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老师有一个学生拿着一篇散文习作问他写得如何，老师看了后说：“有才气、有激情，是一篇不错的文章。”其实，那篇所谓的散文里不过是堆砌了一些华丽词澡，空洞无物。但在这位老师的谎言鼓励下，他很有可能一直坚持课余时间写作，而且发表小说也不是没有可能。
教育学家通过研究表明，教师如果善用美好的谎言鼓励学生，学生则会树立信心，并且真正有所进步。
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试验：
把能力相等的初一年级学生分成三个小组，第一组经常给予表扬与称赞；第二组，经常给以责备和批评；第三组，既不给以表扬和称赞，也不给以责备和批评。
给三个组以相同的难度的数学练习题做，这个实验连做了一个星期，得出的结论是：第一组学生的成绩在不断上升；第二组学生一开始有进步，中途就停滞不前了，学习效果不好；第三组学生前三天成绩上升，以后成绩变得直线下降。可见能使学生实力倍增的谎言格外受到欢迎。
大学教授们经常要给自己的学生写推荐信，这些推荐信可能是用来向国外学校申请奖学金，可能是用来到人才市场上参与激烈的职业竞争。如果学生的确是顶尖的人才，那便不必多说，照实写来就是了。倘若教授诚恳的指出该学生不是出类拔萃的顶尖人物，通常接受推荐的一方就可能理解为该学生是个差劲的学生。如果这样做，他可能伤害这个学生，使其失去深造的机会或难以找到工作，甚至对其一生的命运都会产生不良后果。所以，教授们提笔写推荐信的时候，必定在其中夸大学生的成绩和能力。你可以认为这是在撒谎，但这样的谎是一定要撒的。
还有一类谎言是人际交往中必须说的奉承话，这些话里大都是水份，甚至有的空话连篇，听着那些千篇一律的空话套话，虽然心里并不一定十分愉快，但人类缺少这些空话与谎话，人际交往也就无法继续了。
有这么一个故事：
王员外家添了个孙子，在满月酒的那天，来了许多贺的宾客，大家都看着孩子在有意无意的闲谈。
李秀才说：“令孙将来一定福寿双全、飞黄腾达、富贵荣华光宗耀祖！”
罗秀才说：“人都是一样的，这孩子将来也会长大、变老死去！”
李秀才受到热烈的欢迎，待为上宾，而罗秀才则受到客人的鄙视、主人的忌恨与冷遇。
难道罗秀才说的不是实话吗？当然是实话，可是实话是难听的。相反，李秀才说的极有可能是假话，一个人“福寿双全”是很难的，但就是假话讨得了主人的欢心，因为主人正是这么期望的。
生活本身常常是平淡无奇的，天上掉馅饼的事总是少的，而灾难的厄运倒是常常不知不觉地走过来。人类本身的天性全是向往美好的、喜欢富有刺激、带有浪漫色彩的生活。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从实道来，世界上有些事也许就成为没有意思的事了。所以，不少人爱听谎言胜过爱听真理。
礼貌语言和奉承话给人们的幻想与虚荣心带来极大的满足，使人从困境与艰难中摆脱出来。它让人觉得自己在别人的生活中是受到尊重与重视的，因此它在生活中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卢梭在《忏悔录》中说：“我从没有说谎的兴趣，可是，我常常不得不羞愧地说些谎话，以便使自己从不同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有时为了维持交谈，我迟钝的思维、干枯的话题迫使我虚构以便有话可说。”
林语堂先生也曾说过：“什么是中国人的教养？我一直苦苦思索，由是发现了以下三点：一、说谎……；二、具有像绅士那样说谎的能力；三、以幽默感理解自己心境的干静，并且对地球上的任何事物都不过于热衷。”
人，总是要面对生活的。生活中，真实是重要的，真诚更加重要，这对人生、对社会无疑是有更大价值的。然而，我们所处的社会是纷繁复杂的，大家都是凡人，都期望能出人头地，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欲望和念头，不加选择、不分对象、不分场合把什么都和盘托出，那在社会上有可能一天也混不下去。
46、舌头往回收，说话莫揭短
舌头是无下最软的东西，可以婉转出无数圈，舌头也是天下最尖硬的东西，可以碰伤最硬的心，关键是人如何利用。
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没有一个人愿意让别人攻击自己的短处。若不问青红皂白，一味地说对方的短处，很容易引发唇枪舌剑，到最后落得个两败俱伤。
涅伊兹韦斯内是前苏联著名的非现实主义艺术派的雕塑家。他的作品具有一种超现实的意识，一般人很难接受。60年代，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其原因是他痛恨一些他不喜欢的艺术家们的风格流派，对非现实主义艺术尤其痛恨。为了缓和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1962年6月，他邀请了一大批著名的作家、画家、雕塑家和记者到列宁山上的宾馆聚餐。宾主在愉快的气氛中酒足饭饱之后，主人开始高谈艺术，越谈越激烈，最后开始骂起人来。他在众宾客面前极不客气地指责涅伊兹韦斯内：“你的艺术像什么？”他搜索枯肠，寻找尖锐的比喻，“对！就像你钻进厕所的便桶，从那里向上张望，恰好看见一个上厕所的人躯体的一部分。这就是你的立场，你的艺术”。他对自己的这番言论深表得意，而涅伊兹韦斯内和其他艺术家个个瞠目结舌。接着他又进攻说：“你的姓名也很奇特——涅伊兹韦斯内(意为无名氏)！你怎么会给自己取这么个鬼笔名呢？哼！无名氏？我们就是要搞清楚你的姓氏和你的一切！”雕塑家回答说：“这不是笔名，我就姓这个姓。”赫鲁晓夫勃然大怒道：“这叫什么姓？哪有这个姓的？”雕塑家不知所措，其他客人也都默然，到最后弄得宴会不欢而散。
