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它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传统教育。它强调了中学的“经世致用”成分，斥传统教育完全违背了这一精神，所习者都是浅陋之讲章，腐败之时文。尤其是在八股取士制度下，“所解者，高头讲章之理；所读者，坊选程墨之文。于本经之义，先儒之说，概乎未有所知。近今数十年，文体日益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俱亡之。”它的直接后果，“故人才益乏，无能为国家扶危御侮者。”因此，张之洞主张变革科举，废除八股，小楷之类，把西学作为必考科目，放置中场，把四书五经放置末场，实行“三场分试，随场而去之法”，使不通西学者无由登进。他批判了传统教育不重视科技教育的传统观念。他认为：“谓儒不能知农工商之所知，此末也科目章句之儒耳。”因而主张农、工、商、路、矿、兵等行行设学。
这些主张对批判传统教育都具有一定的深度。
第二，它强调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张之洞肯定了科技知识是救时富强之实政，从而提出了“国家之兴亡，亦存乎士而已矣”的命题。他看到了“士以导农工商兵，士不智，农工商兵不得而智也。”这一事实，从而把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这在早期洋务派里还是没有的。
第三，它扩大了学习西学的范围。早期洋务派仅把西学限于西文和西艺两类，张之洞则增加了西史和西政。西政的内容有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项。虽然这里所说的西政不是指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但却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军事、商业、文化等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和措施，这就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承认了西学的先进。张之洞还进一步指出：“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因而主张在大中学堂“先政而后艺”，他认为：“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这里已经反映了张之洞同意在不改变封建政体的前提下做一点微弱的政治改革。因而他同意变法，他强调救时必自变法始，“不变其法，不能变器。”这些思想，都大大超过了早期洋务派的思想，表明了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第四，它主张在更大规模上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教育制度。除了前面提到的要在农、工、商、兵、路、矿行行说学的主张外，张之洞认为普通教育要大力发展。他认为，一是要在省、府、县层层设学，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的全国教育网；二是要分班分级，确立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几个层次，做到“所读有定书，所习有定事，所知有定理，日课有定程，学成有定期”。这是对洋务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顺应了当时要求建立学制的时代潮流。此外，他要求扩大派遣留学生和考察团的规模，并广译西书，创办报纸，广泛宣传西方文明。这些主张对新教育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张之洞的《劝学篇》是一本集新与旧、先进与落后于一体的着作。它独尊儒学，固守封建礼教，否定民主民权，这是其落后保守的一面；它高度重视教育，大力提倡新学，积极鼓吹开风气，则又是其开明进步的一面。这种矛盾的现象反映了时代的新旧交替和错综复杂，也反映了洋务派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前进与落伍。因而，贯穿于《劝学篇》中的或瑕或瑜都具有历史意义。
(五)“中体西用”思想的演变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不是由张之洞首先提出的。它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鸦片战争时期便已经出现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
的主张已经道出了“西学为用”的思想，而1861年冯桂芬在《校庐抗议》中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两句话，进一步发展了魏源的思想，勾勒出了“中体西用”的基本框架。其后的人们，不论是洋务派，还是早期改良主义者，甚至资产阶级维新派，为引进西学，都对这一思想继续进行了探讨、阐述和发展。70年代，薛福成提出：“今诚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80年代，王韬提出：“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可矣。”90年代，郑观应提出：“中学其体也，西学为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由此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先是停留在对中学西学作用的直观表述，进而逐步试图将这一认识纳入哲学范畴，以便从哲学高度来认识中西文化。这一演进反映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最早表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概念的是沈寿康。他在1896年4月的《匡时策》一文中说：“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年8月，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说：“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这些言论表明了近代中国人对中学西学关系的认识已基本趋于一致，用体用关系来涵盖这两者作用已基本为社会所接受。
1898年5月，张之洞完成《劝学篇》。他站在洋务派的立场上，对“中体西用”思想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和论证。《劝学篇》始终以“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以“保名教”“杜危言”为己任，强调讲西学必须先以中学固其根柢，否则“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从而使“中体西用”的时代特色和阶级特色最终明朗化而被确定下来。如果说，这之前的“中体西用”思潮的侧重点在于为引进西学鸣锣开道，那么，至此，“中体西用”思潮已经成为清朝统治者反对中国资本主义化的理论武器了。
