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
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
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
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译文】宋牼准备到楚国去，孟子在石丘这个地方遇见他，就问：“先生要到哪里去？”
宋牼说：“我听说秦、楚两国要交兵，我准备去见楚王劝说他罢兵休战；如果楚王不高兴，我就准备去见秦王劝说他罢兵休战。这两个君王中我将会遇见意见相合的。”
孟子说：“我不想问你详细的情况，我只想请问你的宗旨，你劝说后会怎么样？”
宋牼说：“我将劝说战争的危害。”
孟子说：“先生的志向很大，但先生这样号召的办法则不可以。先生以利害关系劝说秦楚两王，秦楚两王高兴于利害关系，从而停止三军的军事行动，这就使三军官兵愿意罢兵而高兴于利害关系。当臣子的心怀利害关系以侍奉国君，作为儿女心怀利害关系以侍奉父母，作为弟弟心怀利害关系以侍奉兄长，是君臣、父子、兄弟之间最终会舍弃相互亲爱的关系和最佳行为方式，心怀利害关系的目的来交往，这样的交往最后不消亡，是没有的事。先生如果以建立相互亲爱的关系和选择最佳行为方式来劝说秦楚两王，秦楚两王就会高兴于建立相互亲爱的关系和选择最佳行为方式，而停止三军的军事行动，就会使三军官兵们乐于停止而高兴于建立相互亲爱的关系和选择最佳行为方式。作为臣子者心怀相互亲爱的关系和选择最佳行为方式以侍奉国君，作为儿女者心怀相互亲爱的关系和选择最佳行为方式以侍奉父母，作为弟弟者心怀相互亲爱的关系和选择最佳行为方式以侍奉兄长，就会使君臣、父子、兄弟之间抛弃利害关系，心怀相互亲爱的关系和选择最佳行为方式以相交往，如此还不兴旺，是没有的事。何必讲利害关系呢？”
【说明】利害关系问题历来是孟子所反对谈的，《梁惠王》第一章是孟子去见梁惠王的一次谈话。作为七雄之一的魏国国君，梁惠王关心的是如何有利于他的国家，然而孟子却不是这样认为，既然有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和寻求最佳的行事方式，那为什么不去寻求最佳的行为方式与其他人、其它国家建立起相互亲爱的关系呢？如果寻求到最佳行为方式，如果能与其他人、其它国家建立起相互亲爱的关系，利益不也是就在其中了吗？！所以孟子说，有“仁义”也就够了。利害关系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一种行事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面对每一个新的选择时，都要考虑的一种选择，看是否与自己有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也可以称为现代的价值观。也就是《里仁》篇里子游所说的“事君数”的问题。现代人动不动就拿自己的言行来与社会商品比较，看自己的言行有没有价值。也就是说在利己或是利他的情况下，用社会商品的价值来判断自己的言谈举止，以确定划得来划不来，以确定自己是否继续或停止行动。依照孔子的意见，人与人之间是存在有利害关系的，但孔子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中的“义”，即是要在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中寻求最佳的行为方式。这个最佳的行为方式就是寻求一种既利己也利他人的方式。孔子既然讲了“义”，当然也就很少去说明这种利害关系了。也就是说，在寻求与人相互亲爱的过程中找到一种最佳的行为方式，也就没有利害关系了。
因此，孟子认为，依照社会行为规范来选择最佳行为方式就是一种最佳行为方式。这就是社会行为规范和最佳行为方式之间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