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毛泽东在逝世前夕曾有过这样一段评论自己的话。他说，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一、运筹帷幄、用兵如神的军事家
毛泽东曾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如果历史能够假设，按照正常意义来说，那么酷爱读书的毛泽东或者会成为某一领域的知名人才，或者会成为才思敏捷的思想家，或者则会成为博闻强识的学问大家。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和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对共产党人斩尽杀绝的残酷现实，迫使他拿起了武器，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从此，本是“一介书生”的他，开始与军事斗争紧紧联系起来。
从领导秋收起义到“三湾改编”建立起第一支人民军队，从率领几万红军进行反“围剿”战争到四渡赤水河，从翻雪山、过草地到与日寇鏖战太行山，从调度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到运筹百万大军与敌人进行决战，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构架，创立了人民战争的总体战略思想，并把积极防御的军事思想发挥到了艺术化的境地。在成千上万次的战斗中，毛泽东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战争史上的奇观；在成千上万次的战火洗礼中，毛泽东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军事家。
（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总战略。其基本内容是，中国民主革命首先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结合起来，使之建成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依托根据地积累发展革命力量，随着革命战争、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逐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正是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正确指导下，中国革命才得以成功。因此，“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中占有着重要地位。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复兴中国革命继续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和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中共“八七”会议明确提出了以武装斗争和农村的土地革命相结合的总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继发动南昌起义后，毛泽东又组织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实现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结合。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受挫。毛泽东及时正确地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要占领反革命力量集中的中心城市，是不可能的，必须把武装力量转移到反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广大农村，才能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因而，毛泽东率部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并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的正确领导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革命根据地形势的发展势头，使毛泽东提高了对于“工农武装割据”在中国革命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随着革命力量的日益壮大，他开始自觉地把“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实践提升到理论高度，以此来指导革命发展。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发表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能够存在》一文，提出并论证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他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内容是在党的领导下，以农民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主要阵地，并在斗争中把三者结合起来，进行革命斗争。11月，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他又进一步指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必然。他说:“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斗争是延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延续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重要文献的提出，成为以后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形成的基础和重要内容，标志着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开始初步形成。
不同于苏联首先在城市举行武装起义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模式，也不同于中国大革命时期由南向北长驱直入以占领城市为主的方式，这一思想却要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开赴到广大的农村去，实行武装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四面白色政权的空隙中建立小块红色政权；采取波浪式推进的方式，先是一块两块，三块五块，由少到多，由小到大，连成一片。以此逐渐包围孤立反动统治的中心城市，进而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
毋庸置疑，这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也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战略构架。然而，这一独特的战略构架不是凭空而出，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透彻分析中国国情而得出的。
当时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首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如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亿万劳动人民头上，劳动人民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可言。残酷的现实表明，要推翻三座大山，中国革命的道路只能是采用武装斗争的形式。其次，反动派十分强大。他们不仅拥有几百万常规军，还建立了遍布全国的特务网，他们对广大人民残酷压迫，对幼小的中国共产党人则采取屠杀政策。历史无情地证明，要想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积蓄强大的革命力量，而要积蓄强大的革命力量首先就必须有一个巩固的革命阵地。然而，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去开辟这个阵地呢？苏联的成功经验能否照搬呢？在毛泽东看来，中心城市为强大的敌人所占据，农村才是他们统治薄弱的环节。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农村造成一个政治、军事的强大阵地，借以反对占据中心城市的强大敌人。再次，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一大特征。中国的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他们深受反动统治的剥削压迫，具有较强的革命性，加上民主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必须到农村去，发动和组织农民，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几点原因，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构架的重要依据。