人们感到惊讶的是，赫鲁晓夫去世以后，赫氏家族又请求这位著名雕塑家——恩斯特？涅伊兹韦斯内为赫鲁晓夫雕刻墓碑。于是，在莫斯科的新圣母公墓中，赫鲁晓夫的墓碑独树一帜，十分醒目：半块墨黑的大理石和半块白色大理石镶成了一个对比鲜明的框架，正中是墓主人的头像，对此人们无不称赞雕塑家的绝妙构思。
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公众的场合，这样出言不逊、侮辱别人的人格，实在是交际中的重大失误。交际行为，说到底是一种社会行为，人们在实施这种行为时，往往都带有一定的目标性，通过交际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愿望，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并获得各个方面的知识，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赫鲁晓夫把艺术家们召集在一起招待他们，其目的也是想缓和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气氛，增进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明智的做法还是谈一些艺术家们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比较好，而不是展开文艺批评，不料，他却控制不住自己，对雕塑家发起难来。退一步说，如果有理有据的令人信服的文艺批评也还说得过去，而赫氏却是采用一种简单而粗暴的方式来否定非现实主义艺术，不是用缜密的逻辑推理来说服别人，而是滥用一个抽象的、审美趣味很低的比喻来予以丑化，毫无学术论争的气息，有的只是无礼粗暴和侮辱，人们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以势压人，强词夺理，这根本不足以让人信服。如果真是文艺批评，学术争论，到这里也可以止住了。谁知赫氏又丧心病狂地指责起雕塑家的名字来，真是莫名其妙，着实让人觉得不可理喻，侮辱人格的味道越来越浓。这样一来，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形象，给人一种没有教养、粗暴无礼的印象。另外，作为一个受到社会好评的雕塑家涅伊兹韦斯内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到这样的粗暴无礼的对待，深深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使得雕塑家长期精神不振，后来涅伊兹韦斯内自己也说：“他当众侮辱我，使我在几年之内心情都很郁闷。”本来是宾主欢聚一堂，结果使得众多的艺术家怏怏不快，宴会不欢而散，而主人想与艺术家们沟通交流的初衷也就化为乌有了。而这令人不寒而栗的一幕会令艺术家们久久难以忘怀，产生远久的负效应。
可见，当众侮辱别人是交际中的大忌，是人际交往的毒瘤。俗话说：“不能当面打人巴掌。”如果真有什么意见需要交换的，可以采取恰当的方式，或选一个适当的场合。这是应酬的技巧，也是获得友谊的技巧。因为人总是有自尊心的，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自尊心更强，人们非常在乎社会对他的客观评价。在面对面交往中，友好的微笑能扑灭对方心目中的怒火，粗暴的吼叫能激怒一个脾气十分温和的人。所以粗暴无礼不但不能说服对方，反而会激起对方更大的反抗与不满，使人疏远，减少合作力量。另外还要有一点宽容之心，不要以己律人，把别人的观点、做法看得一无是处，希望别人都和自己一样，实际上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人生在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若以己之长，较人之短，则会目中无人，这样一来，你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肯定不会好到哪里去。
因此，在交谈的过程中，一定要讲究艺术。同样的意思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一味地揭短，并伴之以傲慢的态度，并不能体现你的优越感，反而会暴露你缺乏修养。
47、话中有话透精明
人的精明多表现在置之死地而后生，语入绝境处又逢春。
1956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揭露、批评了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等一系列错误，引起苏联人及全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响。大家议论纷纷。
由于赫鲁晓夫曾经是斯大林非常信任和器重的人，很多苏联人都怀有疑问：既然你早就认识到了斯大林的错误，那么你为什么早先从来没有提出过不同意见？你当时干什么去了？你有没有参与这些错误行动。
