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月１５日，李立三以中央名义致信以******为书记的******前委，提出：“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蔽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且严厉地批评******说：“你们现在完全反映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错误。”并列举******前委“‘农村是第一步，城市是第二步’的理论”的所谓错误。信中还说：“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你们应当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这封信后不久，李立三发出了“争取三省总暴动胜利”的号召，下令******、朱德的红一军团进攻南昌；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的红三军团进攻武汉；******、张云逸的红七军、红八军进攻广州，后北上合攻长沙；红十军进攻九江；红二军团和******会攻武汉。
对李立三的命令，******深知，这是完全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情况所做出的错误决定。因此，他和朱德都曾表示反对。朱德后来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过：“******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的分析。”他又说：“除了******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为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同时尽可能抵制错误主张，减少红军损失，******采取方法策略性地抵制“立三路线”。6月22日，******、朱德签发命令：“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月底，红一军团总部及直属队离开长汀，经广昌、瑞金于7月9日绕道到达兴国。中央特派员涂振农随总部前进，公布了由他从中央带来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
当时，蒋、阎、冯之间的中原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国民党在江西的驻军兵力不足。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得知红军夺取南昌、九江的计划后十分震惊，立刻命令南昌、九江、吉安等城市加紧修筑工事。******又调第十八师两个旅返回江西，加强防务。
******、朱德等到达吉安县陂头，7月1日出席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召集的****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大家认为，吉安的国民党军队正凭险死守待援，工事坚固，如果硬攻将会造成很大伤亡，决定主力红军暂时不攻吉安，改向吉水、永丰、樟树攻击前进。20日，红军进入永丰城，当天下午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表。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回忆道：“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朱德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推’字的文章。”24日攻占樟树镇，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营。
为了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在樟树召开****红一军团前委扩大会议。这时，涂振农已离开红一军团总部。会议从缴获敌军作战文件中得知国民党军队在江西的配置情况，认为如按****中央命令直接进攻南昌，敌军第十八师两个旅正处在红军东部侧后，威胁较大，南昌城郊池塘较多，又有坚固工事，不易攻克；如在樟树停留，又有受敌军三个旅夹击的可能。为了争取主动，避免被动，会议决定西渡赣江北上，再视情况向南昌对岸推进。这是避实就虚的正确决策。
红一军团西渡赣江后，在7月27日进抵高安、上高地区。这时，鲁涤平判断红军将要进攻南昌，急调三个旅加强南昌防务。29日，朱德、******下达“相机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8月1日，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奉命率两个纵队进占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并从实地侦察敌情。罗炳辉回来后，说明南昌国民党军队防务严实，不宜进攻。朱德、******立即下令红一军团“撤围南昌向安义、奉新北上”，这是国民党军队兵力空虚的地区。红一军团在安义、奉新一带分兵发动群众，并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
进攻南昌、九江是****中央的命令，要改变这个重大部署，必须做出解释。8月19日，******给中央写信说道：“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敌人在南昌城不还一枪、不出一兵。我们此时找不到敌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务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
从长汀北上以来，******、朱德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不断改变进军方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关于进攻南昌、九江的命令，因而不仅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造成的损失，红军还得到较大的发展，由长汀出发时的1万人左右发展到1.8万人，为日后的大规模反“围剿”战争打下了基础。
８月上旬，攻占长沙城１１天的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因敌我力量悬殊，被迫退出长沙。李立三严厉批评彭德怀和红三军团犯了“****错误”，他命令******的红一军团会合彭德怀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再攻长沙。红一军团立刻向湘赣边界西进，同红三军团靠拢。8月18日，在万载得悉湘军追击部队右路的第三纵队4个团已突进到两省交界处的浏阳文家市一带，和其他两路距离较远，态势较为孤立。******、朱德当机立断，当夜发出奔袭文家市的命令。
20日拂晓，红一军团主力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向文家市突然发起猛攻。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立足未稳的湘军3个团、1个营及1个机枪连，击毙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这是红一军团建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对支援红三军团有重要意义。这次战斗本来可以缴获一部无线电台。湘军溃退时，丢下一部电台还在工作，但红军战士好奇，把电台给砸烂了。当时红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还没有建立无线电通讯，******很惋惜，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战斗结束后，******、朱德率红一军团于23日北上浏阳水和市，同由平江地区南下的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共有兵力三万多人，是当时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由朱德任总司令，******任总政治委员；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由******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工作，由******任主席。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主持召开总前委会方向。当时，以李立三为主的****中央再次命令，红一方面军去攻打长沙，三军团也有很多人主张打长沙，但是那时尚不具备进攻大城市的条件。第一次进攻长沙，因对方守备力量薄弱而攻入了，但敌军一集中兵力反攻，就被包围在城内，突围时遭受很大损失。这时，长沙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比红军多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强固的防御工事。红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所以，******、朱德对中央这个指示提出疑问，认为就红军的装备条件来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上有中央命令，总前委内部又有不少委员主张打长沙，最后，******、朱德仍尊重多数委员的意见，由会议决定再次进攻长沙。
