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是在农村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进了漳州这样的城市后对什么都感到新奇。尽管******已估计到有人会把农村斗争的一套搬用到城市中来，进城时就要求指战员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注意群众纪律，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出在打土豪上。******一发现，立刻抓住实例，坚决加以纠正。当时担任团长的杨成武回忆道：
“我们打土豪，出了纰漏。从山区来，语言不通，特别是头一次打下了漳州这样的城市，谁是土豪？开始，看是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当土豪。我们那个团就抓了一百多个。类似这些问题，其他部队几乎都有发生。毛主席发现后，在他的住地，原漳州省立第三中学即现在龙溪地委机关内那座小楼门前的草坪上，召集了一个连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干部会。毛主席在会上讲了很多话，其中最主要的是说打土豪，你们打错了很多，有的不是土豪，属于华侨。（那时规定一条，不没收商店、不没收华侨资本家的商店，但可以要他们捐款。）毛主席说，你们为什么搞错？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第一个原因，没有认真地很好地调查研究。我们在这里第一次听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还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第二个原因是听不懂本地话。毛主席说：越是不懂话，就越要调查研究。”
“我们团抓的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只有五六个是土豪，其他都不是，就给他们赔礼道歉，请吃饭，然后都放了。我们在进漳州的路上，看到一些香蕉、甘蔗，以为是资本家的，给吃了，也都统统赔了钱。这样，党的政策就贯彻得很好了，留下的影响很好，群众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这是一件比较大的事。”
******在漳州规定的城市政策，比一年多前打开吉安时规定的政策更加完善了：强调商店照常营业，对一般工商业通过商会向他们筹款。聂荣臻回忆说：“当时陈嘉庚先生在漳州开有一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开始不交。我们只是派人进入他的商店，取走相当于所派款项的罐头、胶鞋等给部队吃用，仍令其继续营业。后来全国解放见到陈嘉庚先生，他说起这件事，还是比较满意的。他认为红军当年在漳州是讲‘信用’的。”
******在漳州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搜集到一大批书籍和报刊，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着作。当时陪同他去找书的漳州中心县委秘书长曾志回忆说：
“我同他一同去龙溪中学翻书，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找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是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的。他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找到《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和经济之类书的。”
这些书运到中央苏区后，******不但自己读，有几本书还推荐给其他领导人看。
东路军在漳州停留了49天，发动群众，筹集了款项100多万元，动员了近千群众参加红军，还调拨几百支枪给闽南游击队，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
同样是城市，为什么打赣州是错的，打漳州是正确的？为什么******坚决反对打赣州，却主张打漳州？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城市的具体条件不同。亲身经历这两次战役的聂荣臻回忆道：
“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这是我跟随******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
2、顶住中央局压力
正当******率东路军进攻龙岩、漳州的时候，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在4月11日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报告了中央局在赣南会议前后的情况。他刚讲到中央区“狭隘经验论障碍新路线的执行”，一个中央常委就插话说：“中央区的领导，我以为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民粹派的观点，是离开布尔什维克的认识的。”另一个常委又说：“狭隘的经验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他们的意思是说：赣南会议批评******的“狭隘经验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高度。会后，临时中央连续在4月14日和5月20日发出文件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
项英带着临时中央的批评意见，从上海回到中央苏区。****苏区中央局已收到临时中央4月14日的指示信，又提前知道了中央5月20日指示电中批评“****机会主义”的内容，一面准备接受中央批评，一面将临时中央四月指示信的精神电告正在前线的******。
临时中央在这封指示信中，重申“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并说“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信中说：国民党政府“正在积极的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作全线的新的总进攻”。信中提出：“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争斗。”最后强调地提出：“****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
******接到来电后，断然认为：临时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党的任务的规定和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判断，是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他在5月3日复电苏区中央局：
“电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
第一，三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
“第二，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转移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行动。”
这份复电里，******提出了在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这是在新条件下做出的一个重要概括，是对江口会议上提出以“出击求巩固”思想的发展。
苏区中央局没有能像******那样坚决顶住来自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批评。5月11日，中央局在长汀做出决议说：“目前事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国际与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确与中央局估量的绝对错误。”中央局承认“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表示要“彻底纠正”这种“错误”。
这时，******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开始了。他们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企图得手后再大举进攻中央苏区。6月初，在中央苏区的周围，国民党集中了40个师以上的兵力，粤军已向北进攻赣南。******率东路军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
