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工人的大罢工，使赵恒惕政府越来越感到惶恐不安，于是想方设法破坏罢工运动。他们制造谣言，诬蔑工人运动，说干工人运动的是“过激派”，是得了外面的钱。又说工人运动倡导无政府主义，要推翻现在的省政府，等等。同时还放出政府将对工人采取严厉镇压手段的口风，以威胁工人群众。此外，不断制造向工人挑衅的事件：长沙西区警察署突然摘下人力车工会会牌；长沙县署准备重新封闭理发工人开的7家新店；旧缝纫工会的封建把头，寻衅与工人发生冲突。工人群众情绪极为愤慨，少数落后分子动摇。
为了进一步鼓舞工人的斗志，揭破谣言，保护工会，解除部分群众的思想顾虑，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湘区委员会决定派出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及其所属工会的代表，利用赵恒惕的省宪法，以逼迫赵恒惕在工人运动和集会、结社等问题上，公开重申自己于粤汉铁路工人罢工时所立下的“不予干涉”的诺言，同时就势解决具体纠纷事件。
1922年12月11日至13日，毛泽东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份，率领各工会代表郭亮、任树德、罗学瓒、张汉藩、仇寿松等20多人，先后会见了长沙县知事周瀛干，警察厅长石成金，政务厅长吴景鸿，省长赵恒惕等人，同他们进行了3天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这次说理斗争涉及10个问题：（一）请政府表示对工界的态度；（二）集会、结社自由问题；（三）表明工界的态度；（四）工界与政府应时常接头，免生误会；（五）建议组织劳资裁判所；（六）人力车工问题；（七）理发工问题；（八）笔业工问题；（九）机械工问题；（十）缝纫工问题。12月13日、14日，长沙各报都刊载了这次会见的新闻，但由于“省略方多，且多与实际交涉情形不符”。故此，毛泽东等以《各工团代表与赵省长、吴政务厅长、石警察厅长、周长沙县知事交涉的实在情形》为题，将翔实情况披露，刊于1922年12月15日至17日湖南《大公报》。
关于政府对工界的态度问题，在毛泽东等代表的质问下，赵恒惕等被迫宣称：“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近来各处罢工时起，政府并未干涉，即是明证。”在谈及黄爱、庞人铨惨遭杀害事件时，赵恒惕强行辩解，并重把“收买枪支，勾结土匪”的罪名，加在黄、庞身上。还狡猾地说：“系对黄、庞个人并非对工界。”毛泽东等代表当即予以驳斥，指出政府对黄、庞所加之罪纯属捏造，“实不是事实”。“工人方面杀一两个人，封闭一两个工会，固然是损失，但并不因此停止他们必要的活动”。
关于集会、结社自由问题，毛泽东等代表拿出赵恒惕的“省宪法”，指着条文说；“关于结社，官厅常有不允许之事，总说先要立案，才可结社。不知‘省宪法’第十二条‘人民在不抵触刑事法典之范围内有自由结社，及不携带武器和平集会之权，不受何种特别法令之限制’，并无规定要经官厅准许才可结社。”“集会亦然。近来集会常有暗探到场，多方阻挠，或竟用武装警察勒令解散。不知人民不携带武器之和平集会，‘省宪法’规定有‘完全自由’，断不宜随意干涉”。赵恒惕等承认“宪法当然完全有效”，但又强调人民要“守法”。于是，毛泽东等代表又利用资产阶级的法学理论，与政务厅长吴景鸿展开辩论。
毛泽东等说：“法律只管行为，不管意思，从前政府常有干涉集会结社及言论出版之理由，常有以某种集会结社或言论出版之意思将会要侵犯刑事法典为词，□与法律本意不合，若政府在人民未有行为以前，只根据其用意（并且是揣测的）就去干涉，那就几无事不可指为‘将会’侵犯刑事法典，无事不可干涉了。”“吴厅长谓法律本有动机主义与行为主义二派，现在法律确是采行为主义，但如某种动机确会有某种犯法行为发现时，亦不得不干涉。代表仍谓如无直接损犯法律之行为，实不应干涉，并举英法不禁人民佩带手枪，必在有放枪杀人之事发现时才去干涉为证”。吴景鸿等无词以对。
关于表明工人态度问题，即信仰问题，毛泽东等代表严正表示：“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于工人有利，但中国目前尚难做到。目前政治，自然以民治主义为原则，至官厅文告，常有‘工人盛倡无政府主义’之语，全违事实；工人并不信仰无政府主义，因无政府主义于工人殊不利益也。至工人对于现政府之态度，只要政府待工人有好意，工人对政府断无恶意。近来工人为解决自身痛苦，常有种种运动，即所谓劳动运动。但均不出增加工钱，减少时间及改良待遇三教。”赵恒惕等对“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确是深恶痛绝，但对社会主义为何物却茫然无知，因而他们“均以工人来这种态度极为得当”。对当前澎湃的罢工运动，赵恒惕等提出“劳资不要互斗，应互让，以免酿成社会上大损失”，“劝工人稍微忍点痛苦”。毛泽东等代表立即指出：“政府实负有一种责任，即政府宜使资本家店主多多退让，则工人便不至与之冲突了。”
