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说明了来意。毛泽东明白他的意思，近来他自己也再三考虑过这个问题。中央胜利返回延安，可以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但全国形势发展如此迅速，从战略上要求，是应当统一领导，并选择一个对指挥全国各战场最方便最得力的地方。他问周恩来：“那就是说现在我们要过黄河了？”周恩来回答：“现在已经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前委、后委、工委应尽快合并。”毛泽东自语到：“就是要离开陕北……”又问周恩来：“你看我们应该搬到什么地方去？”周恩来在地图上指了一下：“晋察冀比较合适，地区适中，太行山区又一直是我们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好，跟陕北是一样的。”毛泽东听了，决心以全局为重，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渡过黄河，来到了西柏坡，和刘少奇、朱德会合到一起。
（二）熟筹见复
1947年6月，刘邓大军、陈粟大军、陈谢大军相继挺进中原，把战线从黄河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国民党在中原战场配备了80个旅的重兵，妄图迫使解放军从这一要害地区撤回去。这一年年底，毛泽东曾计划让粟裕率领部队挺进到长江以南，进一步把战线引向敌人深远的后方，并吸引中原敌军20~30个旅回防江南，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从而改变中原战局。1948年1月，中央军委电示粟裕，要他准备过江，并要求他“熟筹见复”。
粟裕经过“熟筹”，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分析了盘踞在中原地区的国民党4个主力军的具体情况，认为我军渡江南进，不一定能达到吸引敌军主力回防江南、减轻中原我军压力的目的。他提出：应利用中原解放区已逐渐巩固的形势，集中兵力大量歼灭敌人，从而改变整个战局。毛泽东对粟裕这一涉及改变整个部署的意见极为重视，这是一个英明的战略家对一个常胜将军的器重。1948年5月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听取了粟裕的汇报，并决定采纳他的建议。随后几个月战局的发展，证明了粟裕预见的正确性。
由于毛泽东注重听取下级的反对意见，虚怀纳言，从善如流，粟裕在1948年秋又提出了在济南战役之后开展淮海战役等一系列建议，其他同志如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也都积极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根据这些建议，毛泽东立即代中央军委起草了复电，同意进行淮海战役，并决定10月10日左右开始行动。10月9日，华东野战军前委在山东曲阜召开了作战会议，确定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方案。11月1日，毛泽东制定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于1948年11月6日正式开始。由于毛泽东注重听取下级的意见，使得中央军委制订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
（三）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有许多问题要去研究处理。毛泽东就给大家出了一批题目，内政、外交各方面都有，劝下级们头脑里经常想些问题，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找出答案。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全党同志“开动机器”，深思熟虑，对许多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处理。
毛泽东还鼓励下级多谋善断，并提议下级读一读《三国志》中的《郭嘉传》。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着名人物，最初在袁绍部下，后经推荐，他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协助曹操南征北战，功绩卓着。郭嘉中年夭折，曹操非常惋惜，称道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平定天下，谋功为高”。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毛泽东介绍大家看《郭嘉传》，就是希望各级领导做事要多谋。他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是为了断。他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工作计划。
毛泽东的成功就在于他的正确，而他的正确策略和方案的形成并不是神授的，而是他重视群众意见，尊重下级的想法，善于归纳分析他们的意见而形成的。由于建立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因此比较周详又比较全面，更切合实际。
（四）不愿听取不同意见的人是蠢人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既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又具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英雄气概，但他在下命令时，总是以商量的口气，绝不硬性地说你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来华的苏联专家看了毛泽东给下级下的那些命令、指示后，禁不住说：“这像命令吗？”
尊重下级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认真听取下级的意见，并采纳其合理部分了。让下级感到自己是被充分重视的，才能发挥下级的积极性，密切上下级关系。
毛泽东在处理问题、作出决定时，总是非常注意虚心体察群言，从群言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在40年代，毛泽东身体不好，斯大林出于关心邀请毛泽东去苏联休养，毛泽东征求下级聂荣臻的意见，最后，他听从了聂荣臻的意见没去苏联。
对这样的生活小事是这样，在作出每一项重大决策时，毛泽东就更不用说了。毛泽东多次教导人们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
1956年初，三大改造即将完成，我党面临着如何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无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毛泽东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一次重大的调查研究工作，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中央部门的工作汇报，仔细询问了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和工作中的经验，还认真观看了一些机器设备、仪器等实物和技术操作表演，边看边听人讲解。毛泽东当时已年过花甲，身体状况也不太好，但是，他每天都是起了床就听汇报，听了汇报就上床休息，只有吃饭时才算是有一点空闲时间。他风趣地把这叫做“床上地下，地下床上”。
毛泽东正是在吸取了大家的智慧的基础上，写成了《论十大关系》这部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不朽之作。
毛泽东后来总结说：“如果没有那些人的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这种广纳群言的做法，是密切与下级关系的良方。因为正是在这种互商互量的探讨问题过程中，彼此增进了解、心理相融。上级从下级那里得到解决问题的各种建议，下级则从上级那里得到尊重，从而使“天生我材必有用”得以实现。这样，真正体现出上下级之间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关系。
毛泽东常说，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要背后议论，大家讨论归纳几条，问题就解决了。喜欢自己说了算，不愿听取不同意见的人是蠢人。一个人所了解的情况，一个人的知识、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你只有好好同别人共同商量问题，特别是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好好商量，这样才能集思广益，得出正确的意见。
1959年开展反右倾斗争时，毛泽东经过南京。江渭清向毛泽东请示：在反对党内的错误倾向时，我们省委考虑，是不是应该掌握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的原则。毛泽东当即表示：“这样比较科学，实事求是嘛！”
