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场论争是围绕着是否应变通科举而展开。从1874年至1888年，前后相沿十几年。洋务派变通科举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以章句云与施于洋务，隔膜太甚”，“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弄人才之道”，造成“所用非所学”。因此，在“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的情况下，另开辟一科以选拔洋务人才。这一主张较之推行科技教育，对触动传统价值观念又更深入一层。自古以来为儒者不屑一顾的工匠之事，不仅列为官学的教学内容，而且还要列为科举的正式科目，使那些从事雕虫小技之人也能与儒者同列，获得正途出身，这对顽固派来说更是接受不了。因而洋务派的这个建议屡奏不准。于凌辰认为：“人才是今日作事根本，如李鸿章、丁日昌讲求洋学，实愈加败坏，尚何人才可言？”大理寺少卿王家璧认为：
李鸿章以我朝取士，惟以章句弓马所学非所用，无以御敌，遂议变科目以洋学。臣惟本朝以弓马开基，文德武功，远轶前代。枪炮固可兼习，本业岂可全忘？
徐致祥则害怕此例一开，将有一发而不可收拾之虞，因而反对开设艺科，以防其微渐。这一论争以1888年乡试增设算学科而告结束。
第三场争论是围绕着留学教育而展开的。这一场论争似乎不如前两场那么针锋相对，但顽固派的破坏终于使留美教育半途而废，足可见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前两场论争。据容闳的《西学东渐记》载：
早在留学生赴美之前，丁日昌推荐了刑部主事陈兰彬协助容闳率队赴美。丁日昌对容闳说：
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竟事败于垂成。故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
但丁日昌没料到，陈兰彬本身就是极力破坏留学教育者。留学生到达美国后，陈兰彬对留学生横竖看不顺眼，事事阻挠反对，与容闳“时有龃龉”。甚至留学生好为种种健身运动，跳掷驰骋，在陈兰彬看来也为不正当。尤其是陈兰彬推荐吴子登接任留学生监督后，陈、吴二人更是加快了破坏留学教育的步子。吴子登亦属于顽固派，其视中国学生留学外洋为离经叛道之举。他赴任美国后，对留学教育处处吹毛求疵，苛求其短，并捏造种种谣言，密通消息于北京。据李鸿章说：“迩年以来，颇有议纯甫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者。
鸿章曾寓书诫勉，不啻至再至三。”纯甫即容闳。李鸿章之所以要再三诫勉容闳，就是因为吴子登在中学西学这一要害问题上告了容闳的刁状。第一批留美学生容尚谦后来回忆说：“吴子登存心破坏出洋局，捏造出种种不利于出洋局的事实，欺蒙政府。据他报告，留学生都已美国化，都已忘却了祖国，这种人如容其毕业，则将来不但不能为祖国出力，而且有大害于国家，并称容博士实是在暗地故意纵容他们。”
温秉忠也在回忆中说：“当时有两位‘委员’，其中一位翰林(即吴子登)，深感幼童因环境蜕变之速，且正方兴未艾，他们将成为‘美化’之人，不复为卑恭之大清顺民矣！他上奏朝廷，如不迅速行动，幼童均将成为‘洋鬼’矣。皇帝照准其请，立刻下令全体幼童即日撤局回华。”第三场论争亦就以此而告结束。
2.论争观点的分析
将三场论争中双方观点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洋务派和顽固派在教育观点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两个方面。
兹分述如下。
(1)关于教学内容的论争
洋务派开设新式学堂，传授西文和西艺，首先从教学内容上开始了对传统教育的改革。这一做法在顽固派看来，至少有两个方面悖逆了传统：第一是违背了“道本器末”的原则，第二是违背了“用夏变夷”的原则。
道者，即古人所谓形而上者也。通俗地讲，就是封建统治之道。
它是由儒家经典阐发并经历代封建士大夫逐步完善的礼乐刑政及纲常名教。器者，即古人所谓形而下者也，具体讲就是技艺及器具。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器是不受重视的。儒家和法家虽不否定社会需要工艺技巧，但鄙视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道家则索性把工艺技巧看成是社会祸乱的隐患，“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所以自古以来，封建社会奉道为本，视器为末。“奇技淫巧”成为封建士大夫鄙视技艺的基本观点。因而，当洋务派公然奉自然科学知识为教育内容，顽固派的愤怒便可想而知了。杨廷熙在要求撤销同文馆的奏折中讲得十分明白：
“自来奇技淫巧，衰世所为，杂霸欢虞，圣明无补。”所以自古圣贤就“未闻令庠序学技习工师之事”。假如“事事委诸气数，而或息其忠孝节义之习。学之不精，则逆理违天，道听途说，必开天下奇邪诳惑之端，为世道人心风俗之害。”倭仁也认为：“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去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王家璧讲得更干脆：“今欲弃经史章句之学，而尽趋向洋学，试问电学、算学、化学、技艺学，果足以御敌乎？”
