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红十五军团司令员徐海东，抗战初期因病在延安休养治疗。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亲自派人给徐海东送了几块钱，嘱咐他买些好吃的。当徐海东重返前线后，旧病复发，毛泽东非常关心他的健康，在打给徐海东200字的电文中，最后8个字是“静心养病，天塌不管”。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在鲁南时发现小便带血。当时鲁南缺医少药，毛泽东得知后，很快发来电报，指示：身体重要，能否到新四军检查治疗。后来陈毅接罗荣桓到淮南就医，虽说新四军条件比鲁南好一点，但要查出病因仍很困难。有人建议罗荣桓化装成商人到上海去彻底检查，当即向中央请示，中央复电同意。但第二天，却又突然接到毛泽东的一个急电：罗荣桓身上有枪伤，易被敌人发现，不宜去上海。正是由于毛泽东的细心和体贴，才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意外。罗荣桓在淮南治疗了一个时期后，带了一位医生返回鲁南。辽沈战役前夕，部队进军大连，刚一进城，毛泽东就来电报催罗荣桓到医院检查。当得知检查结果是肾癌，需要手术时，毛泽东又担心大连的医院不可靠，亲自布置如何就医。手术后两个月，中央撤离延安的消息传来，罗荣桓再也躺不住了，立刻返回前线。北平解放，中央从平山进北平时，罗荣桓率部队南下，行到天津，突然晕倒。毛泽东闻讯，马上派黄树则到天津探望，并亲笔给罗荣桓写信：不宜南下，可回北平治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建国以后，毛泽东又为重病的粟裕是在青岛还是在北京休养而操心，并为带病工作的罗荣桓设计了“少开会，甚至不开会”的工作方式。对于积劳成疾而休养的任弼时，毛泽东曾专门送一群红鱼供他观赏。而对于只顾打仗、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彭大将军，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毛泽东曾几次打电报，要他注意构筑坚固的防空洞，并且要“立即修建，万勿疏忽”。
1960年冬，毛泽东虽然日理万机，却诚心地惦念着到河南许昌专区参加整风整社的秘书林克等同志。他给他们写了一封信，情真意切，使人心头热乎乎的。
他在信中说：“……我给你们每人备一包药，让护士长讲一次如何用药法……你们如果很饥饿了，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落款上清晰地写着“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当然肉是没有的，但他有这份心意，大家就感动不已了。后面紧接着是一句附言：“今天生辰，明天我就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一个老人对晚辈的关怀、慈爱之心，跃然纸上！毛泽东就是这样地关心下级，他对下级的关爱，无微不至，超过一般宽厚、慈爱、操心的长者。毛泽东说：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毛泽东在给身边工作过的人员的临别赠言中，总少不了这样的话语：“生活有困难就给我来信。”只要他们谁来信说生活困难，毛泽东无不解囊相助。在他的工资开支计划表上，帮助身边同志是一个专项，有时不够了，就动用稿费。
一个人生活在团结友爱的集体里，相互间的关心、理解、尊重，都会产生兴奋、愉快的感情，迸发出前进的动力。几十年如一日，毛泽东除了在政治上、工作上对下级严格要求，对他们生活上的关爱，无微不至，因此他也与下级建立了融洽的人际关系，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三）杀头不像割韭菜
一枝一叶总关情——人的感情是细腻复杂的。领导者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影响上下级之间的情感交流。至于一个人在困难时，比如家遭不幸、身染重病、身处逆境、遭受打击等，领导者伸出友谊之手，敞开温暖的胸襟，雪中送炭，更能创造上下间深厚的感情，使部下无比感激，产生“受人滴水，报之涌泉”的感情，产生奋发向上的工作精神。
