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社会的变革带来了社会的不安****，那么，就应该否定这一变革。
在这一思想支配下，老子提出了他的最高社会理想：
“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80章这是一种没有礼、没有法、没有战争、也没有文化的原始社会。老子认为，这样的社会才是最完满的社会，它无矛盾，不发展，无是非，可以保持“常德”。老子“道”学说全部旨趣在于追求复归，这种“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的幻想，正与“道”的精神相合。
“德”体现在人自身，形成消极遁世、无所作为的人生态度。
在老子眼里，社会的不幸来自于人们有为有欲，而有为有欲就证明人性道德的丢弃，人性道德丧失的原因还因为仁义所致。因此，老子不光谴责社会变革，主张回到原始古代去，而且，还把有为有欲与礼义裹在一起，猛烈抨击：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18章)“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38章)事物总有二重性。人类在文明形态上的每一种进步，都总是伴随着原始道德与纯朴人性的进一步堕落。所以老子主张，对人性最基本的拯救，就是彻底地放弃对智慧、礼义道德和社会物质文明的追求，而回归于原始纯朴无知无欲的人性中去，“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请不要争多论少，应该“报怨以德”；请不必有知有欲，而应该“无为”、“无欲”；请不要计较荣辱得失，而应该“知其白，守其辱”；请不要有所作为，而应该“不敢为天下先”；什么改良进步，什么正确错误，统统是虚假的，不真实的，甚至连自己的肉体都可以忘记。总之，应该“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与世无争，超然脱俗，“专气致柔”，无知无欲，无为不争，如同初生的“婴儿”、“赤子”。
果然如此，真正的人性才算保持住了，也才算符合于“道”和“德”的最高境界。这种人性复归的妙用原来如此啊！
“德”在思维认识领域中形成“静观”、“玄览”的唯理论方法。
人生的目的是要保持“德”和“道”，社会的最高理想也是追求“玄德”、“大道”。那么，在现实社会里，怎么去认识它呢？
在对“德”和“道”的认识追求中，老子区别了“为学”与“为道”的界限。老子认为，“为学者日益”。就是说，对外部世界的学习就会知识越来越多；而这与“为道”
是不同的。“为道者日损”。追求“道”就应该放弃这些知识，“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老子所注重的是“为道”
而不是“为学”。因为在他看来，“为学”，就会增加知识，有知有欲，必然妨害“为道”。因此他主张“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绝学无忧”(19章)。
为要排除“为学”，不受人们对外部事物认识的干扰，老子主张人的内心要保持清静无杂的状态，不受外界事物的侵袭，“守静笃”、“致虚极”。做到了这一点，再进行“玄览”就能认识“道”，把握“道”。可见，老子的“为道”，是一种内省体验的神秘方法。
老子认为，一个人生来就有他的“德”，但由于他受外部知识的干扰，后来就把“德”丧失了。因此，要使人实现“德”，必须使人像方生之初那样，“含德之厚，比于赤子”(55章)，保持无知无欲的混沌柔弱状态。
外部世界有其偶然性和表面性，人的知识应该透过这些表面和偶然，去把握其本质和必然，而不应该在观察认识中带上主观偏见。老子认识到这种偏见的害处，却不能正确处理它。老子从“道”学说的总原则出发，干脆排除对外部的认识，只依靠内省的体察，从而彻底扔掉了感觉经验，把人的认识引向反感觉反经验的唯理论神秘一途。“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47章)。老子的这段着名文字，正表达了他的上述原则。
“道”学说内在结构本身，就具有舍外求内、追求复归的特性，而“道”学说外在化于认识领域，也必然要否定外部直观，只承认内心体验。知是什么？它并不是“道”
的本来面目，不知才是婴儿般的混沌，才符合“道”的本性，“知不知，上，不知知，病”(71章)。不知就是最大的知。这种求知的方法与“道”的逻辑似无不同。
如上文所述，我们看到，“道”外在化为“德”，“德” 又体现在各个具体领域：在社会方面，表现为追求“小国寡民”的无为而治；在人本身上，表现为无欲不争的消极遁世；在人的知识方面，表现为“弃圣绝知”的“静观” “玄览”。社会、人、人的认识三者，作为“德”的三个侧面，其最高境界的实现亦即“玄德”的完成。从而“玄德” 亦即“道”，这从由出发的“德”又复归于“道”本身。
可见，“道”外在化为“德”。进而分散于各个具体领域，“道”并没有万事大吉，撒手不管了。相反，“道”本性始终关注着外在化之后的具体运动，并严格地控制约束着这多样的运动。不是具体事物各行其是，也不是“道”与万物众叛亲离，恰恰相反，它们受母体血液的影响，密切相连，不可分离。它们是统一的。
