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很多人都拿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波哥大明显的厌恶说事儿，有评论家称，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对哥伦比亚首都有“人类学上的过敏反应”，然而，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是，有了这个安第斯山脉城市的节制，他才能够开创新闻记者和小说家的事业。1954年1月份，阿尔瓦罗·穆蒂斯邀请马尔克斯到波哥大，在他那里住一阵子（穆蒂斯当时在埃索石油公司广告公关部门工作），正好《观察家报》给了马尔克斯一个工作机会，每个月900比索，这可比在巴兰基亚的薪酬高多了（按照他在那里的薪酬计算，写一篇“长颈鹿”专栏才比索）。3他接受了这个机会，因为报社的工资不仅能让他生活得比较舒适，也能给窘迫的家庭一点帮助，同时，他还能参加在第七街莫利诺和阿斯图利亚举行的文人聚会，那可是当时哥伦比亚顶尖的文学沙龙。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波哥大学到了新本领。1954年2月22日，他担任《观察家报》的影评记者，成为哥伦比亚影评界的开拓者之一。这时期最让马尔克斯感动的电影，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维多里奥·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因为这部作品接近生活，非常人性化。马尔克斯那时写的影评立场坚定，实话实说，引起了波哥大电影发行商的抱怨，有些人甚至从《观察家报》撤下广告。显然，马尔克斯在利用影评提炼自己有关文学的看法。例如，1954年4月24日《观察家报》上，有一篇马尔克斯对德·西卡《米兰奇迹》的评论，他认为，影片通过融合“寓言”与“赤裸裸的意大利现实主义”，达到了“将幻想人性化”的目的；他进一步评论道，《米兰奇迹》在这方面让他想起了《偷自行车的人》，其中的“幻想片段与现实生活因素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其超现实要素并没有被人留意”。这句评论可以一字不差地用在他后来的小说《百年孤独》上。他还决定把对电影的抽象认识用于实际操作，参与了《蓝色龙虾》（La langosta azul）的拍摄工作，这部影片由阿尔瓦多·塞佩达·萨穆迪奥导演，19541955年间在巴兰基亚拍摄。 从加西亚·马尔克斯自选文集《纪事与报道》（Crónicas y reportajes，1976）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他是如何走向成熟的。文集收录的主要是马尔克斯1954年3月至1955年9月间为《观察家报》所写的文章，前三篇文章发表于1954年3月，集中描写哥伦比亚海岸地区拉斯尔帕（La Sierpe）的幻术、迷信和民俗。拉斯尔帕的统治者是个西班牙妇人，人称“伯爵夫人”（La Marquesita），在《大妈妈的葬礼》中，大妈妈的形象就是以她为蓝本的。伯爵夫人可以命令蛇找到并且咬她的敌人（《拉斯尔帕的伯爵夫人》，第15页），可以同时现身在不同的地方，甚至可以踏水而行（第15页）。在别的地方，耶稣受难日每年都会在不同的日子，而在拉斯尔帕，耶稣受难日固定在三月份最后一个星期五（第13页）。当地居民相信咒语的魔力，比方说，猴子可以神奇地被塞进一个人的肚子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章显示，拉斯尔帕这个地方对耶稣祭坛的崇拜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以至于当地木制的基督塑像丢失之后，村民们整整一年都没法儿干活（《拉斯尔帕奇怪的偶像崇拜》，第2741页）。再者，抬着棺材，走在凹凸不平的路上，如果听见死尸在里面碰撞棺材板儿，大家会觉得死人很快活。在这个时期，对马尔克斯的成长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物是阿尔瓦多·塞佩达·萨穆迪奥，这不仅体现在马尔克斯对导演电影的兴趣和他的小说创作（他发表了《大屋》［La casa grande］），而且还体现在他对源自美国的、新的新闻报道体裁的了解。塞佩达·萨穆迪奥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对新新闻学有所了解，这显然对马尔克斯产生了影响。托马斯·埃罗伊·马丁内斯曾经简明概括了两种不同的新闻写作风格：