关于人力车工会问题，是在警察厅交涉的。毛泽东等代表说明：“长沙人力车工会依照省宪第十二条组织，人数一千八百余人，组织极其完善，乃西区警署忽将会牌取下，指令上有‘擅自设会’之语，并且出言粗恶，其势汹汹，警厅周科员更拍桌打椅，出言辱骂，毫不尊重工人人格。外间传言，有谓业主与厅里职员串通舞弊，未知确否。各工会异常愤激，以为一个工会可以取牌，其他的工会都可以取牌，危险实甚。”在事实面前，警察厅长石成金只好故作“惊愕”，并说“未下此项命令，比即承认人力车工会备案，文到即可批准”，恢复会牌。
关于理发工问题，毛泽东等代表“在长沙县及政务厅，指出此案各项情弊，并指出原判违反‘省宪法’营业自由之规定，码头随规事实上要打消，四六分账最为持平各点。周县长允停止执行原判，候省署将原判变更即可了结，并允保释工人骆美祥出狱。吴厅长竟否认有新指令要长沙县执行原判之事，谓我并不知道（可见此案弊病极大）；随允依照省议会议决案办理，加议决案不到，则由工界来一呈请求变更不合理之原判，即可办理了结”。
其他笔业罢工问题，机械工会与缝纫工会中少数封建把头寻衅引起纠纷问题，长沙县、政务厅都被迫“允照实在情形办理”。
这次为时3天的说理斗争，是毛泽东利用赵恒惕的“省宪法”进行公开合法斗争并取得胜利的一个典范。在这次斗争中，毛泽东等人既彻底揭露了赵恒惕政府“省宪法”的假民主的真相，但也为湖南工人阶级运用“省宪法”的条文，进行合法斗争，争取合法权益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事后，赵恒惕对他的左右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
2、领导工运继续发展
毛泽东直接组织的请愿斗争的胜利，给予工人以极大的鼓舞。工人罢工的呼声，有如阵阵春雷，响彻三湘。1922年底至1923年春，湘区工人运动，在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继续向前发展。
在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安源大罢工的胜利消息使3000多铅锌矿工人颇受鼓舞，刘东生、罗同锡等暗中发起组织俱乐部，并由刘东生前往安源学习、求援。不久，蒋先云、谢怀德等由中共湘区党委从安源抽调去水口山。他们广泛发动和组织工人，按照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组织办法，于11月27日，正式成立了工人俱乐部。
水口山工人俱乐部成立后，即组织“十人团”代表会议，连日讨论关于改良工人生活待遇、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增加工人工资等4项（罢工后发展为18条）要求。当矿局拒绝工人的合理要求之后，12月5日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经过20天的激烈斗争，迫使矿局承认了工人的全部要求。12月27日全矿工人举行了罢工胜利庆祝大会。
有千余年历史的长沙铜官3000多陶业工人于1923年1月间，在郭亮等具体领导下，开展了反对官府增收“窑门捐”、“窑货捐”的斗争，并在此斗争中建立了铜官陶业工人工会；由省政府官办的湖南造币厂1600余工人成立了工人俱乐部，要求省政府撤换官僚厂长宾步程；汉冶萍公司株洲转运局300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良生活条件，实行罢工，并获胜利。
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惟独湖南的工人运动仍似浩荡湘江，奔腾向前。2月8日粤汉铁路全体工人举行同情罢工，发表罢工宣言，决心与京汉铁路工人携手并肩、共同战斗到底！湖南工团联合会组织了“援助京汉铁路委员会”，派讲演团去全省各地，介绍京汉工人罢工斗争的英勇事迹，揭露军阀吴佩孚一伙惨杀工人的罪行；发动各工团募捐，以救济“二·七”烈士家属和受伤的工人，仅安源工人即募捐680多银元。省工团联合会在长沙举行“二·七”烈士追悼大会，展览死者血衣，并举行两万余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的游行示威，还先后发出4次通电，指出吴佩孚、萧耀南等是“万世之罪人”，“人类之公敌”，表示省工团联合会“当率潇湘数万劳动之群众，以与违法惨杀京汉路工友之军阀周旋，势必复此万世之仇雠，肃此人种之公敌”。并呼吁全国各工团和各群众团体联合起来，与京汉铁路工人一起，“众志成城”，“伸张民权，打倒军阀！”
