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童年：父亲的工作在外，母亲的疏于管教，使头脑和四肢俱发达的我，如一匹放荡不羁的野马，在乡村广阔的天地里撒播着疯狂。我逼着年龄比我小的同学给我下跪，泄私愤伙同别的同学拆掉教室的窗子，我拿出足球球员顶球的动作把拧我耳朵的老师一头撞了个趔趄。母亲曾断言：这孩子铁定要成班房（监狱）里的客。
眼见我的学业已经难以为继，终于在九岁那年，几乎辍学的我被父亲带到县城读书。已经自由散漫惯了的我一时还无法适应父亲的棍棒教育（父亲笃信捆绑之下出孝子）和城里学校相对严格的纪律，我在怀念昔日快乐的同时，我变着法儿反抗，我甚至酝酿着怎样离家出走……
但是，更让我无法适应的是城里同学有意无意中表现出的优越性。城里的世界很多彩，这里有很多的东西让我着迷。当城里的伙伴津津乐道于好玩的玩具和好吃的东西时，我只有听的份儿，然后默默地走开。那时我总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拥有这一切，什么时候我也能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可是，由于弟兄太多，父亲一个人上班，靠微薄的工资不可能给我们提供这些。一直到上大学之前，我还是农村户口。在当时，农村户口就意味着要被城市人瞧不起，就意味着不平等，就意味着同样读书你得多花钱，从入校起，就得缴几百元的建校费集资费什么的。而且，最让我难忘的是，学校（不知是不是国家的政策）每月给城市学生发二十斤粮票，每月一到领粮票的日子，那些城市学生就拿着粮本昂着头到老师手中领走那些似乎天生就该属于他们的东西。当同学问我为什么不来领粮票的时候，一种本能的维护自尊（现在看来只能是虚荣）的需要使我红着脸说我不在乎这点东西，我们家的粮食多得吃不完。是的，那时的我总固执地认为农村人是被人瞧不起的。于是，每月领粮票的日子就成了我心痛的日子。正是从那时起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已经萌生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愿望：我也要拥有那样的粮本，我也要当一个真正的城市人，我发誓，这一切要靠自己努力。
我似乎一下子懂事了，平时桀傲不驯的我变得不怎么爱说话，学习也变得刻苦起来，为了捡起过去丢掉的东西，寒冷的冬日我手冻肿了，还在一遍又一遍地演算着那艰涩的数学题……父亲都有些不敢相信我的变化，用手摸着我的额头：这孩子莫不是中邪了！但随之而来的一张又一张的奖状告诉他，他的孩子是真中（父亲语）而不是中邪。学好功课的同时，从小就爱看课外书的我，还尽可能多地读一些文学历史方面的书，好多时候，我只能背着家人和老师去读，我现在的近视眼和躺在背窝看书的习惯大约都是那时形成的。我相信这些在别人眼里（包括父亲在内）无用的东西有助于开阔我的视野。我尝试着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到校园的报纸上。在中学阶段，我已经成了校园内小有名气的"作家"。但我没有也不可能放弃我的那个未曾示人也无法示人的梦想，虽然这样的梦想在许多城市人看来有些可笑，但对我确是如此的现实，照父亲的说法，我考不上大学，就得回乡跟着大伯"戳牛屁股"（种地之形像说法），而这对一个已经习惯城市生活徘徊于城市边缘已经触到了城市脉搏的我来说，是难以想像的。
话虽这么说，高二的时候，父亲单位分了个农转非指标，父亲有意把这个指标给我，他的理由是我将来一旦考不上大学，年龄也耗大了，弄不好真得回乡"戳牛屁股"，而两个弟弟年龄尚小，不定以后还有机会。谁想年轻气傲的我一口就回绝了。说实话，我做梦都想要当个真正的城市人，有了这个指标，不但成了真正的城市人，而且将来一旦考不上大学（虽则我对自己很有信心，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总会有人掉下河），也可以通过内招或当兵或上技校来达到就业的目的。父亲很为我骄傲。他后来经常拿我的这一举动和孔融让梨的故事比，说我懂事，会体谅大人。但是，父亲怎知道我曾经的心痛曾经的誓言。在放弃了这个机会的那天晚上，我一夜无眠。但我不后悔，没有什么比靠自己努力换来的东西更能让我心动。这事没过多久，全国兴起一股城市开发热，城市户口也成了可以花钱买的东西。一个户口要六千元，经不住别人的劝说，父亲又征求我的意见。我的回答还是两个字：不用。我让父亲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是的，在那个年代，父亲的那点收入能供我们弟兄读完书就很不容易了，我们没有理由企求更多。一年后，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大学。我的写作也硕果累累，有多篇作品见诸报刊。我用自己的努力兑现了誓言，我终于可以靠慰自己了。在我的影响下，两个弟弟也先后考上大学并学有所成。
毫不夸张地说，我大学之前的生活都全靠这个梦想和誓言支撑，我无法想像没有这些，我的人生之路会怎样。多年后的今天回首那段经历，虽然我的城市梦已不具有现实意义，但我还是相信那句话：梦想是成功的翅膀，没有梦想就没有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