依据总前委的决定，******、朱德于8月24日下达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的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在29日进抵长沙近郊。总前委从侦察中获悉，长沙守军有6个师又1个旅，共31个团，又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而红一方面军的13个师实际上相当于13个团，双方强弱悬殊，决定采用“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作战方法。然而，长沙守军坚持凭工事固守，不肯出击，红一方面军抓不到歼敌的战机，部队内部要求攻城的呼声甚高。于是，红一方面军总部在9月1日晚，发出在第二天向长沙发动总攻的命令。这次战斗异常激烈。尽管指战员英勇奋战，甚至采用“火牛阵”的方法，想用牛群来冲破敌军的电网，仍没有奏效。何键看到红军进攻受阻，在3日晨派两个多旅出击，被红一军团击溃。这以后，守军不再出击。10日，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二次对长沙的总攻击，连续几次强攻，激战到11日拂晓，仍没有能突破守军的阵地。
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16天，两次总攻都没有奏效，诱歼敌军的计划也没能实现，又得到李宗仁、张发奎的部队已到达湘潭的消息。9月12日，******主持召开有湖南省委代表参加的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大家认为，李、张部队到湘潭不是打何键而是为了进攻红军，红军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从而下决心从长沙撤围。撤围后退到哪里？会上有四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不应该放弃对长沙的进攻计划，可由株洲萍乡铁路撤退，以消灭后面的敌人；二是撤退到岳州；三是撤退到江西袁州；四是撤围长沙，改打南昌。最后由******作总结，会议决定先退株洲、萍乡，休整待机。
对这次攻打长沙的教训，******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此次攻长沙不克，其原因有三：(一)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敌共有三十一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五团以上，但大部队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三)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他在报告中强调：“依我们的经验，没有群众条件是很难占领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消灭敌人的。”可以看出，经过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的实际教训，******已更深切地感到，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强行进攻中心城市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抵株洲时，部队缴获了国民党政府在内部印发的****中央和中央军委8月初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第一军团的任务是夺取南昌、九江，占领南浔铁路，建立江西政权及全国性政权，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汉胜利”。“第三军团在江西工作一个时期后，再去湖南或湖北。”看到中央这个指示后，红一方面军一部分干部主张立即进攻南昌、九江；一些干部又主张在湘鄂赣坚持斗争，再攻长沙。******深知，无论进攻南昌、九江，还是再攻长沙都难以奏效。9月13日，他在株洲召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先在萍乡、醴陵、攸县筹措给养，然后由红一军团夺取吉安，红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会后，红军沿萍株铁路从湖南折回江西。
但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当时“革命急性病”在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特别是，看到****中央的指示，许多人急于想取得攻下中心城市的重大胜利。9月28日，******在江西宜春(袁州)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通常称为袁州会议)。会上发生了争论，******等坚持株洲会议的原有决定：先打吉安。部分干部却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的甚至向******提出质问：“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
会议进行期间，****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从湖南赶到红一方面军总部，传达说：长江局已查明李、张部队并没有到达湘潭，要红一方面军回去再打长沙。并且带来****中央的一封指示信，里面说：“我们预料你们(注：指一、三军团)既然取得联络，必然有过会议，讨论再度占领长沙问题。如果你们是决定以三(注：原来的红六军已改称红三军)、四、五、八军的主力集中进攻长沙，而以少部队留守赣省，牵制南昌、九江之敌，并通知二、六军逼进武长线，以切断敌联络线为任务，这一战略无疑是正确的，望你们坚决照此战略执行。”
******在大革命时期曾和周以栗一起搞过农民运动，就同他谈了一个通宵，终于用事实说服了他。周以栗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接受******的正确主张，而且转过来在会上帮助说服部分干部：暂时不打南昌而先打吉安。会议终于决定：“一军团以很短时间攻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补充新兵，筹措给养等。三军团则占领清江县城及其附近，封锁赣江，筹款，发动群众，整理补充等。”这样，就最终放弃了再攻长沙的打算，也没有采取立刻进攻南昌、九江的冒险计划。
10月2日，******和朱德向红一军团下达命令，“决于四日拂晓总攻吉安城”。部队行进到吉安境内，遇到从中央开会回来的李文林，说中央还是要红一军团去打南昌。******很平静地说：我们准备去打吉安，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开去了！李文林说，那也只好这样了。
当时，吉安周围都在红军控制下，已成为一座孤城，只靠赣江同外交通。10月4日晨，在赣西10多万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下，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总攻击。当晚，守军邓英率部乘夜潜逃，红军胜利攻占吉安城。接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城内举行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吉安解放的胜利，成立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同时，组成李文林负责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但在吉安也得到错误的情报，认为“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富农所充塞”，这导致了不久后发生的肃反中的严重错误。
红一方面军占领吉安后扩军八千人，还建立起工兵队，又连续攻克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地，进行了土地革命，使赣江两岸几十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红军得到了扩大。******果断的军事行动，有效地抵制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虽也根据****中央的指示，移师向南昌、长沙推进，并且对长沙发动了历时16天围攻，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造成较大伤亡；但总的说来，他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认真研究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尽力避免盲目硬拼，机动灵活地使用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