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5年4月5日杨昌济和毛泽东谈话时，“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在杨昌济的引导下，当时毛泽东对曾国藩的确是十分佩服的，他在《讲堂录》和写给同学的信中，曾多处引用曾国藩关于道德修养和治学方面的语录。在《讲堂录》中，毛泽东记下了曾国藩倡导修身治学的“八本”，即“读书以训诂为本，作涛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作言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1917年8月23日在写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说：“愚十近人，独服曾文正。”后来，毛泽东在军事上也得之于曾国藩不少。
青年毛泽东曾精心研读曾国藩的生平、著述和信札。曾国藩的性格、爱好、志趣，有不少符合毛泽东的口味。
曾国藩一生勤奋好学，嗜学如命，除儒家经典、程朱理学外，尤其爱好历史、古文（词章之学）和书法。自幼立志要建立内圣外王之业，小者也要“立不悖之言，垂教于乡党”。“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是他的座右铭。青年曾国藩可谓虎气甚足。在治学上，他强调“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青年毛泽东非常赞赏这种学贵有恒的志趣。他在一师求学时写了一副对联：“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口寒。”毛泽东晚年曾对自己的气质作了一个形象的说明，虎气和猴气，以虎气为主。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则更是浑身充满虎气“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其有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死人不怕、军阀不怕的过人胆气和倔强的性格，以及对既定目标的执著追求，可谓带着曾国藩的人格痕迹。
曾国藩重视治学与修身结合并身体力行。他说“若读书不能贴到身上去——则读书何用？”他“作五箴以自警：一日立场；二日居敬；三日主静；四日谨言；五日有恒”。他按照程朱理学修身养性。他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认为“志之所向金石为开”，“心诚则志专而气足”，虽“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态”则必能成功。青年毛泽东个性也很强，积极追求个性解放。为了实现自我，追求理想，也注重修身养性。他在《讲堂录》中写道：“修身，人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万恶之渊薮。”他把新黑格尔主义的自我实现与儒家的修身养性融合起来，奉行安贫乐道，磨炼身心，动心忍性，劳其筋骨，以“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做座右铭。求学中衣食简朴，以书代枕，爬行游泳，锻炼意志。有时一人登峰读书，日“静中求学”，有时又到嘈杂的闹市读书，日“闹中求静”。可见，曾国藩生平的修身养性与青年毛泽东所追求的锤炼意志、道德修养、自我实现之情趣有许多吻合。
毛泽东对谭嗣同也异常敬仰，他曾对蔡和森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魄力颇宏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谭嗣同的《仁学》流传广，影响大，毛泽东也明显地受到“仁学》的影响。《仁学》最引人注目的是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反对清王朝，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这样的大盗，“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盘乐怠傲，骄奢而淫杀”，“供一身之不足，又滥纵其百官，义欲传之世世万代子孙，一切酷毒不可思议之法，由此其繁兴矣”。谭嗣同还反对具有强烈封建主义色彩的纲常伦理，他说“吾国三纲之说，为潭浏阳痛辟。”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说：“吾国之三纲五常在所必去。”颇能反映他受谭嗣同的影响。毛泽东一生反对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大绳索，反对封建制度，批判二千年来的封建主义，可以说，这与他受谭氏《仁学》的影响颇有关系。《仁学》还提出：“彼治于我，我将师之；彼忽于我，我将拯之。”外国与我友好，我就拜他为师；外国侵略我国，我就要“拯救”它。后来毛泽东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得出了“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结论，从而更加深化了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古老文明、进步革命的湘楚文化陶冶了一大批仁人志士、爱国青年。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有了救国救民的宏伟抱负。为了实现这种抱负，他开始寻找自己的“导师”。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毛泽东当时首先找到的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梁是辛亥革命前戊戌变法的倡导者，他们是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主张维新变法。毛泽东虽然从读东山高等小学堂时才开始接触康梁的思想，那时维新思想已经趋向衰亡没落，革命民主主义思潮成了我国20世纪初年的思想主流，但由于当时湖南内地仍然宣传康梁思想，因此毛泽东还是深受康梁影响的。毛泽东甚至没有机会会见梁启超，但正如他在《健行学会之成立及其进行》一文指出的：“二十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召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慨。”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于1902年2月在日本横滨创刊《新民丛报》，认为：“欲维新吾国，先维新吾民”，并在《新民说》中提出以“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康梁对毛泽东早期思想和人格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1917年8月23口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亦云：“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吾国人积蔽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五千年流传至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小易推陷廓清。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活动。诚战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新民学会成立时，毛泽东不仅以“新民名之，开始还“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造人心风俗为宗旨”，可见毛泽东所受康梁的影响。梁启超还多从政治和道德方面来思考问题，以通俗流畅的“新文体”写论文，这对毛泽东也有影响，以至当时的国文老师袁吉六（绰号“袁大胡子”）嘲笑他的作文是新闻记者的手笔。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一直肯定梁启超“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
汪澍白、张慎恒在《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源》一书中，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康梁对毛泽东的巨大影响。他们认为，梁启超、康有为对毛泽东的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土“变”哲学。康有为根据《周易》的“交易之义”，强调“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梁启超热情地歌颂创新，反对泥古守旧。他说“俗论动曰：“非古人之法？不敢道，非古人之法行不敢行，此奴隶根性之言也。夫古人自古人，我自我，我有官体，我有脑筋，小自用之，而以古人之官体为官体，以古人之脑筋为脑筋，是我不过一有机无灵之土木偶”。梁启超反对作古人之奴隶，提倡独立思考，对青年毛泽东有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提出“天地盖唯有自动而已”，在《<论理学原理>批语》中强调“抵抗”是发展的动力；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倡言：“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解放初期提出“穷则思变”，“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所有这些，可能都同他继承康梁主“变”的哲学有一定的关系。
是大同世界的理想、康有为为把欧美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现实糅合在一起，提出了一种以“太平世”附会“大同”的人类理想社会，他主张去国界、去级界，去种界、去产界、去家界，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祸乱之源。他主张男女同居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婚姻乃“交好之约，不得有夫妇旧名”。在取消家庭以后，妇女怀孕入胎教院，婴儿出生入育婴院、幼儿入怀幼院，童子按年龄入蒙养院及大、中、小各级学院；成年后由政府指派他任农工等生产事业；至老迈则进入养老院，为了解决人民生活上的困难，还设有养病院、恤贫院、公共宿舍、公共食堂等。康有为的这种大同设计当然纯粹是一种幻想，但是这种理想对当时一大批渴望改造中国的先进青年包括毛泽东在内，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