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伟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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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召开古田会议和领导三次反“围剿”(5)

6月15日,李立三以中央名义致信以******为书记的******前委,提出:“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蔽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并且严厉地批评******说:“你们现在完全反映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错误。”并列举******前委“‘农村是第一步,城市是第二步’的理论”的所谓错误。信中还说:“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你们应当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这封信后不久,李立三发出了“争取三省总暴动胜利”的号召,下令******、朱德的红一军团进攻南昌;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的红三军团进攻武汉;******、张云逸的红七军、红八军进攻广州,后北上合攻长沙;红十军进攻九江;红二军团和******会攻武汉。

对李立三的命令,******深知,这是完全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情况所做出的错误决定。因此,他和朱德都曾表示反对。朱德后来对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过:“******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的分析。”他又说:“除了******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为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同时尽可能抵制错误主张,减少红军损失,******采取方法策略性地抵制“立三路线”。6月22日,******、朱德签发命令:“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月底,红一军团总部及直属队离开长汀,经广昌、瑞金于7月9日绕道到达兴国。中央特派员涂振农随总部前进,公布了由他从中央带来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

当时,蒋、阎、冯之间的中原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国民党在江西的驻军兵力不足。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得知红军夺取南昌、九江的计划后十分震惊,立刻命令南昌、九江、吉安等城市加紧修筑工事。******又调第十八师两个旅返回江西,加强防务。

******、朱德等到达吉安县陂头,7月1日出席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召集的****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大家认为,吉安的国民党军队正凭险死守待援,工事坚固,如果硬攻将会造成很大伤亡,决定主力红军暂时不攻吉安,改向吉水、永丰、樟树攻击前进。20日,红军进入永丰城,当天下午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表。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回忆道:“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朱德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推’字的文章。”24日攻占樟树镇,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营。

为了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在樟树召开****红一军团前委扩大会议。这时,涂振农已离开红一军团总部。会议从缴获敌军作战文件中得知国民党军队在江西的配置情况,认为如按****中央命令直接进攻南昌,敌军第十八师两个旅正处在红军东部侧后,威胁较大,南昌城郊池塘较多,又有坚固工事,不易攻克;如在樟树停留,又有受敌军三个旅夹击的可能。为了争取主动,避免被动,会议决定西渡赣江北上,再视情况向南昌对岸推进。这是避实就虚的正确决策。

红一军团西渡赣江后,在7月27日进抵高安、上高地区。这时,鲁涤平判断红军将要进攻南昌,急调三个旅加强南昌防务。29日,朱德、******下达“相机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8月1日,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奉命率两个纵队进占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并从实地侦察敌情。罗炳辉回来后,说明南昌国民党军队防务严实,不宜进攻。朱德、******立即下令红一军团“撤围南昌向安义、奉新北上”,这是国民党军队兵力空虚的地区。红一军团在安义、奉新一带分兵发动群众,并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

进攻南昌、九江是****中央的命令,要改变这个重大部署,必须做出解释。8月19日,******给中央写信说道:“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敌人在南昌城不还一枪、不出一兵。我们此时找不到敌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务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

从长汀北上以来,******、朱德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不断改变进军方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关于进攻南昌、九江的命令,因而不仅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造成的损失,红军还得到较大的发展,由长汀出发时的1万人左右发展到1.8万人,为日后的大规模反“围剿”战争打下了基础。

8月上旬,攻占长沙城11天的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因敌我力量悬殊,被迫退出长沙。李立三严厉批评彭德怀和红三军团犯了“****错误”,他命令******的红一军团会合彭德怀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再攻长沙。红一军团立刻向湘赣边界西进,同红三军团靠拢。8月18日,在万载得悉湘军追击部队右路的第三纵队4个团已突进到两省交界处的浏阳文家市一带,和其他两路距离较远,态势较为孤立。******、朱德当机立断,当夜发出奔袭文家市的命令。

20日拂晓,红一军团主力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向文家市突然发起猛攻。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立足未稳的湘军3个团、1个营及1个机枪连,击毙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这是红一军团建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对支援红三军团有重要意义。这次战斗本来可以缴获一部无线电台。湘军溃退时,丢下一部电台还在工作,但红军战士好奇,把电台给砸烂了。当时红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还没有建立无线电通讯,******很惋惜,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战斗结束后,******、朱德率红一军团于23日北上浏阳水和市,同由平江地区南下的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共有兵力三万多人,是当时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由朱德任总司令,******任总政治委员;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由******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工作,由******任主席。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主持召开总前委会方向。当时,以李立三为主的****中央再次命令,红一方面军去攻打长沙,三军团也有很多人主张打长沙,但是那时尚不具备进攻大城市的条件。第一次进攻长沙,因对方守备力量薄弱而攻入了,但敌军一集中兵力反攻,就被包围在城内,突围时遭受很大损失。这时,长沙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比红军多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强固的防御工事。红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所以,******、朱德对中央这个指示提出疑问,认为就红军的装备条件来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上有中央命令,总前委内部又有不少委员主张打长沙,最后,******、朱德仍尊重多数委员的意见,由会议决定再次进攻长沙。

