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定铁索桥。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红军当前的行动方针。******在会上建议：立即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陕、甘边苏区。会议一致同意他提出的方针，并决定组织先遣队，由熟悉四川地理民情的刘伯承总参谋长任先遣队司令员，为全军开路。
红军继续北上，先要通过彝族聚居地区，才能到达大渡河畔。******嘱咐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刘伯承坚定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对其他部族做了工作，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
******立刻又命令在大渡河以北地区加紧布防，致电各路将领：“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安顺场在大渡河南岸，是一个河谷地带，两侧四五十里是高山。部队在这样的深沟中没有回旋余地，兵力也无法展开，极易被敌人伏击消灭。刘伯承率先遣队到达后，找到两只小船，由17名勇士坐着过河，占领了渡口，先遣队各部陆续过江。但此处架桥不易，全军难以在短时间内从这里过江。5月26日，******、******、朱德抵达安顺场，听取刘伯承、聂荣臻详细汇报过河和架桥的情况后，立刻决定红军沿大渡河两岸赶向安顺场以北170公里的泸定桥，限两天赶到。红军克服重重困难，按时赶到，战胜守敌刘文辉部，占领了泸定桥和泸定县城，红军主力在6月2日全部渡过大渡河。******对指战员们说：我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太平军，我和朱德也不是“石达开第二”，******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
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胜利，使******大发雷霆，便以大渡河沿岸碉堡封锁线“一味敷衍，实未遵办”，致使红军“自由渡过”为由，通令给刘文辉记大过一次，“戴罪立功”，令刘文辉对所部各负责长官“查明严处”。
过了泸定桥，红军继续北上。6月8日，****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为达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指示》，指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我军必须以迅雷之势突破芦山、宝兴之线守敌，奇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于我手中，以为前进之枢纽。”
空气稀薄的雪山。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关键，是要翻越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夹金山。山上终年积雪，气候变化无常，空气稀薄，人迹罕至。“大雪山，大雪山，只见人上来，不见人下来。”当地群众如此形容大雪山可见其自然条件多么恶劣。7月17日早晨，******喝完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穿夹衣夹裤，手持木棍，沿着前面部队走出的又陡又滑的雪路，向山顶攀登。他把唯一的一匹黄骠马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使用，并且说：“多有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走到半山，气候骤变，冰雹劈头打来。他拉着战士的手前进，同时嘱咐大家：“低着头走，不要往上看，也不要往山下看，千万不要撒开手！”
一会儿，冰雹停止，但越近山顶空气就越稀薄，一些体力弱的战士一坐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对坐在雪地里休息的警卫员戴天福说：你坐在这里非常危险的，来，我背着你走。警卫员吴吉清抢先把戴天福背起，在******帮扶下走向山顶。超过山顶后，下山就比较容易了。当天下午，他们就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3月中旬退出川陕根据地来到川西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夹道欢迎。他们进入懋功县城，会见在这里迎候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10多万人，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与张国焘的斗争和继续北上
1、主张另建新根据地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行动方向应当指向哪里？是就地发展，还是继续北上？这是关系到红军今后命运的头等重要问题。不料，恰恰在这个大问题上党内立刻发生了严重的、难以调和的分歧。
还在两军会合前夕，****中央收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来电请速决“今后两军行动大计”。朱德、******、******、张闻天在6月16日致电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明确地指出：“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但张国焘、陈昌浩复电****中央，不同意这个战略，提出红军北攻阿坝，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
到达懋功县城的当天，******、张闻天、******、朱德就战略进攻方向问题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提出：“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望即下决心为要”。张国焘于20日又致电****中央，提出向西发展，并说“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无良策”。中央复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这样重大的问题，在往来电报中自然是难以解决的，因此，****中央在电报中请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25日，******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懋功县城以北的两河口，欢迎从茂县前来的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并举行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大会。朱德致欢迎词，说明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重大意义和北上的方针。张国焘在讲话中却公然提出同中央相悖的西进方针。******和张国焘都是****一大的代表，已经多年不见了，但一见面谈话却并不投机。
第二天，在两河口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从地域是否便于机动、群众条件和经济条件三个方面，阐明红军应该去“川陕甘”，“我们如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提出以运动战迅速北上攻打驻松潘的胡宗南部，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在发言中勉强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又同时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
******发言同意******的报告，提出：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20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会议经过三天讨论，通过北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28日，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做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6月29日，******又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除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外，主要听取博古关于华北事变的情况报告。******发言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想把******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发表文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这是“最能动员群众”的。会议决定，以****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
张国焘回去后，自恃他所领导的军队人数多，又策动一些人给中央写信伸手要权。他还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借口，故意拖延执行中革军委在两河口会议后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
2、决定北上过草地
中央红军为了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继续北进，在7月初翻过第二座大雪山，抵达卓克基，10日到达芦花（今黑水县）。朱德、******、******致电张国焘，催促他立刻率部北上，并要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迅速到芦花集中指挥。
张国焘到芦花后，****中央于18日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主张增补一批人“可到军委”。******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会议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同意将原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调中央常委工作。中革军委当天发出通知：“仍以中革********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21日，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兼参谋长。
张国焘一朝权在手，便以集中统一指挥为名收缴各军团的密电本。彭德怀回忆说：“我完成任务后，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由于张国焘一再拖延，战机已被贻误，使胡宗南部得以集中兵力扼守松潘，红军已难经松潘沿大道进入甘南。****中央只得撤销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这给红军北上带来极大的困难。8月3日，红军总部制订《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即原第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中央机关和前敌总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三十二军（即原第五、九军团）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在发言中，再次强调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的决议》，重申北上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决议指出，在红军中必须纠正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错误。
会后，******发高烧病倒了，经确诊是患阿米巴脓肿。******常去看望他，同时他感到肩头的担子更重了。
张国焘参加沙窝会议时，表面上再次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实际上没有放弃因畏惧国民党军队而主张退却的打算，他回去不久，又提出经阿坝向青海、宁夏、新疆退却，同中央规定的北进夏河流域相左。
鉴于张国焘坚持向青、宁、新退却的主张，****中央在8月15日致电张国焘：“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接着，******召集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等开会，研究右路军经草地北上的具体路线，决定由叶剑英率两个团为右路军先遣队。他召见红一军二师四团团长杨成武，布置先头团过草地的任务。
杨成武回忆道：“毛主席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说：‘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他又强调说：‘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毛主席恳切地、着重地嘱咐我这两句话，然后问我是否已找到向导。”“毛主席一边与我握手，一边叮咛道：‘到徐总指挥那里去一下，去接受具体指示。’”
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决定由******负责军事工作。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由******作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的报告。当时，****中央所在的右路军在东侧，张国焘所在的左路军在西侧。******从军事、经济、民族、地形等条件，论证了红军主力不应向西而应向东。并且指出：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徐向前、陈昌浩同意******的报告，说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左路军一定要与我们靠拢。******做会议总结说，今天讨论意见是一致的，“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夏洮战役应采取由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坚持向东打。会议决定由******起草一个补充决议。这次会议调整了夏洮战役具体部署、以右路军为北进主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起草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针对张国焘坚持西进青海、宁夏和新疆的主张，补充决定说：“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机会主义。”****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了毛儿盖会议的精神，指出：“目前应举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断不宜以右路先出黑错、旧城，坐失先机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