“中体西用”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流行，表现了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矛盾态度而对西方文化所作出的选择。从理论上看，这个口号是经不起推敲的。体与用本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其基本含义有二：一是指本体及其作用、功能、属性；一是指本体与现象。在中国古代，体用范畴的运用极其广泛，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体用观的含义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体与用都是统一在中国封建经济政治体制的基础之上。体为精神之主导，用为应事之方术。体与用是统一的。一方面由体达用，在根本原则的指导下举而措之天下，经世宰物，利济群生；另一方面用不能离开体。但是到了近代，传统文化的体用观衍变为中体西用论，由一种文化内部区分体用之学发展到两种文化之间讲体用关系，情况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洋务派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西方的物质文明，而坚持认为中国的精神文明远远高于西方的精神文明。因而力图“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使体用的涵义已经变成了一种常识所谓的本末或主辅的关系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体西用论割裂了体用的统一。事实上，在近代中国，西学之用常常遇到中体的障碍而举步维艰。反过来，西学之用的深入又逐步危及到中体的稳固。这两方面在洋务教育进程中都有许多明证。这些事实都证明了中体西用论的幼稚乃到荒谬。洋务派之所以要接受这一思潮并最终紧紧抓住这一口号，是因为这个口号表现出了过分夸张的民族优越感的心理。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势下，这一口号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封建士大夫的这一心理需要。而且，这一口号所采取的折衷主义形式，实际上是以消极的态度来运应世界历史变化的潮流。这对于处在江河日下情势中的封建士大夫也不失为一种强心剂。因而从总体讲，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口号，是阻碍中国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化这一历史进程的。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中体西用论的幼稚而一概否定它的历史正当性。在封建旧文化根深蒂固的封建时代，整个民族意识浸染在愚昧落后和妄自尊大的文化氛围中，如果没有维护“中体”的名义，要引进西学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把西学置于中体的轨道上，使它有个进身之阶和用武之地，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事实上，中国近代化正是在“中体西用”的旗帜下迈开第一步的。中体西用思潮的流行，给封闭僵化的封建文化打开了一个缺口，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争得了一定的合法地位，从而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注入了新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这在当时确实起了开风气的进步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中体西用论是中国近代化第一阶段的思想旗帜。它的历史地位是不能抹杀的。
当然，中体西用论的历史进步作用毕竟是有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西学认识的加深，中体西用论的保守性质和其自身的矛盾就日益显现出来了。尤其是当新的阶级和新的社会思潮开始对封建主义进行更猛烈的批判时，它就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
(六)中体西用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中体西用思想作为洋务教育的指导方针，它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是双重的。它既有推动近代教育改革的积极面，也有阻挠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过渡的消极面。但是从教育发展的进程看，它的积极面是主要的。
首先，它催发了新式教育的产生。历史证明，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起步是在中体西用思潮影响下开始的。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新式学堂的创办，留学教育的开拓，乃至科举制度受到冲击，都是在这一思潮影响下发生的。这些现象，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的传统教育格局。
其次，随着西学的传入，西方教育制度也被介绍到中国来了。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在1873年出版了他的《德国学校论略》和《泰西学校论略》，介绍了西方特别是德国的教育制度。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受清朝总理衙门委托，于1883年完成了欧美日本教育制度的报告。
李提摩太写的《七国新学备要》及林乐知写的《文学兴国策》在当时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些介绍对清末教育制度的改革启发很大。
第三，中体西用思潮的扩展，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教育的价值观，逐步改变了封建士大夫对新式教育的看法。当初中体西用论刚出台，它所遭到的攻击是有灭顶之虞的，一所京师同文馆几乎扼杀在摇篮之中。而几十年后，这一局面却有了根本的改观。20世纪初叶颁布新的学制，就基本上没有遇上多大的阻力了。这说明整个社会对新式教育已基本能够接受了。
第四，中体西用思潮对清末教育的消极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中体西用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无论如何也要固守中体。这一原则从教育制度和教育宗旨两方面阻碍了近代的教育改革。从制度上看，洋务派在初创洋务教育的三十几年中，不敢根本触动传统教育体制。
从而使洋务教育受到封建教育制度的严重阻碍。例如，在办学上，洋务教育只创办了为数极少的大学堂，而不抓基础教育，造成学生来源枯竭，人才培养严重不足。在管理上，派遣封建官僚充任学校提调，使新式学堂受制于封建官学的管理方法之下。在选才上，主要依靠科举制度，造成新式学堂毕业生无进身之阶。因此，洋务教育发展极其缓慢的深层原因，正是中体西用思潮的影响所致。至于教育宗旨上的影响则更为深刻。可以说，清末新学制就是中体西用思潮的产物，从而使清末新式学堂笼罩着浓厚的封建色彩。《秦定学堂章程》规定：“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1906年，清朝学部又颁定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这两个文件，都是中体西用思想的具体化。它使清末新式教育一直受到了忠君尊孔读经的封建信条的支配，使清末的任何教育改革都不能摆脱传统教育的阴影，使清末的任何教育改革成果都只能达到以新卫旧、以西补中的目的，而不能真正完成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