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外婆家，毛泽东便焦急地与两位舅舅商量对策。恰在这时，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告诉他说，湘乡县的东山高等小学堂是一座新式的学堂，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韶山冲学不到的知识，文运昌自己就在那里学习过。毛泽东一听说可以学到新的知识，内心已激动起来。他多么希望多学些知识，解答他内心中许多难以揭开的问题啊！可是，怎样才能说服父亲呢？
毛泽东动员了他所能动员的所有亲朋，开始对父亲进行轮流的劝导。大家也都站在毛泽东一边，他们以毛泽东聪颖、刻苦为证明，说润之这孩子既吃得苦又读得懂书，本就是一块读书的料，多读些书对这孩子有好处；将来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做的也将是更大的事业，当学徒虽可以早一点为家里赚钱，但那又能赚几个钱？一辈子下来充其量和你毛贻昌一样还是个贩米的；人都说青出于蓝胜于蓝，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不读书怎能站得高？没知识何能看得远？前程远大了，才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毛贻昌虽是个固执的人，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有些话也确实在理，说得他也心有所动。见毛泽东态度坚决，硬让他去米店学徒看来是不可能了，他也就改变了主意，同意毛泽东到外地去求学。
毛泽东的企盼终于有了结果，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临行前，他特地留诗一首赠与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1910年的秋天，毛贻昌一家站在私塾前的河岸边，目送着16岁的毛泽东踏上出乡关的征程。这一天，秋高气爽，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走上了通向山外的羊肠小道。他带走了父亲的遗憾，也带走了母亲的离愁，一个全新的世界渐渐向毛泽东打开。
三、新式教育的熏陶
1、就读东山高等小学堂和湘乡驻省中学
由于获得父亲的首肯，毛泽东很顺利地跟着表兄文运昌来到湘乡县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关于他在这所新式学堂的求学生活，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有详细介绍：
东山学堂旧址。“我随表兄到那所学校去注了册。我说我是湘乡人，因为我以为这所学校是专门为湘乡人办的。后来我发现这所学校对谁都开放，就改用我的湘潭真籍贯了。我缴付一千四百铜板，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最后，我父亲也同意我进这个学校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道，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出门达五十里之远。那时我十六岁”。
“在这所新式学校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新的西方学科。另外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教师中有一个日本留学生，他戴着假辫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辫子是假的。人人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那么多孩子们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极少农民供得起孩子上这样的学校。我比别人穿得差，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学生们不穿长袍，只有教师才穿，而洋服则只有‘洋鬼子’才穿。很多阔学生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可是在他们当中也有我的朋友，特别有两个人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
“我被人讨厌，还因为我不是湘乡人。你是否原籍湘乡是非常重要的，你是从湘乡哪一乡来的也很重要。湘乡有上、中、下三里，上下两里人纯粹由于地域观念而斗争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湘乡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在精神上感到很大的压抑”。
“我在这个学校很有进步。老师们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经书的老师，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我当时认为他是进步的。但是他后来变成了反革命，成为乡绅阶级的一分子，并且在1925到1927年的大革命中参加了反动派”。
“许多学生因为假辫子而讨厌那个‘假洋鬼子’，可是我喜欢听他谈日本的情况。他教音乐和英文。他教的歌曲中有一首是日本歌，叫做《黄海之战》，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些迷人的歌词：
麻雀歌唱，
夜莺跳舞，
春天的绿色田野多可爱，
石榴花红，
杨柳叶绿，
展现一幅新画图。
“我当时知道并感到日本的美，并且从这首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歌曲里感觉到一点她的骄傲和强大。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今天我们所认识的日本。
“这就是我从‘假洋鬼子’那里学到的一切了。