湖南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主要表现在工会组织的继续扩大。2月间，长沙电气工人，湖南黑铅炼厂工人、醴陵窑业、新化锡矿山工人建立了工会。3月湖南第一纱厂3000余工人，开展了向厂方争分红利和反对开除数百名工人的斗争取得胜利，并成立了纱厂工人俱乐部。
毛泽东在1923年7月1日的一篇文章中，对工人运动基本情况作了一个简单的回顾。他说：“湖南的劳动运动与国内各地的劳动运动同时并起，工人的活动，大引起社会之注目。”从1922年5月到1923年4月，属于湖南省工团联合会领导下的工团计23个，会员3万余人，较省工团联合会成立时新增8个，新增会员7000余人。共计罢工10次，胜利及半胜利达9次，失败一次。罢工人数共计22250人。罢工目的，大部分争工资，小部分争营业自由、工人组合自由。这些目的基本上达到了。“二·七”惨案后，湖南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还体现在工人运动与反帝反封建斗争相结合，与农民运动相结合。
1923年4月，湖南工团联合会、湖南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共同发起组织了湖南外交后援会，把工人运动引上反帝的道路。水口山工人罢工胜利后，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的领导成员刘东生回到老家衡山白果，向乡亲介绍工人罢工经验，把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组织了岳北农工会。这是他省少见的特色。故在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在总结党在“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指出：“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这是符合当年历史事实的。
自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于1917年4月刊登在《新青年》上，6年过去了，经过了五四运动，建党到工人运动，陈独秀日益赏识毛泽东的才干。1923年1月他着手筹备党的一大时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共中央工作，遂派李维汉到湖南接替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
离湘前，毛泽东两次召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会议，向党中央派来接任书记（“三大”后改称委员长）的李维汉介绍了湖南工作的情况和经验。李维汉回忆：毛泽东在介绍工作经验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利用赵恒惕政府宪法中的“民主”条文，进行合法斗争，掩护和配合非法斗争；二是接近群众的方法，如在工人中办夜校、读书班，在学生中办刊物或组织社团，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逐步扩大成为建立工会、学生会的核心。毛泽东单独同我谈了两次话，介绍湘区党委和各方面负责干部的情况，并陪我到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李六如家里，一起谈了湖南上层人物的情况。可见毛泽东在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时就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并初步摸索了一些统战工作经验。
当时毛泽东离湘赴穗，还有一重要原因是躲避赵恒赐政府的通缉。
毛泽东以他的智慧和勇敢，以“省宪法”斗败了赵恒惕之流，大长了工人阶级的威风。
从此，赵恒惕仿佛有一块心病，对毛泽东怀恨在心。当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整个工人运动开始处于低潮，赵恒惕见时机已到，又一次跳了出来。他一面收买行会与工会搞对立，一面压制产业工人的工会，并于1923年4月下达了通缉“过激派”毛泽东的通缉令，企图借此机会加害于毛泽东。
面对敌人的抓捕，毛泽东从容布置好湖南党的全盘工作，便于1923年4月下旬离开了湖南，从而结束了他领导“两年工人运动”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