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陆新法兰西后，国王之女被送到各处的女修道院，由修女管理。不久，高级殖民官员和社交女性们在总督别墅举行酒会，邀请国王之女前去与单身汉们见面。乌尔苏拉修道会高级监事玛丽·德·兰卡纳斯嬷嬷赞许地指出，国王之女擅长评价男人，尤其是在他们比自己至少大十岁的情况下。她们的首要考虑是男方是否有地方住，“她们的做法很明智，因为那些没有成就的男人要努力忍受很久才能使其过上舒适的生活”。与此同时，国王之女还要考虑她们在男人眼里的吸引力，很多人都取消了匆忙订下的婚约，因为“双方之间已经不再有好感了”。事后，她们又与别的男人订婚。少数人再次改变主意，撕毁新的婚约，不久又嫁给别人。只有在男方满足其他一切条件时，她们才会服从自己内心的喜好进行选择。
18世纪初，启蒙哲学家们透过理性的角度，运用新发现的概念——“人追求幸福的需要”来看待婚姻，他们的想法与普遍的观点不谋而合，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婚姻的定义。18世纪70年代的法国，婚姻不幸福的夫妻会在个人生活中运用新的理论解决问题，同时希望终止婚姻的无爱夫妻也从几十年前的不到10%增加到40%。英国亦是如此，爱情成为婚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托马斯·布伦戴尔告诉女儿莫莉：“我不会强迫你结婚，因为你可能嫁给自己不爱的人，痛苦地度过余生……我只希望你的对象是个有社会地位的绅士，性格良好，信奉天主教。”
不过直到18世纪过去几十年之后，还有人反对在婚姻中给予爱情如此多的重视。年轻的法国贵族吉纳维夫·德·马博塞尔和她的朋友阿德莱德·莫连德的对话就反映出人们对爱情在婚姻中的位置的复杂态度。“想象一下，”她写道，“共同度过十个月的婚姻生活后，德·拉维尼先生竟然仍爱着他的妻子，这是一种多么持久的热情。他们一定会成为子孙后代的典范。”
英国淑女伊丽莎白·帕克则因为相反的问题举棋不定：是嫁给自己喜欢的没有钱的爱人还是听从父母，拒绝他的求婚？“安排子女的婚姻时，父母考虑最多的就是金钱，”她的爱人表示，“根本不为子女的幸福着想。”伊丽莎白整整花了七年时间才说服父亲同意自己的婚事。
还有的女人则竭力避免嫁给自己不爱甚至厌恶的男人。21岁的弗朗西丝·伯尼终日哭泣、绝食，下跪请求和父亲住在一起，而不是和那个父亲要求她嫁的恶心（她认为）男人在一起。她父亲后来心软了，弗朗西丝爱上并嫁给一个背井离乡的法国穷人，写了一本叫做《卡米拉》的描绘爱情和贫穷的小说，并因小说的畅销而成功脱贫。
英国的安妮和威廉·格西普的传统婚姻不仅把两家的财产合并到一起，而且促成了他们终生不渝的爱情。26岁结婚的安妮对威廉说：“我爱你，比爱自己还要多一千倍。”威廉给她写信说：“我的心总是为它所爱的敞开。”但是，当他们的儿子和继承人乔治和一位虽然漂亮但为社会不容的女人秘密结婚后，威廉剥夺了儿子的继承权。爱情固然很好，但是爱情的双方首先要般配。“互相爱慕对婚姻幸福相当有利，但是无节制的热情会导致双方漠视一切规则。”历史学家阿曼达·维克瑞写道。
18世纪末期，因为爱而结婚成为流行的公众观点，尽管这里所谓的爱和能给人带来情感慰藉的强烈好感有所不同，但是这一进步标志着不仁慈和暴力促成的婚姻的终结。“成功婚姻的标尺不再是它能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获得多少有权势的亲戚，或者能够生多少孩子，而是家庭对个体的情感需求满足了多少，”斯蒂芬妮·孔茨写道。