******回到长汀，看见苏区中央局5月11日的决议，十分不满，而这个决议是在他没有出席的情况下做出的。他在9年后曾写道：“六月回到长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茅塞为之顿启。知道是采的缺席裁判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的。”
东路军回师后，红军编制作了调整，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红三、红五这3个军团，由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没有恢复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仍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分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在赣南前线，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关于“解决入赣敌军”的意图，组织了南雄、水口战役。7月上旬在赣南、粤北的南雄、水口等地击溃粤军15个团，使入侵赣南的粤军退回南雄。聂荣臻后来说：“粤敌经过这次教训，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以后很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使我赣南根据地得以安定了一段时间，这对于我们尔后的北线作战是很有利的。但这次战役由于兵力不够集中，没有能大量地歼灭敌人，红军自身的伤亡也相当大，只打成一个击溃战。”
7月21日，******作为苏区中央局代表赶到前线。后方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鉴于中央局提议******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朱德、王稼祥4人联名致电后方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但中央局仍坚持由******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再次写信向中央局进一步陈述：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信中坚持由******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8月上旬，******在兴国出席****苏区中央局会议，主张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会议经过争论，同意******提出的外线作战要在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的地区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的国民党军队，再打由赣江以西或由南城、南丰等地前来的援军，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临川），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反“围剿”斗争。这次中央局会议决定，在前方组成由******任主席，******、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会后，中革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任******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中革军委根据兴国会议精神，在8月8日下达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朱德、王稼祥率领红一方面军佯作向西行动以迷惑对方，主力却秘密北上，经过一星期的急行军，到达乐安附近，对方还没有察觉。
8月15日，******、朱德签发训令，突然向乐安县城发起攻击。17日，攻克乐安。20日攻克宜黄。23日又乘胜占领南丰。
乐安、宜黄战役是成功的。这一仗，行动隐蔽，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俘虏五千多人，缴获长短枪四千余支以及一批军用物资，创造了在一周内连克三座县城的成绩，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两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作战。
乐宜战役取得胜利后，下一步如何行动？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和在后方的成员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毛、朱、王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原定计划向国民党军队重兵集结的地区推进——西取吉安或北攻抚州，而是挥师东进，攻打南城，准备打开赣东局面。当红一方面军主力进抵南城近郊时，发现国民党军队已在这里集中三个师准备固守，并有援军赶来，当地地形也不利于红军作战。周、毛、朱、王立刻当机立断地改变攻打南城的计划，将红军主力退却到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随后又撤至宁都以北的青塘一带休整，寻求战机。
可是，在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领导人不同意前方的布置，批评他们在撤围南城后，“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撤退东（韶）洛（口）”，“再撤退宁都青塘待敌前进，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决定”，“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他们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威胁南昌，以减轻“围剿”军对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的压力。在前方的周、毛、朱、王在9月23日复电苏区中央局，明确指出：“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相隔一天，苏区中央局再电周、毛、朱、王，说：“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同日，周、毛、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坚持原定作战计划，并强调指出：“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朱德根据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在26日发出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这是一个符合前线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
苏区中央局对红一方面至这个训令十分生气，又收到临时中央7月21日长信和9月下旬要求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的指示电，就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局全体会议。”
3、被迫请病假休养
10月3日至8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由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没有留下记录，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的话来说：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坚持9月26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中央局一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历次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指责******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主要危险”，把他5月3日复电中对临时中央的反批评斥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