毛泽东对下级关心爱护，总能在关键时刻雪中送炭，伸出援手，这样的事例在他与下级交往中屡见不鲜。毛泽东历来反对不爱护下级、草菅人命的粗暴、野蛮行为。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长征到达陕北，正当他紧张部署直罗镇战役的时候，听到陕甘宁边区干部和群众反映，刘志丹等大批陕北根据地党、政、军负责人在一个月前被捕，有的被杀害。他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等人去接替陕甘宁边区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出发前，毛泽东嘱咐：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后经查明，刘志丹等同志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所谓“右派”、“反革命”的证据，大部分是审理案件的戴季英等人搞逼供信搞出来的假口供，少数是坏人蓄谋破坏故意捏造的。毛泽东立即宣布释放这些同志，恢复其领导工作。同时，为严明党纪，党中央决定给戴季英警告处分，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消息传出，陕北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毛泽东在关键时刻救下了刘志丹，使刘志丹感激万分，以后在革命中舍生忘死，奉献了一生。
无独有偶，在1927年，毛泽东也亲自处理过一桩失手人命案。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队长兼党代表吕赤和教导队一区队长陈伯钧都是四川人、黄埔军校同学，又都是共产党员，感情很好，但是陈伯钧失手打死了吕赤。按当时的军法，打死人是要偿命的，毛泽东知道后非常痛惜。陈伯钧16岁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曾参加过秋收起义，并任排长，他作战勇敢，顽强不屈，身患重病仍毅然上了井冈山。古田会议后，毛泽东曾派遣他跟游学程、徐彦刚三人最先上井冈山帮助训练和改造袁文才、王佐的农军。陈伯钧可说是工农红军中最年轻有为的干部之一，如今打死了吕赤，虽属无意，但后果严重，不处理不能安人心。但吕赤死了，已经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个好干部，再处死陈伯钧，岂不使党的损失加重！
为此，毛泽东把教导队党支部书记蔡钟和士兵委员会主席张令彬找去商量。他说：“陈伯钧打死了吕赤，同志们都在议论要陈伯钧抵命。可是，大家想过没有，我们死了一个好同志，如果再让一个好同志抵命，是对革命有利还是无利？陈伯钧既然不是有意伤人，我看还是不要他偿命为好，让活着的同志去完成死了的同志未完成的工作。你们士兵委员讨论一下，给陈伯钧一个适当的处分。”蔡、张两人都觉得毛泽东说的道理令人信服，便立即回到教导队给大家做工作。经过商议，结果给了陈伯钧留党察看和打手一百板的处分，这件事处理得非常完满，陈伯钧和大家都口服心服。
陈伯钧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没有辜负同志们的期望，经过了严峻的考验，成为我党我军一名优秀的高级指挥员。这正是是毛泽东爱才护才的结果。
（四）工作之后，加以学习，更好工作
“工作之后，加以学习，更好工作。”这是毛泽东1948年6月6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给警卫员张林的亲笔题词。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少，他有空时，就拿起书报教他们认字。有时外出，看到张贴标语，毛泽东就考考警卫员，有不会认的字，就教他们认。为了巩固识字成果，毛泽东叫警卫员把每天买来的东西和吃的饭菜名称都记来，这是促使他们学习的好方法。到延安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多些了，除警卫员外，还有勤务员、机要通讯员、炊事员、司机、医生等。毛泽东则要求他们除搞好本职工作外，重要的任务是学习。当时，毛泽东对他们的学习采取了三条措施：主席亲自教或派人教，组织学习小组互相教，定期派往各类学校去进修。
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和教导下，有的人由目不识丁，通过学习锻炼，后来成了有用之才。警卫员吴吉清来到毛泽东身边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通过学习，他的文化水平提高很快，建国后还能写回忆录。
对于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下级，毛泽东对他们的要求也不同。他曾苦口婆心地劝告下级：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理城市。你们一年读这么薄薄的一本书，两年不就是两本了吗？三年不就三本了吗？要当先生，先要当学生。
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影响，使一代革命者的文化素质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也加深了他们对毛泽东的热爱和崇敬之情。
