗宗教迷狂带来的却只能是传统的复归。太平天国整个事业的失败同时也就是这次近代中国首次大幅度文化选择的失败。这种失败的原因固然从更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它还缺乏相应的主客观条件，然而，那种依赖外来宗教形式和力量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选择问题，既脱离了中国的传统，又背离了现实的生活，从而造成了新的文化断裂和隔膜。于是，走向传统的复归便成为必然。
文化的改造与选择，离不开选择主体的文化背景。难以设想，在农业文明中成长起来并且以农业文明为追求目标的文化主体，能够创造出否定农业文明的工业文明意识体系。
所以，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层，是难以完成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文化的历史使命的。我们不能低估太平天国文化批判的历史功绩，同时更不应该忘记这次文化选择留给中国的沉重的历史教训。
“中体西用”的现代反观
苟延残喘的清王朝依靠凶狠无比的湘军联合西方侵华势力，最后扑灭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之后，王朝一度出现了复兴的局面，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所谓的同治中兴。同治中兴给清廷朝野以暂时的鼓舞，使他们恢复了对传统的自信力，但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却又一次地暴露了自身的虚弱。自信力要求清廷光复传统，虚弱却告诫中国必须有致用之术。于是，在19世纪60～90年代，形成以振兴国家为目的的自强运动。这个自强运动的文化学术基础，就是着名的“中体西用”思潮。
19世纪60～90年代，是中国传统走向未来进行文化选择的“中体西用”时期，洋务派的士大夫和官绅们从自强的需要出发，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走完了步履维艰的文化比较和文化选择的路程。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是，这次选择以中兴的豪情始，以甲午之战的惨败终，结果是王朝没有振兴，民族没有强盛，文化选择滞留在巩固传统的目的上，所以它失败了。
但是，洋务运动的文化努力在中国近代史上却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我们无法否认，“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以自己的条件和方式，将中西文化比较及其选择的努力推到了一个新的境地，也许这里边混杂着诸多不自觉的因素，毋宁说是文化演进的规律使然。然而这么一来，洋务时期的文化选择，便以其特定的内容和方式，获得了自己的历史价值与地位，这是任何一位百年后的现代中国人都不应忘记的。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过洋务时期的中西文化比较，当时中国人从观念上普遍地产生了一次新的飞跃。
洋务运动以前，当沉睡的中国人被西方的炮火惊醒以后，人们更多地是对失败的屈辱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朝纲不振的痛恨。即使在早期的文化选择努力中最激进的太平天国，也更多地表现在对以孔孟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捣毁砸烂式的否定上，然而，这种捣毁与砸烂，由于不能提出更新的顺乎潮流的文化观念，它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运动便只是在传统观念的框子里进行。太平天国不明白********方向与变化了的天下大势，它一味地排斥工商业和城市，结果连自己也被历史排斥掉了。太平天国以其身不由己地走向新的封建****主义的事实证明它的文化努力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以容闳为代表的一批新人的成长，看似好像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一线希望，但是一则因为这些人社会根底浅薄，从而他们的主张没有获得足够的社会反响；二则他们从“好坏”
的方式着眼，对中西文化的理解都停留在十分表面的水平上，直观的方法可以帮助人们在认识异域文化时打开一个新的思路，但缺乏深刻的体认却使这种理解难以社会化。总之，在文化选择的进程中，这些努力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是相当有限的。
所以说，在洋务之前，清廷朝野人们的普遍观念依然是中国中心主义的。在这种华夏中心的文化优势感支配下，人们谈到西方，惯用的词汇仍然是什么“蛮貊”、“夷”、“夷狄”、“红毛人”等等。人们不承认有一个西方文化的存在，犹如不承认中国之外还有外部世界一样。
然而通过洋务时期的中西文化比较，人们的普遍意识已经出现了变化。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中国以外还有许多与中国一样有着同样悠久历史的民族国家，有着不同于中国文化的西方文化，所以在当时朝廷内外的奏折、条陈和书信报章上，人们开始称外邦为“西洋”、“泰西”、“西方”、“西学”等等，这可以看作是莫大的变化。而当张之洞等人在自己的着述里不断使用“旧学”、“新学”的概念时，则证明这种变化已经蕴含着些许的时代感了。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臣庶倍感耻辱和忧虑，在痛定思痛的过程中人们开始寻找战败背后的原因，自强与洋务的勃兴本身就是一个明证，它宣告了中国人发自内心的一种醒悟，中国也有不如人处在！或许现代人会责难当时人仅从器物角度理解文化问题的肤浅性，但却无法否认下述的事实：它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次行为——观念上飞跃了。
我们还应看到，洋务时期的文化努力，与文化问题上的顽固派比，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质，它表达了民族意识的初步觉醒，这是具有近现代意义的。
顽固派是与文化问题上的洋务派并世而立的另一文化派别，代表了当时泥古怕变的守旧思潮。在数千年来所未有的中西文化冲突的大变局面前，洋务派人士从危机感中振作起来，要拿西方经世致用的东西来弥补中国文化的缺撼，所以开始提出学习西学的要求和主张，这就与顽固派一贯坚持的“夷夏之大防”的信条格格不入。如果说，洋务人士主张学习西方的态度是一种对世界的新认识的话，那么，顽固派对西方的排斥则表达了对传统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的固执与坚持。因此，洋务派与顽固派在文化问题上的态度是相互对立的。这种情况诚如郑观应所云：
今之命为清流自居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
面对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中国为了自强应该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成为当时人们关注的文化核心，也是社会历史选择的焦点所在。在这个严峻的历史课题面前，洋务派与顽固派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这种不同是多方面的：
顽固派断言，中华之外不可能还有文明，西方不过是“蛮夷”罢了；洋务派则认为，西洋的民族也有自己的文明，所以“西洋”也有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
顽固派说，祖宗成法不能变，否则中国将不成其为中国；洋务人士坚信，不搞洋务中国难以自强，国家难以中兴，外夷难以制驭。
顽固派认为，说外国比中国强就是叛离圣道，大逆不忠；洋务派则认为，不知天下变局就会自取灭亡。
顽固派执着于传统的义理性命和章句小楷；而洋务派人士却坚持了从经世致用出发去为国家民族的强盛而努力学习西方的宗旨。
虽然洋务时期的臣庶更多地着眼于西方的坚船利炮之类的器物文化，但相对于不正视现实的顽固派来说，毕竟要进步得多。郑观应曾举出一个生动的例子，借以说明人们在对待中西文化上的不同态度的是非优劣：“今日之洋务，如君父之有危疾也，为忠臣孝子者，将百计求医而学医乎，抑痛诋医之不可恃，不求不学，誓以身殉，而坐视其死亡乎？然则西学之当讲不当讲，亦可不烦言而解矣。”
在洋务时代，讲洋务与西学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是同义语。
而郑观应通过上述例子，也就生动地表明了顽固派与洋务派在对西洋文化态度上的不同价值判断，同时又表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道德判断。从救亡救国保种目的出发而兴起的洋务时代的文化选择浪潮，无疑显示出国人的一种新的民族观念的觉醒，它虽然不是反清复明一类的带有强烈革命意味的，但它也决不再是中国——华夏——天下之类的泛民族主义或世界中心主义的了。这种意识一如当时人所感受到的变局是亘古所未有一样，它也是历史上这个民族意识里所不曾有过的。
作为文化选择的物质成果，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曾起到了积极的进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