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防治90％的任务在基层医疗部门，特别是乡镇卫生院。但四川、安徽等地的乡镇卫生院反映，医患关系紧张已经是最普遍、最突出的问题。安徽某乡卫生院院长反映，当地主要是通过卖血感染艾滋病的，除了抗病毒治疗免费外，当地政府还尽了最大努力，对机会性感染的治疗给予了大量补助，每人每月补助60元至600元，住院后医药费全部报销。但是病人仍然对政府不满、对社会不满，春节前、麦收前都是闹事的高峰，医务人员常常成为他们发泄的对象。公费药已经从80多种增加到200多种，但病人们仍然常常指定要某些非公费药，如果不给就会大骂……矛盾从乡推到县，又从县推回乡，最后仍然集中到乡。卫生院是自负盈亏的单位，医生们的努力工作换来的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待遇，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从来都没有兑现过，于是从县到村大家都不愿意搞艾滋病治疗，卫生院正式在编本是32人，如今已经走了一半。
当然，对艾滋病人的治疗，除了“钱”外，还有一个医疗水平和科技水平的问题。防治知识缺乏、医疗水平亟待提高正是我国遏制艾滋病毒传播中面临的难题。
艾滋病对许多医务人员说来，是一种从未接触和处理过的疾病，在基层医疗部门更是如此。虽然国家已经在北京佑安医院等处建立了培训基地，截至2006年11月已经培训乡村医生27期，但相对于全国众多的人口和感染者，仍然是力微任重。武汉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曾说：“在治疗和预防艾滋病问题上，村医生是冲在前线的救火队员。”但是，正如中国疾控中心一位专家所指出的：“在中国，具备治疗艾滋病条件的医生屈指可数，而且他们大都集中在大城市里。”
有关方面曾对四川某市、县医院、疾控中心和18个乡镇卫生院、妇幼保健站的医务人员进行测试，结果平均得分仅48.49（60分及格），而临床专业知识答对的更低，有一些人甚至连基本的预防知识也不了解。
抗艾滋病毒感染是人类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让现代医学几乎束手无策。自1995年美籍华人何大一博士首先提出了抗病毒治疗后，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我国也正在使用并取得了很大效果，全国已经有上万人接受了抗病毒免费治疗。但是，由于我国还缺乏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病毒药物，而且长期服药又带来了毒副作用、耐药性增强等极为棘手的难题，因此治疗的难度正在加大。目前我国一线治疗失败的病人仍然面临无药可换的窘境，如何尽快形成强效、低毒、可负担的二线治疗方案已经是极为迫切的问题。
北京佑安医院传染病主治医师张可，是卫生部治疗艾滋病专家组的成员之一，他曾经无数次单独到河南上蔡等地了解艾滋病的流行状况，并走村访户为感染者看病，从死神狰狞的魔爪里抢救了许多人。
一位26岁的女青年面色如土，脖子上的淋巴结已经烂了三个窟窿，被县医院与河南省医院都判了死刑，在家里等待死亡。张可给她检查后说：“你没有多大的事情，我给你开个处方，就按这些用药，等我下次来你就好了。”处方上写的是“促红细胞生长素针剂”，半个月后，再看到这个病人时，她已经在地里帮丈夫收玉米了。后来张可给村医介绍这个病例时说：“这是抗病毒药导致的副作用，重度贫血。”
还有一位年轻的妇女是卖血感染艾滋病的，发病后被丈夫抛弃，她的母亲向村医哭诉：“我的女儿怕不行了！”刚在村里搞了一整天调查的张可，听到这妇女的情况后晚上便来到了县医院，没戴口罩、没戴手套便掀开病人身上肮脏的、已经分不清颜色的被子，仔细进行检查并且查看了她的病历。县医院诊断为心胞积液，但用药却有许多不妥之处，张可一一进行纠正后又告诉大家应该怎样用药，把处方和治疗方案又仔仔细细地写了下来……两星期后这个妇女的病情有了好转，可以出院了。
一位4岁的小男孩儿，是被母亲感染的，长期发烧，骨瘦如柴。张可诊断后确定为合并感染了结核，经过治疗，孩子不再发烧，身体恢复正常发育了。
在为8岁的小病人进行诊治时，没有听诊器，张可解开孩子的棉袄后低下头，把耳朵紧紧地贴在孩子的胸前……
在看望30多岁的病人时，破烂的屋子里发出恶臭，躺在麦草上喘息的病人断断续续地不知道说了些什么。邻居们说，病人已经发烧一年多，没有钱治疗，现在医生都说不行了。张可俯下身给他检查时，病人突然一口浓痰喷在张可的手上，但检查并没有停止，直到检查结束，张可才慢慢地放下了病人……他要求病人立即拍张胸片，以便对症下药……
经他治疗的病人，病情都有了好转。
但像张可这种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医生实在太少。听说他因为写文章“透露”了河南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有关方面的不满，为此，我只能感到不平和叹息。据说以艾滋病疫情震惊中外的某县，县医院只有一个医生在北京地坛医院接受过为期一年的艾滋病专业知识培训，这样薄弱的技术力量，怎么能负起遏制艾滋病疫情的重任呢？
采访扎记
一提起对艾滋病人的治疗，我便想起了那些简陋的病房，昏暗的灯光，绝望的病人和无奈的亲人……
近年来，在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最好的设备和大量的资金都集中在省市疾控中心，项目也集中在疾控中心。而疾控中心本身专业技术力量并不强，于是表面上做了许多“项目”，但真正能起作用的却不多。对传染病的治疗更不是疾控中心所长，应该交给临床医生，但为了争经费、拉项目，有的疾控部门也去搞起了治疗。疾控中心内部也是人人都想做艾滋病项目，对别的疾病便忽略了。
对艾滋病人治疗的难点不只技术上的，很多还是观念上、体制上乃至文化上的。
在观念和文化上，我们对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歧视和公众歧视并没有消除，不少人仍然把艾滋病和政治、政绩、道德联系得很紧，而对生命的关爱却相当缺乏。
尤其让人愤慨的是，竟出现了一批“吃艾滋饭”的蛀虫，大量防治艾滋病的资金和物资正在流失或已经流失，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在这方面，非洲和我国似乎有相似之处。虽然2005年国际社会向非洲国家提供的艾滋病援助资金和物资总额已达80亿美元，但当地一个防治艾滋病委员会的官员却在慨叹：“为了到边远地区宣传防治艾滋病的健康信息，我们需要一辆自行车，可是我们买不起。”国际救援机构的官员们分析，不健全的医疗系统，管理混乱的政府部门和经验不足的社区团体，在接收和使用援助方面缺乏经验，导致艾滋病援助资金在运用上遭遇“瓶颈”。
乌干达在政府管理的仓库中，有价值50万美元的抗病毒药已经过期，而与此同时，却有15万至20万感染者不能得到药物的治疗。据悉，2005年全球基金已经因为管理混乱和贪污停止向该国拨款。
但愿我们不会发生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