1960年，毛泽东同一部分省市委书记坐火车从杭州到绍兴参观东湖农场。毛泽东向他们征求对农村兴办公共食堂的意见，由于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反对兴办公共食堂的同志，党内有不敢讲真话的情况。所以，这些省市委书记们心里有点胆怯。江渭清说：“主席，我不能讲。”毛泽东问：“为什么不能讲？”江渭清说：“我讲，要讲反对的意见。”毛泽东一再鼓励他大胆地讲，说：“你不要怕，讲嘛！”江渭清便讲了江苏省委集体研究过的关于公共食堂不能办的道理。毛泽东听了，对周恩来说：“讲得蛮有道理嘛！”当即决定要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分别到湖南、浙江去调查。后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党中央作出了停办农村公共食堂的决定。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是如此用“心”领导，认真听取下级意见，在革命战争年代更是如此。正因为如此，他无论在什么时期都能获得下级们的衷心爱戴，总能集中正确的意见，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五）如果一个人不做自我批评，也不让别人批评自己，迟早是会垮台的
诸葛亮在失掉街亭后，深责自己用人不明，自己请罪，降职降薪被千古传为佳话。熟读《三国演义》的毛泽东，深知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净化下级心灵的清洁剂，是激发下级努力工作的发动机。他曾经深有体会地说：没有吃过狗肉的人，都怕吃狗肉，吃过了狗肉，才知道狗肉香。不习惯于自我批评的人，总觉得自我批评可怕，习惯了，就会感到自我批评的好处了。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不做自我批评，也不让别人批评自己，迟早是会垮台的，是要唱“霸王别姬”的。他说让别人批评是批不倒的，自己做自我批评是垮不了台的。
毛泽东勇于解剖自己，勇于为下级承担责任。1958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了曲折，产生了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警告，说现在大脑发热了，有些人高烧到40度，要降温，要有张有弛，劳逸结合。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开始领导纠“左”了。1959年春天第二次郑州会议也是纠“左”，强调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付酬、多劳多得。庐山会议开始也是纠“左”。但在承担责任时，毛泽东却说：“大跃进的错误第一位的责任由我负，我一度头脑发热。”
毛泽东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生而知之的“天才”。他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信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读过孔夫子的书，也读过资产阶级的书，后来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对于自己认识到的缺点错误，勇于在下级面前端出来。
1943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的运动。在运动中，由于具体负责人康生夸大敌情，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整了一大批干部和青年学生。毛泽东知道后，立即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使运动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抢救运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引起了一些同志的不满。在审干运动中，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于前，纠正错误，挽回局面于后，如果推诿，那是完全可以为自己开脱的，但毛泽东没有这样做。1945年初，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给五部、六部的同志作报告，讲到审干问题时，对运动中出现的错误作了全面的分析，以严于律己的精神，主动对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我是党校的校长，这个党校犯了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在会上，毛泽东还把手举到帽檐下，对被戴错“帽子”的同志赔礼说：现在，我把戴错了的“帽子”给你们摘下来，向你们赔礼道歉，赔个不是。接着又诙谐地说：你们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这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所有的委屈、不满，都在这笑声中烟消云散了。
不久，毛泽东又在党的七大上，对整风审干中的扩大化问题，再一次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们各个地区在肃反运动中走过弯路，我也走过弯路。这次整风审干，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讲到这里，他再一次举起右手，沉重地说：我向你们道歉！毛泽东这种坦荡无私的崇高品格和广阔博大的胸怀，再一次深深地感动了全场代表，赢得了他们发自内心的拥护和爱戴。
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他具有领导一个伟大国家和众多民众的领袖魄力，但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错误。但他的成功关键在于勇于解剖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能够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他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直到他的晚年，他还多次表示，自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六）没有时间调查研究，没有时间想大问题，非犯错误不可
1956年元月杭州会议召开，讨论农业纲要。最后，毛泽东讲了一段话。他说，对于你们这些省委第一书记，我不担心你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干事。你们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我所担心的是什么呢？你们忙忙碌碌，陷于事务主义、官僚主义，事无巨细都自己去处理，没有时间调查研究，没有时间想大问题。这样，你们非犯错误不可，而且是犯大错误。他这里指出领导者容易犯的通病：工作很积极，一天忙到晚，甚至开夜车，一天搞得很疲劳，没时间看书，也没时间调查，没时间想问题。
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下级提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其中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有全面的，也有片面的。领导者就要善于把各种各样的意见收集起来，经过分析归纳，成为自己的主张，这就需要领导者开动机器，动脑筋，想问题，像毛泽东说的那样，使人脑变成一个加工厂。毛泽东曾经借用孟子的话“心之官则思”来启发大家要善于运用思想器官进行思索，养成分析的习惯，学会分析的方法，他还题了“多想”二字，同全党共勉。
四、充分信任，宽容大度
（一）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是毛泽东的战友和下级，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曾有过长期合作的历史。对这位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毛泽东在任用他时，总是用而不疑，十分信任。1947年3月，胡宗南以23万兵力进攻陕北解放区，此时身为军委参谋长的彭德怀主动提出，在军区司令员未回延安之前，由他指挥西北野战军2万余人的部队作战。毛泽东欣然同意，放心授权。在与敌周旋的激烈战斗中，彭德怀大胆指挥，当与毛泽东的意见不尽一致时，毛泽东总是充分相信彭德怀的指挥能力，支持他的战略决断。结果，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扭转了西北战局。沙家店战役后，形势大为改观。毛泽东为表示对这位军事家的赞赏，再一次挥笔写下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