两情相悦的婚姻成为新的标准，但是由于妻子仍然在经济和法律上处于依附丈夫的地位，爱情在许多人的婚姻里并没有起到主宰作用。简·奥斯丁1811年创作的《傲慢与偏见》书中经济拮据的小妹玛丽安妮·达什伍德无法想象嫁给一个每年收入不足两千磅的男人会怎么样，因为家庭的收入无法供养“一群得体的仆人、一辆马车（或许两辆）和几名猎手”。
男人也要受到经济条件的约束。乔治·杜穆里埃是个不名一文的艺术家和作家，他就是个典型的因为没钱而结不起婚的中产阶级男性。19世纪60年代初，杜穆里埃不再追求十分适合自己的爱玛·莱特维克，因为她家的生意倒闭了，但是，出于对她的爱慕，他很快又开始追求她，两人订了婚。为了结婚，杜穆里埃需要积攒一千英镑。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意识到自己无法攒够那么多钱，而且他的健康和精神状况也逐渐恶化。母亲建议他找个情人消除焦虑，但是被他拒绝了，理由是“除了她，别的女人在我眼里都是大猩猩”。爱玛的父亲拯救了他，把彩礼数目降低了200英镑，这一折扣使得杜穆里埃恢复了健康，他很快就和爱玛结了婚。
只要嫁妆和彩礼等经济要求以及社会的成见左右着婚姻的进程，父母的意见就仍然起到主导作用，而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就只能出现在小说中，不会成为现实。我们曾在第二章记述过爱丽丝·凯瑟琳·迈尔斯寻找丈夫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英国特权阶级的典型观念。由于控制了婚姻市场，爱丽丝和她的朋友们能够体验到爱情并可以坦率地讨论它。“理论上讲，在一间开满了玫瑰的小茅屋里谈情说爱是很不错的事情，”爱丽丝总结道，“但是，在宫殿里谈情说爱的感觉更好……爱情本身很有魅力，毫无疑问可以给生活增添色彩，也是难以被外界影响的，但是不能光有爱情，你必须掌握其他资源，否则只能以失败告终。”爱丽丝给她的好朋友埃吉写信说：“有的爱情必须变成婚约，不过就像《圣经》里说的那样，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当“极为”美丽的伊迪斯·伍德同意嫁给她并不爱的“拥有信用良好的产业和每年一万两千磅进项、四五十岁的埃塞克斯乡下佬”时，爱丽丝为朋友感到高兴。她认为，每年一万两千磅的进项可以击败任何爱情。
北美的资产阶级和上流社会中，金钱、产业和经济前景依然是择偶时首先要考虑的条件。但是谨慎的社交文化和社群的共同意愿使得爱情在婚姻安排中有更多的发言权。这些阶层的家庭生活都是千篇一律的：拜访、茶会、晚餐、跳舞、采摘水果、野餐、乘雪橇、上教堂和慈善活动——都在一个高度规范化的，由亲属、朋友和熟人组成的社交网络中进行。
很少有陌生人闯入这些无形的大门，它们被圈内人保护得很好，特别是适婚年龄的年轻人更是受到特殊关照，他们可以在全部是门当户对的适婚男女的圈子里自由交际，在无需父母监护的前提下与心仪的对象发展特殊情谊，他们无需着急，尽可以慢慢等待爱情生根发芽，最后选定合适的伴侣。
例如，弗吉尼亚的伊丽莎白·甘博尔拒绝了威廉·沃尔特的第一次求婚（“我受到了打击——被击倒了……啊！”他对一位朋友说），然后又相继拒绝了他的第二次（这次据说是“非常温柔、非常甜蜜、像天使一般的”）和第三次求婚，直到他最后一次求婚，她才承认威廉已经“在她心里有了秘密的位置”，并最终接受了他。上加拿大的玛丽·盖普尔同意嫁给爱德华·奥布莱恩，只是因为她发现“他了解我的所有想法和感觉，而且非常喜欢我，他的爱符合我的口味，有时让我觉得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样”。中上层阶级的这套择偶方法非常有效，他们能迅速找到最喜欢的、门当户对且宗教信仰相同的婚姻对象。而其他阶层只能像大海捞针一样寻觅甚至一无所获。