“道”外在化为“德”，“德”又分散于各个方面，各个具体方面又回归于“德”，“德”又复归于“道”。“道”与“德”不是对立的，分离的，“德”产生于“道”，服从于“道”，又归结为“道”。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严密的逻辑系统。一个多层次的循环运动，如此生生不息，永不休止。老子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本身三者归一地规范在其“道”整体学说中了。
三、是非曲直
一部五千言《道德经》，是一个有机的逻辑结构，是“道”的思辨体系，因而在本质上，实际是一部“道经”。
这个“道”的体系，否认外部世界的意义，因而它归于消极的、保守的、封闭的类型；然而也正是因为它强调否定，对现存事物都从其暂时性方面加以理解，也就具有了积极的意义。这是“道”体系的两重性格。使“道”体系不仅具有纯思辨的兴趣，而且带着伦理化的特色。
老子系统化、理论化而完成的道家学说，所以在中国文化史上居于重要位置，不是如有人所说，“始终是作为儒家的对立的补充物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的”，恰恰相反，道家的存在和发展有其自身理由和社会根源。道家与儒家，也不纯粹是谁补充谁的问题，而是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两大重要派别，互相透渗，互为补充。不是道家去补充儒家从而被儒家改造和吸收吃掉，而是儒、道、佛三家合流归于理学。
宋明以后，理学又多被人称为道学，正说明道家在理学中的地位。
如前所述，“道”的结构是由各方面因素构成，其中每一因素都存在独立繁衍发展的可能。老子死后，果真如此：
荀子在改造先秦哲学中，大量吸收了老子“道法自然”的唯物论因素；庄周则从否定方面出发，把道学引向相对主义；魏晋玄学，集中讨论“有”、“无”、“本”、“末”意义，也是继承了“道”体系的思辨特点；宋明理学把“道”加以抽象化，使其凝窒在“理”中，然而，“复归”作为“道”的最高原则，却始终保存在“道”体系之中，使“道”体系不管在哪些具体方面发生变异，它的母体结构却始终维护了原貌，作为文化史上的一大洪流而溶汇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
事实上，中国哲学思维史的源头上横亘着的儒、墨、道三家，都具有这一特点。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的情况正是如此。只是墨家既缺乏思辨理性，又很少现实态度，陷入非理性的宗教狂热的幻想之中，因而被历史湮没。儒家因为大讲人伦、注重人格、倡导经世致用，因而得到长足发展；“道”体系的内在结构因为偏爱思辨超脱，远离人事，多不被世所用，而与老子的初衷也许相违，道家的发展却是侧重在远比“道”要具体而浅显得多的“德”的学说中。正是民族精神需要思辨的时候，历史却对思辨的“道”体系报以冷漠态度，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的悲剧之一。
“德”学说在历史上的危害，暴露出其本身的缺陷。
“德”学说中的毒素是显然易见的。
历史总是在二律背反中前进。战争一方面调节政治和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却给国家带来灾难，给人民造成不幸；社会制度的变革，一方面打破旧传统，使大多数人得到新利益，另方面却又使一些人备遭苦难。老子只看到灾难和不幸，看不见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他进而反对一切社会革命和历史发展，提出“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极则，主张实行愚民政策，无为而治，使国家、社会、人民都回到原始的蒙昧时代，处在无知无欲的阶段。老子从对社会的不安的同情出发，走向了实质上反对社会前进的非理性的反动说教一途，从而阻碍社会的发展。
长期以来，为了追求清静无为，在理想上政策上形成的“闭关锁国”、自得愚昧、反对进步、反对科学文明、反对技术发明，拒绝接受外来文化的原则，大抵从这里发端，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前进起到了极为有害的作用。尽管老子“小国寡民”的设想因为幻想而没有实行，但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消极保守精神的危害却是非常之大的。即使在社会主义的今天，那种自甘落后、排外情绪、无视科学、“安贫乐道”、绝对平均、反对冒尖、抵触改革等等的情绪和态度，无不与老子这一反动社会思想有关。中国要想跨入世界文明的先进之列，非要下大力剔除这一毒素影响不可。
与社会进步带来社会动荡不安的认识相联系，老子认为人类道德的丧失也是不可容忍的，他把因为社会变革由穷变富的人称为“盗竽”，他不屑于看重人与人的利益争斗，他认为后天的欲望都违背先天的质朴美德，社会的真正满足在于人性道德的复归。因为他反对有欲有为，主张无为无争。
所以在他看来，“有为”不但毫无结果，只能造成人类文明道德的人性的沦丧，因而又主张超然脱俗，不理尘世，以不知为知，以愚顽为乐，以“不为天下先”为保身之法。老子提倡安贫禁欲，主张去掉一切荣辱之念，表现出对人性的自我摧残。
这种消极遁世、无所作为的人生哲学，不是使人敢于正视现实、正视历史、正视进化，而是使人贪生怕死，缩入个体生存的窠窝。这种以个人生存得失作为人生最高价值的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十分自私卑怯的苟生哲学。它泯灭人的志向，销蚀人的锋芒，使人萎靡不振，麻木不仁，自私自保。