“我还记得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已死去——虽然新皇帝宣统（溥仪）已经登基两年了。说实在的，当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的人，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仅仅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进行变革罢了。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记载使我着迷，我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同时我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的话：‘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获得胜利，并建立了他的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豪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格拉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
毛泽东开始渴望到长沙去。“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一百二十里。听说这个城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和不少学校，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它是一个繁华的地方！当时我非常想到那里去，进入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
1910年冬，毛泽东请东山小学堂的贺岚冈老师介绍他到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恰逢贺岚冈老师应聘到了那里任教，于是两人便一同步行前往长沙。“当时心情非常激动，一半是担心自己遭到拒绝不能入学，我几乎不敢指望自己真能成为这所了不起的学校的一名学生，使我惊讶的是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
初到省城长沙，年仅18岁的毛泽东的眼界顿时开阔了许多，他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和乡下完全不同的社会气氛。
“在长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个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这个起义是由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个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此人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著名的头头。这个时候，我也听人谈到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正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是如此的激动，以至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川汉铁路的修建引起了反对外国投资的运动。人民对立宪的要求日益广泛起来。面对这种形势，皇帝仅仅下诏设立一个谘政院。在我的学校里，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他们用反对留辫子的行动来表达他们的反清情绪。我的一个朋友和我剪掉了我们的辫子，但是，别的相约剪辫子的人，后来却没有守约。于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强行剪掉了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条辫子，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就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发展到要求全部取消辫子了。政治思想多么能够改变人的观点！
“在这个剪辫子的插曲上，我和一个法政学堂里的朋友发生了争论，我们各自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相反的理论。这位法政学生引用经书来为他自己的论点找根据，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自己和反对留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一种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
2、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
毛泽东初进长沙读书的时候，正值清政府的统治风雨飘摇，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酝酿着辛亥革命。国事纷纭，政局混乱。为了提高认识能力，辨清时局，毛泽东如饥似渴地读书看报。当时，他很爱看同盟会主办的《民立报》。毛泽东在潜心读书、不断思考的过程中，渐渐地由君主立宪制立场，转到了孙中山的革命党一边。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革命胜利的消息当夜传到了长沙。两三天后，毛泽东所在的湘乡驻省中学的校长，专门请了一位来自武昌的革命党人到校讲演。
这位革命党人激情满怀地痛斥了清政府的昏庸无能和误国误民。他向师生们详细介绍了武昌起义的经过，并分析了当时武汉三镇的军事政治形势。他说，虽然站到革命一边来的新军将领黎元洪就任了湖北军政府都督，但北京的朝廷已任命北洋大臣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正领着冯国璋和段祺瑞两员北洋大将，兵分两路，水路兼程，向武汉三镇扑来，湖北的局势正值燃眉之急。他鼓动大家立即行动起来，为了国家，为了革命，参军援救湖北起义军，响应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政治纲领。