对于下级干部的培养，毛泽东重视文化基础知识的教育、专门知识的学习和科学世界观的树立，但他更注重的是实际工作的锻炼。他认为，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是最无知的，他要求青年知识分子必须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不能成为纸上谈兵的空头理论家。他认为只有经过实际斗争生活的磨炼，才能培养出革命事业的栋梁之才。
在长征途中，部队非常困难，党中央要动员部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向陕北苏区前进。毛泽东便委托在苏联学习、工作了五年，刚回国参加革命战争不久的伍修权写一个部队政治训令，以激励全军。当看到伍修权觉得难以完成任务的表情时，毛泽东便极力鼓励他大胆写，并说：写不好没关系，我给你改。伍修权写出初稿后，毛泽东对初稿进行了逐字逐句的修改，最后满纸密密麻麻几乎都是他的字迹了。很显然，要是毛泽东自己起草，一定会比为伍修权修改省力，但为了培养、锻炼干部，他选择了这个使自己更为吃力的办法。
1939年，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周小舟是个才华出众的青年干部，毛泽东也主张他到实际斗争中接受锻炼。两年后，周小舟到冀中区工作，毛泽东曾两次写信，鼓励他“切实努力，必有进步”。在毛泽东的教导下，周小舟坚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充实自己。建国初，他担任了湖南省委书记，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负责干部。50年代毛泽东再次见到周小舟时高兴地说：“小舟变成了大舟了！”
领导者这种关心下级的成长，注重培养下级的做法，深深感动着下级。在毛泽东逝世将近10年时，他的一个老下级还满怀深情地说：“我曾有幸多次亲聆毛主席的教诲，深深地受到他的思想、品格的感染和熏陶。尽管年月流逝，但毛主席给我的启迪和教育，却是那样经久弥新，虽然只是片断的回忆，但连缀起来，对我仍然是自我教育的新篇。”这席话无疑代表了毛泽东所有的下级的心声。
（五）打仗是靠大家的力量，把子弹都给了一个人，他也不能打胜仗！
在为人处世中，上下级关系的密切程度，取决于上级对下级和群众利益的关心爱护程度。因此，毛泽东对下级政治上爱护，生活上关心。但是，他对下级爱护而不庇护，对于下级的错误、缺点或不足，他总是及时指出，批评，帮助改正。
1928年秋，驻在宁冈的敌人大部队撤走了，只留下一个营。毛泽东、朱德率领二十八团、三十一团来到宁冈。当时敌人正出早操，被红军突然的攻击吓住了，连房子都没敢进，就向东北山上跑去。指战员们忙着收缴敌人的武器，一个人背好几支枪，围好几条子弹袋。毛泽东、朱德身上也围了几条子弹袋。把敌人的武器收拾完了，毛泽东指挥部队，马上撤回井冈山，快到山下时，毛泽东叫司号员吹号调队伍。这时，指战员们刚发完子弹，有些战士嫌子弹分得太少。
毛泽东知道了部分战士的情绪，认为这样的平均主义不利于战争的需要，也不利革命队伍的建设发展。当把队伍集合在山沟里后，他看到了战士们很愉快，于是含笑问大家：“同志们，你们说好不好？”“好呀！”大家愉快而响亮地回答。“你们高兴不高兴？”“高兴！”“你们高兴，我也高兴。打仗不是我一个人打的，大家打得都很好……这次得来的枪，三十一团和别的团枪还少，要多给他们。”毛泽东接着又说：“同志们枪得了不少，子弹也得了不少。有的同志嫌子弹分得太少。”说着毛泽东指着自己的驳壳枪笑着说：“我这只手枪只有三颗子弹，真正打起来我到哪里找子弹去！你们得了那么多子弹，你们一颗也没有给我。”这一来把大家都说笑了。最后，毛泽东严肃地告诉大家：“打仗是靠大家的力量，把子弹都给了一个人，他也不能打胜仗！”
毛泽东委婉地对嫌分枪分子弹少的战士进行了批评。
1929年4月，红四军与红五军在江西于都胜利会合。红四军下井冈山的时候，有几个同志因伤病留在井冈山治疗，康复后编入红五军。这几个同志见了萧克，都要求回萧克的四军。萧克就到军部找毛泽东，提出要这几个同志回来。
毛泽东笑着问萧克：“四军人多，还是五军人多？”
萧克说：“四军三四千人，五军才六七百人。”
毛泽东又说：“五军本来人少，还要他们几个人回来，不是更少了吗？”
萧克说：“是他们要回来的。”
毛泽东严肃地对萧克讲：“你要说服他们，先要说服你自己。都是红军，五军多些人不更好嘛？”
萧克顿时感到不好意思，有些尴尬，敬了个礼马上走了。
庇护下级的缺点错误，不仅是办事不公正的表现，而且不利于下级的健康成长。在与下级交往中，毛泽东坚持对下级应当爱护而不庇护，不仅有利于实现领导目标，而且对下级也是另一种关心爱护，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获得下级们的爱戴和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