在人欲横流的阶级社会里，不是让人们去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而是引诱人们退避三舍、明哲自保。老子这种守柔、守弱、无为无欲不争的消极遁世人生哲学对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心理都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
凡此种种，老子从反对异化、抗议异化出发，由于采取了反科学、非理性的方法，从而归结为虚无主义、消极悲观的出世态度。老子看到人性道德的沦丧，奢望质朴的人性归来，使人安然度生，但是他不知道愚昧、落后、贫困正是反文明、反理性、非人性的，是人类文明史所不容的东西。他把人从一个深渊里唤醒，却又把人推入另一个幽黑的谷底。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老子的“道”体系还有另一方面，即合理的成分。不然，如果仅有坏处，它也不会在历史上经久而不灭了。
这合理成分的存在，取决于“道”体系的二重性格。
例如，他的“无为”思想，固然有阻碍进步一面，但又有使统治者对人民作让步从而给人民产生一点利益的一面。他的消极反异化思想，固然有麻痹人民精神和意志的一面，但又可以被用来作为农民起义反剥削压迫的工具。
虽然，老子“道”体系中所包含的社会思想和人生哲学，是一种反人性、反文明、反理性、反道德的荒谬思想，但是，它却反映了中国历史对于人类异化所发出的第一次抗议之声。老子不满于现实的纷扰不宁，尽管身隐穷乡，然而仍心忧天下，第一个从理论上表示了对人类异化的不满和抗议，这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先秦哲学一个重要特点，即是人在思维里首次发现了自己，体现为人的最初觉醒。这种思想，在孔子哲学里，表现为“仁”；在老子哲学中表现为“德”。从表面看来，孔子主张重视人生、积极入世，而老子则轻视人生、消极出世，好像老子不足取。但是，如果我们把问题放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考察，放在人类异化的漫长过程中去思考。老子思想尽管是从消极方面去发现人，不是更显得深邃一些吗？他所提出的问题不是更具有丰富的内容因而也更具有广泛的意义吗？而且，难道只有积极的东西和乐观的情绪有好作用？
难道只有喜剧才能对历史有益？不！历史绝不这么简单。历史是在悲喜剧中前进的，人生、社会也不仅只是喜剧，恐怕更多的是悲剧，从否定的发展观去看，不正是如此吗？而且，人类何尝只有欢乐喜悦，人类也还有更多的深沉悲壮。
历史上，即使那些积极进取的政治家，何尝没有些许的悲伤之情？三国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诗篇，所以为人民所传诵，恐怕不是与此无关吧。
是的，老子仅只提出了问题，而且他是以自己的朴素的方式提出了问题，与现代的理解似有区别，他也并没有科学地解决问题，正因为这一点，我们否定了他的结论。然而，远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老子竟发现异化，并严重地向人类发出警告，要求反对异化、消灭异化、追求人性复归，与同时代的诸民族比，不是显得汉民族更深刻一些吗？
今天的地球上，异化问题之所以能引起哲学界、经济学界乃至社会学、人类学界的广泛注意，一方面说明我们处在异化的社会，必须正视异化；另方面也说明异化给人类所带来的不幸的严重性。我们必须对其进行积极扬弃，从而消灭异化，这是人类的共同使命。假若我们从这里再去思考老子，不是更应该追记他的首次提出问题的历史功绩吗？
截至目前，按照我们通常理解，异化现象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只在人类社会中发生、发展和消亡，然而，老子“道”体系却把异化描述得似乎更广泛一些。从“道”中分离出外在物“德”，“德”又表现社会、人和人的思维中的具体的“德”，而“德”的进一步发展又回归于“道”自身。老子在这里，似乎把“道”称为异化的主体，这是否科学，是否能成立，笔者不敢妄言。但是，在这里，老子把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而且，人类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最终又必然要回到自然界中去。老子站在更为广阔的视野里，去思考问题，去认识和把握世界，不是十分伟大而深刻的思维吗？
在老子的眼里，宇宙、自然界、世界被描述成一个有机的无限运动的过程，人类社会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宇宙就是“道”的总结构，人类社会是“德”的体系，“德”服从于“道”，人类服从于宇宙。这样看，老子思想的意义不是比儒、法、墨、各名家更深远一些吗？
老子思想是否完全如此，这里的分析仍处在推论的阶段，有些还属于假设。但是，只要细心品味老子的整体思想，谁又能说就完全不包含这层意思！
四、结语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讲到“哲学研究的精神需要在历史上的起始”的论题时曾精辟而深刻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