生动精彩的演说结束后，有几个同学非常激动，当场站起来发表政见，表示由衷地敬佩湖北的革命党人，说他们是发扬了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自我牺牲精神，为民前锋，实在了不起。还有人表示，湘鄂两省唇齿相依，湖北起义成功了，湖南应当立即响应，大力声援。
可毛泽东在沉默之后冷静地说：“是的，武昌起义成功了。可是，离革命的胜利还远得很呢。我想，革命不能光靠嘴巴讲，要靠实际行动，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来帮助湖北起义军呢？”
一句话把同学们问住了。一位大个子同学急了，瞪大了眼睛问毛泽东：“你快点讲呀！到底有什么好办法呢？”
毛泽东提高嗓音说：“我已经想好了，当兵去！”
“当兵？！”从没走出过校门的同学们惊奇地望着他。
“对！当兵。”毛泽东坚定地回答，“到湖北去，当革命军！现在，武汉三镇的局势很危急，袁世凯的北洋兵，分两路南下，采取包抄战术，企图箝住武汉。革命党人势单力薄，困难一定不小。我们既然要革命，就不能空口讲白话。光喊口号，是打不倒宣统皇帝的。要革命，就要到战场上去，真刀真枪，干！”结果，有4个同学决定和毛泽东一道投笔从戎。
第二天，即10月22日，正是武昌起义后的第十二天，湖南新军起义，长沙光复。
10月22日深夜，各路会党首领在抚台衙门开会，决定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同盟会会员焦达峰和陈作新被推举为湖南军政府正副都督。可是，立宪派的官僚和士绅们十分不满。一番争吵后，两派达成协议，决定再成立一个湖南省参议院，由立宪派头领、原翰林院编修、外号“水晶球”的谭延闿当院长，其他一些富绅和社会名流当参议员。
军政府成立后，通电全国，宣布湖南光复，并且开始招募新兵，扩充军队，准备援救武汉。为了纪念这次起义的胜利，云阳门因此被改名为兴汉门。
长沙城渐渐地平静了。原来准备当兵的同学中，有3个人以为革命成功了，想赶快找个进身之阶，因此放弃了当兵的打算。毛泽东和那个高个子同学仍然坚持参军。毛泽东说：“现在，宣统皇帝还没有退位，新军起义的还只有两湖，武汉战事正吃紧。我还是要参加战斗。湖南新军起义了，正在招募新兵，援助湖北，我打算就参加这支队伍。”高个子也爽快地说：“好，我也在长沙参加新军算了！”于是，他们两个就地报名参了军。可是当时参军也非易事。
那时，负责接受新兵的长官说：你想参加革命军，必须有可靠的我们熟悉的人担保，这是上级的规定。
毛泽东一再要求说：“我是学生，不少同学都参加了学生军，这里只来我一个人找谁担保呢？”“不行，没人担保，我不能收。”那位长官仍这样坚持。
若非没有早在军队中当兵的朱其升、彭友胜的帮助，毛泽东参军的愿望怕是难以实现。
朱其升，1891年生于湖北省大冶县刘仁八镇岩山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由于家庭贫困，他12岁随人到湖南一个叫做田江的地方当学徒，学打铁兼修雨伞。
1909年，湖南大部分地区发生水旱灾害，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朱其升终日劳苦，吃不上一顿饱饭，只好离开家乡，闯荡天下，到外地混饭吃。
这年深秋的一天，他流浪到长沙附近，加入新军，被编到彭友胜那个班当战士。彭友胜是湖南衡东人，比朱其升早参军，当年彭友胜已是副目（副班长）了，但他与打铁出身的朱其升感情很好。队伍训练时，朱其升能吃苦耐劳，专心受训；行军打仗时，扛枪抬物，肯出力气。不久便提升为上士，每月饷银8元。
正在这时，朱其升从军营出来，看见一个学生模样的人同长官争执，便走过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来到跟前，他听到毛泽东生气地说：“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朱其升看见毛泽东眉清目秀，文质彬彬，就和蔼地问：“这位兄弟，你有么事对我说说，行吧？”
毛泽东看见这位军人讲礼貌，说话和气，就将前来投军的想法，自己的身世如实地告诉了他。最后还轻言细语地对朱其升说：“投笔从戎，为完成革命尽力，难道不行吗？”
朱其升频频点头称是，他很同情这个青年，准备帮他这个忙。他询问了毛泽东的一些情况后，就进兵营找到彭友胜说：“这位弟兄愿意参加革命军，无人担保，我们为他担保行吗？”彭友胜表示同意。就这样，经彭友胜、朱其升担保，上司同意，毛泽东以“毛润之”的名字编入革命军，当了一名列兵。
毛泽东和朱其升所在军队为湖南新军步兵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在新军里，毛泽东和朱其升关系密切。朱是老兵，在生活和军事方面处处关心毛泽东，帮助指导他。毛泽东刚入伍，没有发军衣和毛毯，朱其升将自己新发的蓝棉衣给他穿。天气转冷，朱其升又要毛泽东与自己同床共被。有时还帮助毛泽东擦拭枪支，就像亲兄弟一样。毛泽东聪颖过人，又有文化，对军事常识，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在一次训练打靶时，获得优良成绩。
军营休息时，毛泽东、朱其升、彭友胜时常在向阳坡上，谈天说地。毛泽东也发挥自己的长处，常为他们讲《精忠传》、《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的故事。朱其升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有些听不懂毛润之讲的古文，不热心，听着听着，慢慢地睡着了。可他讲的“曹操煮酒论英雄”，“张飞大战长坂坡”，“孔明虚设空城计”，“关公败走麦城”以及“宋江怒杀阎婆惜”，“孙猴儿大闹天宫”等故事特别爱听。毛泽东口才好，边讲还边做手势，把我深深吸引住了。
毛泽东热爱读书看报，他每月领到的7元饷银，除向挑夫买水用外，大都用于购买书报。有一次，他在鼓吹革命的《湘江日报》上，看了一篇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就给朱其升、彭友胜他们讲。他们随即讨论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但是，谁都没有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