美国南部的人尤其认为爱情是衡量人生质量的重要标准。特别是在父权社会中，相对弱势的女子在爱她的丈夫的尊重和呵护下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正是由于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很多女人在发现自己的真爱之前是不会结婚的。“我亲眼见过许多不幸福的配对，差点因此灰心失望，”一位年轻女子写道，她的朋友“迈出了不可挽回的一步，她的未来就定下了，她把幸福交到了另一个人的手中”。
一位聪明的年轻美女——我们只知道她叫特姆斯小姐——被许多男性追求，她想出一条评判自我感受的方法。“当他们坐在灯旁的时候，她会看着他，暗暗问自己：‘我愿意在余生中一边缝补袜子，一边和他坐在这里度过每一个冬天的夜晚吗？’绝对不，她的内心回答。不，不，一千个不。因此，这个追求者就该让位给下一个追求者了。”
当爱情和金钱无法兼得的时候，父母就会优先考虑经济因素。有时候子女会反抗。1817年的蒙特利尔，塞西尔·巴斯特尔因为拒绝了有钱但自己不爱的追求者而惹恼了母亲和兄弟。“我绝对不会在不喜欢对方的情况下轻易许人，”她宣布。德克萨斯的丽兹·司各特因为父母让她嫁给经济状况不好的维尔·内布莱特而违抗他们的命令。
也有人自愿接受虽然无爱但有经济保障的婚姻。上加拿大的玛丽·海伦的朋友就是这样做的，玛丽哀叹道：“我无法想象有比这更糟的事，但是人各有志，而且有人说这样的结合要比有爱情的婚姻更幸福，但我无法想象，我并不认为这是个值得尝试的试验。”南方姑娘玛丽·莎侬认为一位叫乔治安娜的女孩和布朗先生的无爱婚姻其实就是“她嫁给了他的钱袋”。还有一位年轻女士发誓说：“就算身处逆境，我也不会为了钱而结婚。”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必要条件的女性都在努力寻找或培养有相爱可能的丈夫。爱情小说也让她们认为爱情是高贵的，无爱的婚姻是有辱人格的。
上流社会的爱情
美国人玛丽·维斯考特和法裔加拿大人阿米迪·帕皮诺相爱后并未遇到任何经济难题，但是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同，玛丽是长老会成员，阿米迪是罗马天主教徒，差异较大。他们纠结了很多年才结婚。这个故事反映出价值观是如何影响不同国家的上流阶层的婚姻选择的，当然，最主要的决定因素还是社会地位和财富。
独生女玛丽·伊莲诺·维斯考特，性格迷人，教养良好，是纽约萨拉托加-斯普林的商人詹姆斯·维斯考特的唯一女儿，也是他第二任妻子的继女。路易-约瑟夫·阿米迪·帕皮诺是律师、政治领袖、庄园主路易-约瑟夫·帕皮诺的长子。老帕皮诺的经济观念保守，他贵族化的社会观点与儿子的反帝国主义和反教权主义的共和观念相冲突。1837年的爱国战争失败后，老帕皮诺逃到了萨拉托加-斯普林，学习法律专业的阿米迪因为对叛军的支持而被当局通缉，所以他也逃到了这里。阿米迪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重新拾起法律专业的学习并且在维兰德学院给女学生教法语养活自己。
接下来的两年，阿米迪加入了玛丽所在的社交圈，与她的家庭建立了友谊，还参加过她12岁兄弟的葬礼。1840年12月1日，准备动身和已经定居法国的家人相聚的阿米迪突然意识到自己爱上了玛丽，那时他20岁，玛丽19岁。在分离的日子，这对情侣以长信和互寄剪报往来，直到1843年6月阿米迪重返萨拉托加。回来之前，玛丽向他表白了自己的爱意，阿米迪在日记中高兴地写道：“噢！我是多么快乐！”