更令顽固派气愤的是，洋务派所倡导的技艺之学，又全是西人之所为，这就根本触犯了“夷夏之大防”的古训。于凌辰说：“是古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倭仁说：“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杨延熙认为：“历代之言天文者中国为精，言数学者中国为最，言方技艺术者中国为备。如浑天仪，乾凿度、太玄、洞极、潜虚、星纪、九章、三率、周髀、皇极诸书，相继而起，恐西学之轮船机器未必有如此幽深微妙矣。”因而有什么理由“自卑尊人，舍中国而师夷狄？”很显然，顽固派所担心的是传统教育的格局一旦破坏，中国的圣教和封建传统文化就必然受到冲击威胁，甚至会带来“用夷变夏”的危险。
应该说：洋务派兴办洋务的初衷，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会因此而受到冲击和挑战。按他们的本意，近代中国的落后，并不是因为本身的社会制度有什么不好，更不是因为中国的纲常名教有什么缺陷，而仅仅是由于器具技艺的落后。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他们认为适当“变通成法”，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科技成果，是求得清朝统治“强”和“富”的根本之途。因此，他们针对顽固派的诘难，据理反驳，其主张大致如下。
第一，他们认为，要救亡图存，教育必须讲求实效，以应时务之急。李鸿章主持的上海广方言馆的课程章程中写道：“今日士大夫之通患，莫大乎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毕生竭虑殚精，汲汲以求工于帖括，及至筮仕之日，则茫然罔有依据，盖学不求其实用，究不知所学何事也。兹建设广方言馆，苦心经营，立教之本意，无非储真才以收实效。”他们通过对比中西教育，看到了中国教育的缺陷在于“务虚”。左宗棠认为：“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这就肯定了西方教育的可取之处。两广总督张树声也认为：
泰西之学銿精锐思，独辟户鋛，然究其本旨，不过相求以实际，而不相骛于虚文。格物致知，中国求诸理，西人求诸事；考工利用，中国委诸匠，西人出诸儒。故今日之西学，当使人人晓然于斯世需用之事，皆儒者当勉之学，不以学生步鄙夷不屑之意，不使庸流居通晓洋务之名，则人才之兴，庶有日矣。
这就在比较深的程度上认识到了讲求西学的必要性。洋务派看到，中学务虚，西学务实。务虚者败，务实者胜。所以“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讲求实际而已。”
第二，他们认为师事洋人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策，并非终用洋人。奕说：“近年臣等与各疆臣悉心讲求，仍无所获，往返函商，不得以议奏招考天文算学，请用洋人，原欲窥其长短以收知彼知此之效。”待将来人才长成，便可自相授受。况且，“雇觅洋人不过与之讲究其法，并奏明不修弟子之礼。”所以绝对不是主张“用夷变夏”。
从洋务派的这些主张看，他们对“道本器末”“用夏变夷”的原则并不持怀疑或反对立场。与顽固派所不同的地方，是他们认为在落后挨打的现实面前，适当学习引进西文的科学技术为我所用，以保持中国固有的伦常名教，是变器不变道，变末不变本。这样才可以真正防止“用夷变夏”。
(2)关于人才培养目标的论争
教育内容的改革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的目标。这也是顽固派激烈反对洋务教育的一个方面。在顽固派看来，洋务教育以西学育人，必将破坏“重义轻利”的传统育才方针，驱使学子埋首机巧之事，滋生利欲之心，最终丧尽忠孝节义之气节。依传统教育观，君子必是“重义轻利”之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自古以来就成为区分劳力者与劳心者的重要标准。顽固派正是依恃这一观点，攻击洋务派的人才目标严重背离了传统。张盛藻认为：“臣民之强则稚气节一端耳。朝廷能养民之气节，是以遇有灾患之来，天下臣民莫不同仇敌忾，赴汤蹈火而不辞，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皆数百年深仁厚泽的尧、舜、孔、孟之道为教育有以培养之也。”所以，“臣愚以为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
如果令人才去学习这些技艺，必使其“重名利而轻气节”。倭仁则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所以，“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谋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而奉夷人学末艺，“所成就者不过是术数之士”。靠这些人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杨廷熙则说得更直接：“假如令学子师事仇敌，而忠义之气自此消矣，廉耻之道自以丧矣，机械变作之行自此起矣。”王家璧更是直言不讳：
