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伟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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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从韶山到长沙的求学生涯(4)

来到外婆家,毛泽东便焦急地与两位舅舅商量对策。恰在这时,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告诉他说,湘乡县的东山高等小学堂是一座新式的学堂,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韶山冲学不到的知识,文运昌自己就在那里学习过。毛泽东一听说可以学到新的知识,内心已激动起来。他多么希望多学些知识,解答他内心中许多难以揭开的问题啊!可是,怎样才能说服父亲呢?

毛泽东动员了他所能动员的所有亲朋,开始对父亲进行轮流的劝导。大家也都站在毛泽东一边,他们以毛泽东聪颖、刻苦为证明,说润之这孩子既吃得苦又读得懂书,本就是一块读书的料,多读些书对这孩子有好处;将来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做的也将是更大的事业,当学徒虽可以早一点为家里赚钱,但那又能赚几个钱?一辈子下来充其量和你毛贻昌一样还是个贩米的;人都说青出于蓝胜于蓝,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不读书怎能站得高?没知识何能看得远?前程远大了,才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毛贻昌虽是个固执的人,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有些话也确实在理,说得他也心有所动。见毛泽东态度坚决,硬让他去米店学徒看来是不可能了,他也就改变了主意,同意毛泽东到外地去求学。

毛泽东的企盼终于有了结果,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临行前,他特地留诗一首赠与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1910年的秋天,毛贻昌一家站在私塾前的河岸边,目送着16岁的毛泽东踏上出乡关的征程。这一天,秋高气爽,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走上了通向山外的羊肠小道。他带走了父亲的遗憾,也带走了母亲的离愁,一个全新的世界渐渐向毛泽东打开。

三、新式教育的熏陶

1、就读东山高等小学堂和湘乡驻省中学

由于获得父亲的首肯,毛泽东很顺利地跟着表兄文运昌来到湘乡县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关于他在这所新式学堂的求学生活,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有详细介绍:

东山学堂旧址。“我随表兄到那所学校去注了册。我说我是湘乡人,因为我以为这所学校是专门为湘乡人办的。后来我发现这所学校对谁都开放,就改用我的湘潭真籍贯了。我缴付一千四百铜板,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最后,我父亲也同意我进这个学校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道,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出门达五十里之远。那时我十六岁”。

“在这所新式学校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新的西方学科。另外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教师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他戴着假辫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辫子是假的。人人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那么多孩子们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极少农民供得起孩子上这样的学校。我比别人穿得差,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学生们不穿长袍,只有教师才穿,而洋服则只有‘洋鬼子’才穿。很多阔学生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可是在他们当中也有我的朋友,特别有两个人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

“我被人讨厌,还因为我不是湘乡人。你是否原籍湘乡是非常重要的,你是从湘乡哪一乡来的也很重要。湘乡有上、中、下三里,上下两里人纯粹由于地域观念而斗争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湘乡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大的压抑”。

“我在这个学校很有进步。老师们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经书的老师,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我当时认为他是进步的。但是他后来变成了反革命,成为乡绅阶级的一分子,并且在1925到1927年的大革命中参加了反动派”。

“许多学生因为假辫子而讨厌那个‘假洋鬼子’,可是我喜欢听他谈日本的情况。他教音乐和英文。他教的歌曲中有一首是日本歌,叫做《黄海之战》,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些迷人的歌词:

麻雀歌唱,

夜莺跳舞,

春天的绿色田野多可爱,

石榴花红,

杨柳叶绿,

展现一幅新画图。

“我当时知道并感到日本的美,并且从这首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歌曲里感觉到一点她的骄傲和强大。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今天我们所认识的日本。

“这就是我从‘假洋鬼子’那里学到的一切了。

“我还记得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已死去——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登基两年了。说实在的,当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的人,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仅仅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进行变革罢了。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记载使我着迷,我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同时我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的话:‘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获得胜利,并建立了他的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豪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格拉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

毛泽东开始渴望到长沙去。“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一百二十里。听说这个城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和不少学校,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它是一个繁华的地方!当时我非常想到那里去,进入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

