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后于2009年1月12日、1月14日在博客上发表了《电视剧<走西口>走向失败的真相》和《殷谦：〈走西口〉塑造的形象侮辱山西人》两篇杂文。随后就有媒体的报道，反响很大。昨日晚些时候，有位称是《走西口》导演李三林“助理”的人通过网络与我交流，针对性很强地指责我前两篇杂文中阐述的一些观点，令人费解的是他却以为我是受了某人的指使，蓄意的打击报复。那么，这位导演的“助理”为什么如此害怕甚至拒绝批评？这反映出的是何种怪异的心理？殷谦以为，这是因为李三林导演的这位“助理”缺乏基本的平等理念以及民主意识。在此我就不与这位不懂批评的人较真了，不懂批评的人当然惧怕批评，就会将批评误解为破坏性的行为，是舞着狼牙棒的搅局，是谁红跟谁急的妒嫉，显然，他就不懂得批评的功能和意义。实际上真正的批评是一种高尚的追求，也是一种严肃的态度，在写作上它也是一种相对独立的体裁，因为它是一种显示尊严的文化行为，只有那种大脑中没有平等、没有民主的概念的人才会将批评看成是一种报复泄愤的消极行为。
我为什么要指摘《走西口》这部电视剧是侮辱山西人？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太虚假，太轻薄，剧中所塑造的人物严格来说都没有反映出“走西口”的山西人的人文主义精神，从这一点就说明这部电视剧从积极意义上来看就是失败的。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要拍《走西口》？倘若初衷就是想将这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拍成如《武林外传》那种小打小闹、一地鸡毛似的，只供观众茶余饭后聊以自娱的电视剧的话，那你就可以说殷谦是挑毛拣刺。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走西口》虽然不是历史正剧，但它是历史题材这一点不可否认。
在前两篇杂文中我提到本来侠肝义胆的田青亚似“奶油小生”，掳人勒赎的匪徒刘一刀竟然是“仁人义士”，傻里巴机的梁满囤不像是走西口的山西硬汉……这些个人的一些观点引起争议。有人说田青为什么就不能是个小白脸？刘一刀为什么就不能是仁人义士，难道梁满囤非得“胡子拉茬”或“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才算是山西硬汉？这是电视剧又不是文学，就是为了娱乐，你又何必那么挑剔？问的好也说的好，好的我都一时无言可对了。影视作为艺术与文学一样影响着观众着的精神生活，难道影视艺术披上了娱乐的外套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就拿梁满囤和田青来说，刚开始还是一个单纯得像一碗清水的山西小伙子，转眼就被塑造成一个唯利是视，并且是个贪婪狡诈的小人。难道田青被塑造成一个儿女情长的奶油小生，这不是遗憾吗？刘一刀凭什么就可以被塑造成一个“仁人义士”？难道土匪猖獗不正是旧社会的黑暗吗？田青他们投身革命不正是为了寻找光明吗？试想，如果一部电视剧中都成了正面人物而无反面人物，那岂不是连最起码的审美意识都丧失了？那岂不是好坏不分，美丑无别了？由于影视艺术以其艺术性、形象性、大众性、快捷性等特征在教化或传播上有着其他艺术形式所没有的优越性，所以要有一种老老实实的态度，故事要可信严密，情节要准确细致，人物要传神逼肖，一部电视剧最终考验的就是编剧和导演的这种在影视作品中一丝不苟的态度。
《走西口》的想象常常呈现出一种无聊和随意、重复的性质，缺乏内在的可理解性以及关联性，编剧或导演只管恣肆地放任自己谵妄的幻想，很少用理性的光芒来照亮黑暗的心灵。剧中塑造的梁满囤、刘一刀、吴玉昆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他们都是以彼此之间的伤害和敌视为正常的生活状态，都是以报仇雪恨为令人欣快的激情。他们生活在仇恨中，为了复仇而生活，昏愚而固执地做了那个时代的牺牲品。复仇和仇恨有时候的确是一种势不可遏的内在冲动，其实恨同爱都是人的最基本的情感形式。但是仇恨是一种消极的情感冲动，那种阴暗褊狭、无所不施的恨，更是会给人们留下消极的印象，殷谦认为《走西口》应该将这些莫名其妙的“仇恨”引向和解和宽恕并最终能引向爱。
在该剧中，豆花姑娘因为被土匪劫走而被婆家视为残花败柳，最终被扫地出门，该剧强调女人失贞是辱没了门风；翠翠干脆就是笼子里的一只鸟，她的男人寸步不离的跟着她，最终还被侮辱成贱货、淫妇，滑稽的是她的男人竟然要杀死自己的儿子，她竟然杀死了自己的男人。除此而外，剧中还有一个情节，裘老板为了试探田青的人品，竟然安排帐房先生在恰克图劝田青找妓女，梁满囤要给瘦猴介绍一个“豁嘴”的姑娘，唆使他去挖坟掘墓……看到这里心里就很不爽，何止是侮辱，这里面还有大胆的歧视和肆意的羞辱。虽说电视剧如小说一样可以虚构，但虚构也是有一定边界或规范的制约，最起码要符合人的内心的情感逻辑以及生活的经验逻辑，而不是毫无事实感的胡编乱造，虚构是通过生动的、可信的细节说服观众接受真理和事实的过程，能让观众从中汲取营养来丰富人们的经验。
编剧和导演是否考虑到了豆花和翠翠这两个“贱人”的内心深处，她们的叹息和泪影、自轻和自贱、不幸和辛酸是否也应该得到人们的怜悯和抚慰？难道山西人就这么愚昧无知、就这么落后封建？在他们的眼里豆花和翠翠就真的是厚颜无耻的贱货？真的是不守妇道的淫妇？难道“豆花”和“翠翠”不是一样值得同情，“妓女”和“豁嘴”不是一样不幸吗？面对这些无辜沦入不幸境地的弱者，编剧和导演那样随便的蔑视态度和道德义愤是残忍的还是正当的？或许编剧或导演埋藏着某种高深的用意吧，是不是就是要告诉人们，那个时期的山西人就是这样的，那个时期的山西女人就是这样的命运。即便如此，难道就没有更文明或更高明的策略可选择了吗？把人物当作玩偶在剧中任演员揉搓，当作道具来随意摆弄，难道不该引起殷谦的质疑和不满吗？一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不仅演绎现实而且还要解释现实，就是要以较为合理的方式显示出编剧、导演的对事件和人物的理性认识，以及对人物和事件的道德立场和情感态度，而《走西口》却恰恰相反，该剧的编剧和导演是把剧中的客观事象与自己的主观心象对立起来，这难道不是对山西人的侮辱吗？
《走西口》并没有充分尊重剧中的人物，这些主要人物或次要人物在颐指气使的编剧或导演的奴役下被损害被侮辱，殷谦看到的就是编剧或导演对剧中人物的冷漠和傲慢，看到了《走西口》就这样赤裸裸地剥裂着山西人的人格和尊严。《走西口》缺乏的是一种从精神上影响人的力量，缺乏的是一种必须的内在价值，这几乎是中国电视剧的通病。并不是中国的编剧或导演编不出或导不出生动的场面和情节，也不是他们不知道如何运用象征技巧，以及如何叙述和导演，而是因为他们缺乏一种诚恳的态度和强烈的情感。
2009年1月19日于北京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