以章句取士，正崇重尧舜周孔之道，欲人诵经史，明大义，以敦君臣父子之伦也。人若不明大义，虽机警多智，可以富国强兵，或恐不利社稷。
所以他坚持一点：“慎重科目以养明大义之人才，毋令佥壬之徒巧为尝试。”
顽固派的这些攻击，对洋务派来说，确实有点“冤枉”。洋务派所期望的人才，并不如顽固派所攻击的那样，只是能于机巧的工匠之才，更不是丧尽“忠义之气”“廉耻之道”的名利之徒。天文算学馆创办之初，洋务派刻意从科甲正途出身的人员中挑选学生，就表明洋务人才首先就必须是忠实的封建卫道士。用洋务派的话说，这些学生“皆先由读书明理考校出身，其心地必皆可信”。奕在反驳倭仁时反问道：“试问所为卧薪尝胆者，姑为其名乎？抑将求其实乎？如谓当求其实，试问当求之愚贱之人乎？抑当求之士大夫乎？此臣衙门所以有招考正途之请也。”也就是说，洋务派认为，担当救亡大任的，应该是心地可信的士大夫，而不应该是从事工艺的愚贱之人。
但是，这些士大夫必须要有真才实学。而要讲求实学，就必须学习西学。洋务派认为，假如如顽固派所宣称的那样，“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潘衍桐对此讲得十分明白：“近世士大夫操守廉洁，材略开敏者尚不乏人，所难者边才耳。夫边才莫要于知兵，而知兵莫先于利器。自泰西各国专以船坚炮利为长雄，于是谈兵者，苟炮不利，船不坚，虽韩、白之才亦不能折冲御侮。”
洋务教育的这场论争，是中西文化，新旧文化的斗争在教育上的反映。论争的双方都属于封建统治阶级成员，因而其论争程度虽然激烈，但并没有形成新文化对旧文化的讨伐力量。相反，比较双方实力，倒显得顽固派理论基础雄厚，处处显露出咄咄逼人的锋芒。而洋务派在理论上明显处于劣势，他们仅有招架之功，其还手之力则十分单薄和微弱。这是因为洋务派并不是新生阶级的代表。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从西方资产阶级那儿去寻求理论武器。加之中国近代化的实践也才刚刚起步，还不可能提供促进新文化蓬勃发展的土壤和环境。因此，洋务派只能从封建理论武器中去翻造武器。它既不可能对封建文化作出有力的批判，也不可能对西方文化作出自觉的选择。
正如顽固派所讥讽的：“导之以甚可耻之事，而日尔之礼义廉耻其守而勿失，此必不能之势也。”
从洋务教育的这场论争看，传统教育的根基是十分深厚的。它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历经数千年的稳定凝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化惰性。顽固派正是仰仗于这一惰性，挥舞着“祖宗成法”的旗帜，攻击着洋务教育的倒行逆施。他们引经据典，强调有史以来就“未闻天官六属俱习考工之事”和“未闻令库序学校习工师之事”，尤其是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列祖列宗之教泽在人，耻为夷人之心犹十居八九耳。今以重洋人机器之故，不能不以是为学问，为人才，无论教必不力，学必不精，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其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急哉？
洋务派不能根本摆脱这一传统观念。他们只能抓住魏源的师夷与制夷的这面旗帜，只能从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中受点启示，力图在体与用的关系上作点新鲜文章，所以整个理论显得软弱无力。但是，洋务派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在变化的形势面前，主张“学贵适用，事贵因时”，反对墨守常规，因循积习，从而在中国近代进程中迈出了第一步。洋务派也讲“耻”。他们认为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苦人。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是安于不如而终不学，安望雪耻！因而他们要求不拘成法，稍作变通，以教育的某些变革来适应社会的发展。他们在落后挨打的现实面前，已萌发出“即日夜图维，业已不及”的危机感，深感过去安于不知，已使江河日下。如今设法求知，又复众论文攻，油然而起一种“一误何堪再误”的紧迫感，因而下定了“臣等竭虑殚思但期可以收效，虽冒天下之大不韪，亦所不辞”的决心。这正是他们呼喊出“自强”之音的力量所在，也是他们比顽固派更具历史进步意义的所在。有人对此作了这样的评价：“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区别并不在于他们对封建制度的热爱程度，而是在于是否具有历史感。顽固派代表了文化的惰性，他们把文化的凝固看得比民族的生存更重要，因而放弃了历史选择的机会。洋务派意识到危机。在‘臣等竭虑殚思，但期可以收效，虽冒天下之大不韪，亦所不辞’，完全是无可奈何的，绝非喜欢变革，而是不改不行。违背自己的好恶去承认现实，这就是历史感。”这个评价是十分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