1910年冬,毛泽东请东山小学堂的贺岚冈老师介绍他到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恰逢贺岚冈老师应聘到了那里任教,于是两人便一同步行前往长沙。“当时心情非常激动,一半是担心自己遭到拒绝不能入学,我几乎不敢指望自己真能成为这所了不起的学校的一名学生,使我惊讶的是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

初到省城长沙,年仅18岁的毛泽东的眼界顿时开阔了许多,他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和乡下完全不同的社会气氛。

“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个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这个起义是由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个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此人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著名的头头。这个时候,我也听人谈到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正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是如此的激动,以至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川汉铁路的修建引起了反对外国投资的运动。人民对立宪的要求日益广泛起来。面对这种形势,皇帝仅仅下诏设立一个谘政院。在我的学校里,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他们用反对留辫子的行动来表达他们的反清情绪。我的一个朋友和我剪掉了我们的辫子,但是,别的相约剪辫子的人,后来却没有守约。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强行剪掉了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条辫子,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要求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多么能够改变人的观点!

“在这个剪辫子的插曲上,我和一个法政学堂里的朋友发生了争论,我们各自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这位法政学生引用经书来为他自己的论点找根据,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自己和反对留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

2、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

毛泽东初进长沙读书的时候,正值清政府的统治风雨飘摇,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酝酿着辛亥革命。国事纷纭,政局混乱。为了提高认识能力,辨清时局,毛泽东如饥似渴地读书看报。当时,他很爱看同盟会主办的《民立报》。毛泽东在潜心读书、不断思考的过程中,渐渐地由君主立宪制立场,转到了孙中山的革命党一边。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革命胜利的消息当夜传到了长沙。两三天后,毛泽东所在的湘乡驻省中学的校长,专门请了一位来自武昌的革命党人到校讲演。

这位革命党人激情满怀地痛斥了清政府的昏庸无能和误国误民。他向师生们详细介绍了武昌起义的经过,并分析了当时武汉三镇的军事政治形势。他说,虽然站到革命一边来的新军将领黎元洪就任了湖北军政府都督,但北京的朝廷已任命北洋大臣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正领着冯国璋和段祺瑞两员北洋大将,兵分两路,水路兼程,向武汉三镇扑来,湖北的局势正值燃眉之急。他鼓动大家立即行动起来,为了国家,为了革命,参军援救湖北起义军,响应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政治纲领。

生动精彩的演说结束后,有几个同学非常激动,当场站起来发表政见,表示由衷地敬佩湖北的革命党人,说他们是发扬了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自我牺牲精神,为民前锋,实在了不起。还有人表示,湘鄂两省唇齿相依,湖北起义成功了,湖南应当立即响应,大力声援。

可毛泽东在沉默之后冷静地说:“是的,武昌起义成功了。可是,离革命的胜利还远得很呢。我想,革命不能光靠嘴巴讲,要靠实际行动,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来帮助湖北起义军呢?”

一句话把同学们问住了。一位大个子同学急了,瞪大了眼睛问毛泽东:“你快点讲呀!到底有什么好办法呢?”

毛泽东提高嗓音说:“我已经想好了,当兵去!”

“当兵?!”从没走出过校门的同学们惊奇地望着他。

“对!当兵。”毛泽东坚定地回答,“到湖北去,当革命军!现在,武汉三镇的局势很危急,袁世凯的北洋兵,分两路南下,采取包抄战术,企图箝住武汉。革命党人势单力薄,困难一定不小。我们既然要革命,就不能空口讲白话。光喊口号,是打不倒宣统皇帝的。要革命,就要到战场上去,真刀真枪,干!”结果,有4个同学决定和毛泽东一道投笔从戎。

第二天,即10月22日,正是武昌起义后的第十二天,湖南新军起义,长沙光复。

10月22日深夜,各路会党首领在抚台衙门开会,决定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同盟会会员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举为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可是,立宪派的官僚和士绅们十分不满。一番争吵后,两派达成协议,决定再成立一个湖南省参议院,由立宪派头领、原翰林院编修、外号“水晶球”的谭延闿当院长,其他一些富绅和社会名流当参议员。