旧的新闻写作风格通常会说：“昨天，东南亚发生海啸，有X人丧生。巨浪推进了若干公里，一直冲到城镇和市区……”；新新闻报道同样事件，会这样开始：“塔帕·拉斯帕通德拉住在爪哇海边的村子里，她站在海边，海平线上一团巨大的雨云让她预感到，灾难即将来临……”你告诉读者海浪如何令人感到恐惧，让读者与生活在悲剧中心的某个人物感同身受。
1955年发表的《遇难者的故事》（“Relato de un náufrago”），印证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新新闻风格写作的成功。1955年2月28日，20岁的海员路易斯·阿莱汉德罗·贝拉斯科，在随哥伦比亚海军驱逐舰卡尔塔斯号从美国阿拉巴马的莫比尔驶向卡塔赫纳途中，与其他七位船员一起遭遇海难。他的朋友全部被大海吞没，而贝拉斯科在一个筏子上漂流十天，活下来了，吃了一只海鸥、一条鱼，还跟鲨鱼搏斗过，最后在哥伦比亚南部的乌拉巴（Uraba）上岸。这不但让贝拉斯科的家人，而且让全国都感到震惊，因为此前他已经被宣布死亡。马尔克斯对贝拉斯科进行了采访，历时“三个星期，筋疲力尽”。采访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形式，从1955年4月５日起，连续十四天在《观察家报》上连载。故事扣动全国人的心弦，《观察家报》的发行量因此而翻了一番。更加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像带刺的蜜蜂一样，结尾还有政治上的讥讽；贝拉斯科宣称，驱逐舰倾覆是因为超载装运了冰箱、电视机、洗衣机之类的走私商品。哥伦比亚当局通过官方渠道否认了这个说法，但是，《观察家报》在特别副刊上刊登了舰艇航行中的照片，暴露了政府欲盖弥彰的丑行。这下子政府恼羞成怒，最终导致报纸被查封。从这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已经可以看出马尔克斯的一些艺术特色。他逐渐引出悬念，描写贝拉斯科如何在出海前一天晚上，看了一部有关海难的电影，并因此而对即将开始的航程感到心神不定（《遇难者的故事》，第11页）；提到船员中有一位在72小时之内就会葬身海底（第14页）；还特别强调某些细节——总是在下午五点钟回到舰艇旁边的鲨鱼，贝拉斯科腿上的伤痛，海鸥的出现（让人想起《圣经》中衔着橄榄枝的鸽子飞回诺亚的方舟，说明陆地就在不远之处）。这一切为读者提供了审美的轮廓，有身在其中的感觉。这个新闻故事里，还可以看到马尔克斯刚刚成型的艺术手法：以写实的手法表现幽灵幻象，这将会成为他独特的艺术风格。他这样描写贝拉斯科“看见”已经被淹死的朋友海梅·曼哈雷斯坐在筏子上：
我实在是太累了，只好把头靠在划桨上，准备接受死亡的到来。就在这时，我看见他坐在驱逐舰甲板上，是海员海梅·曼哈雷斯，用食指指向海港……我知道自己神志清醒，压根儿没有睡着，风在呼啸，海浪在翻腾，风浪声从头顶掠过，我都能听见。我觉得又渴又饿，坚信海梅·曼哈雷斯就在筏子里与我同行。 “你为什么没带足够的水上船？”他问我。“因为我们已经靠近卡塔赫纳。”我答道。
十四期连载登完之后，马上出书，销路特别好。故事揭露了哥伦比亚海军内部的深层腐败，其政治感染力很快就彰显出来，让哥伦比亚政府感到很难堪。显然，在这风口浪尖上，加西亚·马尔克斯需要出国暂避一时了。