依据总前委的决定,******、朱德于8月24日下达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的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在29日进抵长沙近郊。总前委从侦察中获悉,长沙守军有6个师又1个旅,共31个团,又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而红一方面军的13个师实际上相当于13个团,双方强弱悬殊,决定采用“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作战方法。然而,长沙守军坚持凭工事固守,不肯出击,红一方面军抓不到歼敌的战机,部队内部要求攻城的呼声甚高。于是,红一方面军总部在9月1日晚,发出在第二天向长沙发动总攻的命令。这次战斗异常激烈。尽管指战员英勇奋战,甚至采用“火牛阵”的方法,想用牛群来冲破敌军的电网,仍没有奏效。何键看到红军进攻受阻,在3日晨派两个多旅出击,被红一军团击溃。这以后,守军不再出击。10日,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二次对长沙的总攻击,连续几次强攻,激战到11日拂晓,仍没有能突破守军的阵地。

红一方面军围攻长沙16天,两次总攻都没有奏效,诱歼敌军的计划也没能实现,又得到李宗仁、张发奎的部队已到达湘潭的消息。9月12日,******主持召开有湖南省委代表参加的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大家认为,李、张部队到湘潭不是打何键而是为了进攻红军,红军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从而下决心从长沙撤围。撤围后退到哪里?会上有四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不应该放弃对长沙的进攻计划,可由株洲萍乡铁路撤退,以消灭后面的敌人;二是撤退到岳州;三是撤退到江西袁州;四是撤围长沙,改打南昌。最后由******作总结,会议决定先退株洲、萍乡,休整待机。

对这次攻打长沙的教训,******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此次攻长沙不克,其原因有三:(一)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敌共有三十一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五团以上,但大部队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三)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他在报告中强调:“依我们的经验,没有群众条件是很难占领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消灭敌人的。”可以看出,经过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的实际教训,******已更深切地感到,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强行进攻中心城市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抵株洲时,部队缴获了国民党政府在内部印发的****中央和中央军委8月初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第一军团的任务是夺取南昌、九江,占领南浔铁路,建立江西政权及全国性政权,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汉胜利”。“第三军团在江西工作一个时期后,再去湖南或湖北。”看到中央这个指示后,红一方面军一部分干部主张立即进攻南昌、九江;一些干部又主张在湘鄂赣坚持斗争,再攻长沙。******深知,无论进攻南昌、九江,还是再攻长沙都难以奏效。9月13日,他在株洲召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先在萍乡、醴陵、攸县筹措给养,然后由红一军团夺取吉安,红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会后,红军沿萍株铁路从湖南折回江西。

但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当时“革命急性病”在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特别是,看到****中央的指示,许多人急于想取得攻下中心城市的重大胜利。9月28日,******在江西宜春(袁州)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通常称为袁州会议)。会上发生了争论,******等坚持株洲会议的原有决定:先打吉安。部分干部却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的甚至向******提出质问:“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

会议进行期间,****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从湖南赶到红一方面军总部,传达说:长江局已查明李、张部队并没有到达湘潭,要红一方面军回去再打长沙。并且带来****中央的一封指示信,里面说:“我们预料你们(注:指一、三军团)既然取得联络,必然有过会议,讨论再度占领长沙问题。如果你们是决定以三(注:原来的红六军已改称红三军)、四、五、八军的主力集中进攻长沙,而以少部队留守赣省,牵制南昌、九江之敌,并通知二、六军逼进武长线,以切断敌联络线为任务,这一战略无疑是正确的,望你们坚决照此战略执行。”

******在大革命时期曾和周以栗一起搞过农民运动,就同他谈了一个通宵,终于用事实说服了他。周以栗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接受******的正确主张,而且转过来在会上帮助说服部分干部:暂时不打南昌而先打吉安。会议终于决定:“一军团以很短时间攻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补充新兵,筹措给养等。三军团则占领清江县城及其附近,封锁赣江,筹款,发动群众,整理补充等。”这样,就最终放弃了再攻长沙的打算,也没有采取立刻进攻南昌、九江的冒险计划。

10月2日,******和朱德向红一军团下达命令,“决于四日拂晓总攻吉安城”。部队行进到吉安境内,遇到从中央开会回来的李文林,说中央还是要红一军团去打南昌。******很平静地说:我们准备去打吉安,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开去了!李文林说,那也只好这样了。

当时,吉安周围都在红军控制下,已成为一座孤城,只靠赣江同外交通。10月4日晨,在赣西10多万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下,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总攻击。当晚,守军邓英率部乘夜潜逃,红军胜利攻占吉安城。接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城内举行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吉安解放的胜利,成立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同时,组成李文林负责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但在吉安也得到错误的情报,认为“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富农所充塞”,这导致了不久后发生的肃反中的严重错误。

红一方面军占领吉安后扩军八千人,还建立起工兵队,又连续攻克泰和、安福、吉水、峡江、新干、清江等地,进行了土地革命,使赣江两岸几十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红军得到了扩大。******果断的军事行动,有效地抵制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虽也根据****中央的指示,移师向南昌、长沙推进,并且对长沙发动了历时16天围攻,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造成较大伤亡;但总的说来,他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认真研究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尽力避免盲目硬拼,机动灵活地使用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