有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再次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这时，有人从听众席上递来一张条子。赫鲁晓夫打开一看，上面写着：“那时候你在哪里？”
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赫鲁晓夫很难做出回答。但他又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更无法隐瞒这个条子，这样会使他失去威信，让人觉得他没有勇气面对现实。他也知道，许多人有着同样的问题。更何况，这会儿台下成千双眼睛已盯着他手里的那张纸，等着他念出来。
赫鲁晓夫沉思了片刻，拿起条子，通过扩音器大声念了一遍条子的内容。然后望着台下，大声喊到：
“谁写的这张条子，请你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走上台。”
没有人站起来，所有的人心怦怦地跳，不知赫鲁晓夫要干什么。写条的人更是忐忑不安，心里后悔刚才的举动，想着一旦被查出来会有什么结局。
赫鲁晓夫又重复了一遍他的话，请写条的人站出来。
全场仍死一般的沉寂，大家都等着赫鲁晓夫的爆发。
几分钟过去了，赫鲁晓夫平静地说：“好吧，我告诉你，我当时就坐在你现在的那个地方。”
面对着当众提出的尖锐问题，赫鲁晓夫不能不讲真话。但是，如果他直接承认：“当时我没有胆量批评斯大林”，势必会大大伤了自己面子，也不合一个有权威的领导人身份。于是赫鲁晓夫巧妙地即席创造出一个场面，借这个众人皆知其含义的场景来婉转、含蓄地隐喻出自己的答案。这种回答既不失自己的威望，也不让听众觉得他在文过饰非。同时赫鲁晓夫创造的这个场景还让所有在场者感到他是那么幽默风趣，平易近人。
48、夫妻间应多讲甜蜜的废话
该说不说，不该说偏多说，夫妻怎么能说到一块儿？所以，说些甜蜜的废话，哄哄对方，不是为欺骗对方的感情，而是对对方的体贴。
人与人的交谈中总免不了带有一些废话：陌生人见面有礼节性的客套，客人见面要寒暄一番，批判性的话常常用委婉的说法表达出来……这些看来无关紧要的“废话”却是人际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工具。
妻子回到家，推开门，丈夫劈头就问：“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而妻子也许遇上了不顺心的事，已经是急匆匆地赶回家来的，一听这话就火了：“我晚回来关你什么事？管头管脚，你样样都要管？”丈夫也火了：“我问错了？我问你怎么会这么晚才回来，又有什么不对？”
的确，单单把丈夫的话写出来分析，是没有什么不对，他要了解一下妻子晚回来的原因，其中包含着关心的意思。那么，问题出在哪里了呢？如果给这些话加上点无关紧要的“废话”，效果会怎么样。
丈夫说：“阿玲，你回来了！今天好象晚了点……”其实，你别问下去，妻子就会说明晚归的原因了。同样问询晚归的原因，加了几句多余话，却让人感到亲切和体贴。
同样，如果丈夫那句直率的问话已经出口了，妻子在回答时注意加上一、二句无关紧要的“废话”，比如说：“你瞧，我这不是回来了？”或者“真对不起，让你等急了吧？”这样，两个人也不致于吵起来，即使妻子不忙解释原因，丈夫焦急和不耐烦的心情也能缓解了。
对于这种近乎于婆婆妈妈的对话，做丈夫的往往很不在意。比如：
丈夫马上要上班了，温柔细心的妻子反复叮咛：“中午饭后别忘了吃药”，“下午天要冷的，带件衣服走吧。”丈夫不耐烦地说：“你有完没完？年纪还不大就这么唠唠叨叨的”，试问，妻子这时会怎样想？妻子自然会感到伤心和委屈。
再如，丈夫回到家里，把该买的买回来了，该做的做了。妻子问什么他答什么，一言两语、干净利落。可是，妻子总觉得还缺少点什么，同姐妹们唠家常时，不无埋怨地说：“我那口子老实得像块木头，三拳头打不出句话来。”原来，妻子内心在期待着丈夫除了讲这些最“实用”的话之外，再加一些温存的“废话”。
这种似乎无关紧要的“废话”，用术语来说，叫做“冗余度”。
人们在恋爱的时候，需要许许多多这类冗余的话。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充满着只有对方才体会到的情意。可是，在婚后夫妻交往中，对这种冗余度的要求减少了，从个人的感觉来说，既已成夫妻，再说那些“年轻人”的火热的话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夫妻间事务性的“正经话”越来越多，含情脉脉的“没用话”则越来越少。时间一长，对方都会感到失去了什么，逐渐产生“家庭是爱情的坟墓”之感觉。
注意一下人们从恋爱到结婚乃至家庭生活的不同阶段中对语言交往冗余度要求的变化，有助于夫妻间保持亲密和谐的关系。
例如，丈夫不慎丢失了100元钱，回家对妻子说了。妻子既感到可惜，又埋怨丈夫不谨慎，不停地叨唠起来。她从丈夫平时大大咧咧的作风讲起，举了日常生活中许许多多实例，叮嘱丈夫下回要把钱放好……丈夫理亏，感到妻子讲得在理，然而，妻子的这种分析和叮嘱，冗余度太大了且不断地重复，就让人受不了了。最后，免不了要吵起来。其实，当夫妻一方有了过失并已认识到了的时候，对方不仅不能有过多的冗余，而且还要比往常更简略一些。设想一下，丈夫丢了钱，妻子听说后，就简简单单说一句：“丢了就丢了，不过，你乱放东西的习惯是得改一改。”这句话既把批评的意思讲了，又充满着对丈夫的信赖和体贴，充分尊重了他的自尊心。因为这时丈夫自己也在懊恼和反省，妻子只需点一点，就足够引起他的重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