《观察家报》匆忙委任马尔克斯为报社驻欧洲记者，派他去了日内瓦。他戏剧性地表现了这一刻在其一生中的重要性：他的自传《活着为了讲述生活》恰恰就在他开始欧洲历险之际戛然而止。1955年的欧洲之旅，其实不在马尔克斯的计划之内，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他刚刚踏上旧大陆时的些许茫然无措。他先到巴黎，然后于1955年7月17日抵达日内瓦，采访苏、英、美、法四大国日内瓦会议。接着他又去威尼斯报道威尼斯电影节。十月份，在阿根廷纪录片导演费尔南多·比里的帮助下，马尔克斯入读著名的罗马电影试验中心，学习导演课程。尽管他觉得课程太学术了，还是坚持学了两个月。这段经历后来鼓舞他80年代中期在古巴设立了一所类似的电影学校，还为《十二篇异国旅行的故事》（1992）里最具魅力的故事提供了素材。不过，对马尔克斯来说，1955年最难忘的事情，是他的第一篇长篇小说《枯枝败叶》（La hojarasca）出版了。雷蒙·威廉斯称这部小说为“哥伦比亚第一部现代小说”。《枯枝败叶》是一部极其晦涩难懂的小说，集中体现围绕马孔多镇上一位医生上吊自尽所产生的压倒一切、令人窒息的氛围，镇上所有人都憎恨医生，因为他曾经拒绝医治伤者。小说几乎没有情节可言，医生的尸体躺在棺材里，摆放在镇上最有权威的人、上校家的客厅里，叙述主要围绕书中人物面对医生尸体的各种反应。有时，叙述会被对往事的回忆打断，例如，医生如何来到镇上，到上校家登门拜访，然后在他家的里屋住了好多年；还有医生如何逐渐被来照看香蕉种植园工人的其他医生所取代。故事发生在1928年9月12日，从下午两点半，一个小男孩儿（上校的儿子）到家，到下午三点钟，棺材准备抬出街，放到教会坟场外面医生准备下葬的地方；镇上的人是那么痛恨医生，他们不允许医生以基督教葬礼下葬。这是对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的演绎，在索福克勒斯的剧中，国王克瑞翁下令让波吕涅克斯暴尸荒野。《枯枝败叶》在题词中引用了《安提戈涅》，使两者之间的关联更为显著。根据杰拉德·马丁的观点，《枯枝败叶》是马尔克斯小说中最具自传色彩的：“小说中心人物是神圣的三位一体，以现实中的小加博、路易莎和尼古拉斯为蓝本，形成了三代人的家庭故事”，让马尔克斯能够“在写作的时候幻想，他母亲从来都没有真正爱过父亲加夫列尔·埃利西奥，而且跟母亲分离的是父亲，而不是儿子小加博”。《枯枝败叶》所体现的俄狄浦斯焦虑固然有意思，然而，同样有意思的是小说的叙事艺术。小说引人注目的特征，是从三个不同的叙事角度，巧妙地展现了有关医生之死的意识活动，从孩子开始（第3页），过渡到他母亲伊莎贝尔（第7页），然后到伊莎贝尔的上校父亲（第14页），最后，三重视角交叉回旋，将三层意识融为一体，使叙述中的“我”转化成由一家三代人构成的混合意识。这种马赛克式的视角让人觉得，情节和叙述都包裹在记忆中，时间也就成了无始无终的永恒。对曾是医生情妇的女佣梅梅的一段描写，可以用在小说中所有人物身上：
显然，梅梅那天夜里沉浸在往事中。追忆之中，她感觉在过去几年里，自己停留在某种独特的、永恒的静止时空，而那天夜里对往事的回忆，又重新启动了她自己的时间流动，她开始进入延迟了很久的衰老过程。
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而言，我们能够回想过去，也就意味着时间是可以倒流的：“然后，一切都开始倒退，她说。”(《枯枝败叶》，第25页)正如安赫尔·拉马所说，马尔克斯的小说经常以“来回摆动的势态”表现时间，“带着我们前后来回，不时返回当下的时间”。J. G. 科博·博尔达也有相类似的观点，他特别指出马尔克斯对“非现实过去时”的运用，“在传奇的过去时，每一个意外都是必须发生的，可以说非现实过去时，集中体现了马尔克斯小说的艺术手法”。《枯枝败叶》叙事过程中也有语焉不详的地方，比如，医生为什么自杀，梅梅到底出了什么事儿（第9页），镇上的人为什么对医生那么反感（我们可以认为，镇上居民情绪的客观对应物——在某个场合不愿意救治病人——不足以解释他们为何对他怀有如此深仇大恨）。可能小说最引人注目的是，“枯枝败叶”虽然是书名，但是在叙述里却出乎意外地缺失了，只是偶尔随意提起过，比如，伊莎贝尔的父母不让她去电影院，因为“电影的乐趣就是从枯枝败叶来的”（第51页）。不过，对“枯枝败叶”的含义，小说在富有诗意的序里作出了解释：这是一个隐喻，指的是由于香蕉公司的到来所造成的浩劫。
突然之间，好像一阵旋风在镇子中间扎下根，香蕉公司来了，紧随其后的是枯枝败叶。打着旋的枯枝败叶卷地而起，里面净是其他镇子来的人渣和垃圾，还有那越来越显得遥远而不可思议的内战留下的各种废物。毫不留情的旋风，漩涡般裹着人群的气味，污染了周围的一切，那是皮肤分泌物和悄然死亡的气味。不到一年的光景，旋风把随之而来的许多灾难的瓦砾播撒在镇子上，在街道上抛下林林总总的垃圾。（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