但他们在萨拉托加的重聚是短暂的，得知两人相爱的詹姆斯·维斯考特非常震惊，他和妻子担心如果玛丽嫁给阿米迪就要放弃受到帕皮诺家嘲笑的长老会信仰。他也不愿看到爱女搬到遥远的蒙特利尔，而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詹姆斯并没有强迫两人分手，但他命令两人等上四五年再结婚，给爱情一个考验，而且只能偶尔联系。玛丽把自己的头发装在一只链坠里送给阿米迪，发誓永远爱他，还警告说，如果阿米迪有负心行为将得不到她的原谅。“我的灵魂极其悲伤，”阿米迪哀叹道。在一首诗中，他写道：“再见，玛丽.W。我必须到另一片土地居住，亲爱的玛丽，忍耐着不去爱你。”
回到下加拿大（他过去的政治观点已经得到了宽容），阿米迪成为蒙特利尔高等法院的首席书记官。遵从詹姆斯·维斯考特的命令，他很少与玛丽联系，经常用诗句寄托自己对玛丽的思念。玛丽则感到十分矛盾，她考虑和阿米迪分手，主要是因为两人的宗教信仰差异。她自问是否真的爱他，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又担心嫁给一个外国天主教徒会令父母伤心。最后，她父亲勉强同意她与阿米迪订婚。
“我亲爱的孩子，”她的继母写道：
你已经走出了女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步；我认为他是我多年来见过的最值得拥有的男人；作为一位绅士，他非常符合我的标准……实际上我很希望能有一个像他那样的儿子，除了他的宗教信仰之外……我认为他的教育背景和能力已经超出了我的期望，我希望你能幸福……你必须尝试坚定自己的新教信仰，构筑一道坚固的堡垒抵御他们的侵占……P夫人有一个兄弟是神父，他们非常狡猾，想要劝每一个人改宗——我和P先生谈过——我说，你的家人和朋友会把玛丽视为异教徒，你认为我们会怎么想？……他说你们想错了，我的父母非常开明，我的所有家人都不会这样做。
从继母的信中可以看出玛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矛盾状态的原因。玛丽在写给阿米迪的一封信中寻求理解，还描述了一些自己的感触。
我非常被动，这是真的。我的家人思想保守，我一直处于这种强大而危险的影响之中，在自己的真情实感和作为子女的责任之间挣扎……又不敢审视内心，几个月来我一直避免自我面对。你也许不理解我。我觉得没人可以，他们都没有经历过我的处境。我应该把我的想法和感受告诉父母，但是……我不忍说出可能激怒那些爱我的人的话语。
一方面是玛丽的继母对天主教徒的不信任和她对帕皮诺的反教权主义思想的不屑一顾，另一方面，玛丽的父亲不遗余力地对女儿施加情感压力。僵持数年后，阿米迪提出早日与玛丽完婚，这立刻遭到了维斯考特的拒绝。“（你的来信）让我十分不安，无论何时与女儿分离都会令我心碎，而你提出的日期近在眼前，我无法同意。”他补充道，“玛丽是我唯一的女儿，我不得不最后一次行使我的权力。”阿米迪——可能出于嫉妒或者任性——问玛丽她到底更爱他还是爱她父亲。她责备他：“如果我有姐妹可以取代我的位置，我会毫无惧怕地做出选择，但事实并非如此。你不知道我父亲有多么依赖我，我是他快乐的源泉，”她写道。于是，阿米迪不得不答应詹姆斯·维斯考特把婚期推迟到一年后的1846年5月20日。
5月初，阿米迪短暂访问了萨拉托加-斯普林，他和玛丽在几位朋友的见证下签订了婚约，其中规定，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每年可以得到600美元进项。不久阿米迪就回蒙特利尔工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