但是，20世纪30年代初在中共党内仍有不少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不赞成去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他们不是希望通过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的方式，而是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其政治影响，然后再发动全国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就能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从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当时红军中有人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疑问。针对这种现象，1930年1月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并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加以发表。信中批评了这种以“流动游击”的方式积聚力量，“等待中心城市发动武装起义”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在实践上是完全行不通的。他还强调，在中国只有“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才是唯一可行的。“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因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发表，使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通过这些论述，毛泽东更深层次地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依据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他还深入分析了这一战略构架实施的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在他看来：
从经济上来说，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落后，而且极不平衡。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城市和广大贫瘠的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线汽车路和普通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等等。换句话说，中国它既有较发达的少数工商业城市，又有广大落后的农村，而没有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此相对，广大落后的农村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一经济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可以不依赖城市而存在，这就为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为工农武装割据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不仅如此，中国农村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回旋的余地大。
在政治上来说，中国是个由多个帝国主义间接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的政策，为了维护他们在中国的利益，必然要在中国寻找代理人，这样就产生了不同派别的军阀。每个帝国主义都扶植一派军阀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和统治中国的工具，而每派军阀也都要寻找一个帝国主义做靠山。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争夺是不断的、绝对的，这就引起了中国统治集团的矛盾和纷争，具体表现为各派军阀之间的连年不休的混战。军阀混战，既是中国各派势力的争夺，又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激烈争夺的现实反映。这就造成中国出现了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奇事”：由于白色政权间长期分裂和战争，不仅削弱了反动统治阶级自身的力量，而且他们也不可能联合起来一致对付红军；“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毛泽东将此称为中国的一大“怪现象”。他说：“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处于四周白色政权中间的这一红色政权坚持和发展的结果，便形成了红色政权对白色政权的反包围，即共产党领导的广大农村对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的包围，这一形势的根本转变就是革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状况的深刻分析，是他构架农村包用城市战略的又一重要依据。
在建构、阐述上述思想的同时，毛泽东以其超人的智慧和胆略，采取巧妙的手法，大胆、果敢实践，在大革命失败后短短的数年之间，就使“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战略构架得以在湘赣边区、鄂豫皖三省的大别山区、湘鄂西地区，闽浙赣等两省或三省交界的边缘地区成功实现。
这些地区，不但远离反动统治的中心大城市，而且也是地方势力所无暇顾及而成为“两不管”、“三不管”的地带，而且这些地区不是崇山峻岭就是江河湖泊，地形险峻复杂，是反动统治最薄弱的地方。因此，也是建立工农武装割据最有利的地方。毛泽东开辟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就是在湖南与江西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影响下，从1928年1月开始，中共中央先后派人领导红军，发动群众，开辟了一系列农村革命根据地。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遍及10多个省、300余县，并拥有15个革命根据地的大好形势。这些革命根据地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密切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反动力量集中的敌中心城市，巩固和扩大了革命力量，事实上已经在广大农村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形势。
在推动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同时，毛泽东又抓住当时中国各派军阀连年混战、自顾不暇这一契机，迅速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叛变革命建立南京政权后，反动统治内部极不统一，地方军阀各据一方，各自为政，争权夺利，混战不已。从1927年到1930年，大的混战有六七次。如，1927年10月蒋介石、李宗仁与汪精卫、唐生智之间的战争；11月，广东军阀与广西军阀的战争；1929年3月，蒋介石与桂系军阀的战争；1930年3月，蒋、阎、冯中原大战，更是历时半年之久，厮杀得难解难分，等等。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混战，使其无暇顾及其他，而红军和根据地则趁此良机迅速扩大。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毛泽东又于1929年率部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其后，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全国最大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其他地区的革命根据地也趁各路军阀混战之机，不断开创和发展根据地和红军队伍。这就使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初具规模。
再次，毛泽东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坚决反对流寇主义倾向，这是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关键所在。在根据地创立初期，条件艰苦，环境恶劣。面对困难局面，有的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有的人还主张不要根据地，将队伍拉出去，走南闯北，搞“流动游击”。毛泽东与这种错误倾向作了坚决斗争。他认为，不要根据地红军将不能生存，而不进行土地革命，红军就没有来源，就不能发展壮大。红军要生存，工农武装割据要发展，就必须实行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的有机结合。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根据地建设为依托，这样才能不断发展革命势力，壮大红军力量，巩固和扩大红色区域。毛泽东把武装斗争与农村政权建设相结合，使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构架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经过几年的斗争，到1930年，全国的红军扩大到10万多人，建立了赣南根据地、闽西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陕甘根据地、琼崖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等，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全国范围内亦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