军政府成立后,通电全国,宣布湖南光复,并且开始招募新兵,扩充军队,准备援救武汉。为了纪念这次起义的胜利,云阳门因此被改名为兴汉门。

长沙城渐渐地平静了。原来准备当兵的同学中,有3个人以为革命成功了,想赶快找个进身之阶,因此放弃了当兵的打算。毛泽东和那个高个子同学仍然坚持参军。毛泽东说:“现在,宣统皇帝还没有退位,新军起义的还只有两湖,武汉战事正吃紧。我还是要参加战斗。湖南新军起义了,正在招募新兵,援助湖北,我打算就参加这支队伍。”高个子也爽快地说:“好,我也在长沙参加新军算了!”于是,他们两个就地报名参了军。可是当时参军也非易事。

那时,负责接受新兵的长官说:你想参加革命军,必须有可靠的我们熟悉的人担保,这是上级的规定。

毛泽东一再要求说:“我是学生,不少同学都参加了学生军,这里只来我一个人找谁担保呢?”“不行,没人担保,我不能收。”那位长官仍这样坚持。

若非没有早在军队中当兵的朱其升、彭友胜的帮助,毛泽东参军的愿望怕是难以实现。

朱其升,1891年生于湖北省大冶县刘仁八镇岩山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庭贫困,他12岁随人到湖南一个叫做田江的地方当学徒,学打铁兼修雨伞。

1909年,湖南大部分地区发生水旱灾害,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朱其升终日劳苦,吃不上一顿饱饭,只好离开家乡,闯荡天下,到外地混饭吃。

这年深秋的一天,他流浪到长沙附近,加入新军,被编到彭友胜那个班当战士。彭友胜是湖南衡东人,比朱其升早参军,当年彭友胜已是副目(副班长)了,但他与打铁出身的朱其升感情很好。队伍训练时,朱其升能吃苦耐劳,专心受训;行军打仗时,扛枪抬物,肯出力气。不久便提升为上士,每月饷银8元。

正在这时,朱其升从军营出来,看见一个学生模样的人同长官争执,便走过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来到跟前,他听到毛泽东生气地说:“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朱其升看见毛泽东眉清目秀,文质彬彬,就和蔼地问:“这位兄弟,你有么事对我说说,行吧?”

毛泽东看见这位军人讲礼貌,说话和气,就将前来投军的想法,自己的身世如实地告诉了他。最后还轻言细语地对朱其升说:“投笔从戎,为完成革命尽力,难道不行吗?”

朱其升频频点头称是,他很同情这个青年,准备帮他这个忙。他询问了毛泽东的一些情况后,就进兵营找到彭友胜说:“这位弟兄愿意参加革命军,无人担保,我们为他担保行吗?”彭友胜表示同意。就这样,经彭友胜、朱其升担保,上司同意,毛泽东以“毛润之”的名字编入革命军,当了一名列兵。

毛泽东和朱其升所在军队为湖南新军步兵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在新军里,毛泽东和朱其升关系密切。朱是老兵,在生活和军事方面处处关心毛泽东,帮助指导他。毛泽东刚入伍,没有发军衣和毛毯,朱其升将自己新发的蓝棉衣给他穿。天气转冷,朱其升又要毛泽东与自己同床共被。有时还帮助毛泽东擦拭枪支,就像亲兄弟一样。毛泽东聪颖过人,又有文化,对军事常识,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在一次训练打靶时,获得优良成绩。

军营休息时,毛泽东、朱其升、彭友胜时常在向阳坡上,谈天说地。毛泽东也发挥自己的长处,常为他们讲《精忠传》、《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的故事。朱其升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有些听不懂毛润之讲的古文,不热心,听着听着,慢慢地睡着了。可他讲的“曹操煮酒论英雄”,“张飞大战长坂坡”,“孔明虚设空城计”,“关公败走麦城”以及“宋江怒杀阎婆惜”,“孙猴儿大闹天宫”等故事特别爱听。毛泽东口才好,边讲还边做手势,把我深深吸引住了。

毛泽东热爱读书看报,他每月领到的7元饷银,除向挑夫买水用外,大都用于购买书报。有一次,他在鼓吹革命的《湘江日报》上,看了一篇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就给朱其升、彭友胜他们讲。他们随即讨论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但是,谁都没有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