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10时左右，驻魏村之敌分三路出巢。北路之敌利用北堤坝出击，遭到七连和三连一个排的阻击，敌人前进缓慢；南路之敌与武进游击营接上火，进展较快；中路之敌与一连侧翼的警戒部队接火。胡俊杰识破敌人的企图是利用魏村的外围工事为依托，将我部挤走，不达目的就利用已占领的阵地与我对峙。胡俊杰认为敌强我弱，装备弹药又弱于敌人，与敌采取近距离拼消耗不合算，但又要完成扫清北撤道路障碍的任务，决定将阵地转移到距魏村约3华里的惜字洲永昌圩堤两侧。胡俊杰随即派出侦察组侦察敌情，同时与胡文杰商定了部队撤到惜字洲堤坝两侧的具体部署。团指挥所设在一所学校里。七连撤至堤坝南侧永昌圩一线坚守阵地，阻止敌人追击，派出小分队对魏村之敌进行袭扰牵制。三连在完成对一连的掩护任务后撤至团指挥所左侧，除支援七连外并防止魏村之敌占小河。
完成部署后，部队进行整理，处理伤病员，进一步审问俘虏，调整武器，补充弹药，并派出小分队密切注意敌情动向，将俘虏和武器转移上解分区，考虑下一步行动。
特务一团转移后，“镇波军”疯狂血洗马庄湾及附近村庄，枪杀群众30余名，烧毁房屋70余间。特务一团闻讯后，当晚黄昏又迅速隐蔽挺进到魏村以北的堤坝附近，见到被敌人杀害的农民尸体10余具。部署三连隐蔽接近魏村、马庄湾一线，七连仍进入白天警戒位置，一连为机动准备，见机随三连攻逃魏村西街。
当队伍接近魏村外围，还未到敌前沿工事，就遭到敌人较强的火力射击，估计是遇到了敌人派出的流动班哨。战斗一直对峙到下半夜。大约三点左右，敌人的火力逐渐稀疏下来。敌情的变化，引起胡俊杰、胡文杰的注意，立即派出侦察班，摸进魏村北街口，抓住敌人两个哨兵，才知敌人的大部队已经撤退逃跑了。
胡俊杰、胡文杰当即进入魏村中街一所房子里，召集连队干部部署了追歼逃敌。拂晓时，分区司令韦永义来到一团，简短地说明了主力部队前进和北撤的路线，要求一团不要停留，追歼敌人。胡俊杰、胡文杰按照指示，留下几个干部和侦察员保持与分区领导的联系，大部分向百丈方向追歼逃敌。在大刘桥与北撤主力部队取得了联系。主力部队的一个团指挥员姓宋，与胡俊杰同在老二团工作过，相互熟悉。于是特一团接收了主力团的防务，同时打扫战场，消灭残敌，主力团则渡江北撤。
特务团在这次战斗中俘敌团副（副支队长）、营长（大队长）以下官兵180余名，缴获步枪80多支、轻机枪2挺、手枪5支、子弹400余发、战马2匹。
追歼战斗中俘敌40余名，缴获步枪20多支、手枪2支、九六式重机枪一挺、迫击炮2门、各种弹药10余箱、日式钢盔80余顶。这次战斗中，七连担任前卫，因此得到锻炼最多，缴获也最多，提高了士气，也改善了装备。
当新四军主力北撤到达武北时，“镇波军”闻风而逃，在百丈附近的大刘桥，与新四军特务一团相遇。特务一团对溃逃的敌军迎头痛击，穷迫不舍，共毙敌百余名，俘500多名。镇波军第八纵队连续逃窜几个小时，才狼狈躲进常州城。
随后，****武进县委、县政府到马庄湾召开安民大会，控诉“镇波军”的暴行，公审了血洗马庄湾的几名“镇波军”军官，当场枪决以平民愤。
4．中安轮沉没，700将士蒙难
1945年10月14日，俞迺章在中港处理痛歼“镇波军”以后的善后工作。那天住在芦埠港西大圩马根根家，深夜俞迺章正在读秋瑾诗“秋风秋雨愁煞人”，只听得长江上游人声嘈杂，有人来报告：“扬子江里沉了一只轮船，呼救声连天。”俞迺章立即派人去打捞，发现是穿新四军服装的尸体。有的已沉在水中。于是动员一百多条船，打捞了几天几夜，几处地方捞起来共百余具新四军战士遗体，都用稻草包裹装殓，葬在黄丹、芦埠港一带。
幸存者大副爱人的口述
打捞的第二天，10月15日晨，新沟港口滩涂边的水中，发现有一个人头随着波浪一冒一冒地浮过来。马上抢救打捞上来，一试鼻孔，微有气息，原来是个女的，她身上带有两个救生圈，所以没有淹死。马上找医生急救，医生高浩然拿一只铁锅，将她的肚皮压在锅底上，把喝进的水慢慢压出来，再打强心针，并做人工呼吸，好大一会，才慢慢苏醒。她大约30多岁，手套金手镯、金手表、金耳环。俞迺章以为是从上海动员出来的知识分子。
她清醒以后说，她的爱人是船—亡的大副，有两个小孩，水淹进舱，丈夫叫她逃生，给她两个救生圈，抛弃小孩跳了水，随着江水顺流而下，幸而得救。
原来，这条船是从上海开往汉口的，船上定额为800人，旅客最多可带40公斤行李，大副在焦山接到电报，要他将船开到武进荫沙口，接受运送北撤部队的渡江任务。大副不是共产党员，但与地下党有联系，是进步的技术人员。
轮船到了荫沙口，全部乘客由当地政府安排，送上火车，敛费不够的，由当地政府补助。轮船出空后，将天日山撇下来的部队接送过江。从荫沙口开到泰州天星桥上岸，一天来回好几趟。战士们身上有枪、子弹袋和手榴弹，还有米袋。指挥者不了解船的载重吨位，船上大副和二副轮流掌舵，运了好几趟，均安全过江，胆子就大了，对运载能量就大意疏忽了。二分区司令部加上行政公署的财经处和苏浙军区的供给部部长李建模电在船上，供给部有印刷钞票的机器，石板加上马匹和辎重一起上了船。开到泰州天星桥还有8里路光景，刮起了西北大风，船身倾斜，大副二副下令“不准动！保证安全”。一个作战参谋在船舱里瞎指挥，看到船向左侧，他吹哨子命战士向右靠；船向右侧，就左靠。他外行充内行，仅五六个来回，江水灌进船舱，船就慢慢下沉，风大浪急，水越灌越满，船也愈沉愈快。
被救妇女对俞迺章说，他丈夫叫她逃命时说，如果脱难生还，要报告新四军，说明沉船的情况。
又一幸存者徐黎澄的记述
当时我在新四军苏浙军区第十支队工作，为顾全大局，避免内战，谋求和平，我们这支部队奉命北撤，经过长途急行军，于10月14日下午来到江苏省的武进县境内的孟河镇荫沙渡口。这里离长江不远，渡过十几里宽的江面就是泰兴县的天星桥镇。
北撤的队伍都在渡口，当天晚饭前，教导员找我去对我说：“你的病刚好，让你负责把全营的病员集中带走，先乘轮船过江。”听说乘的是一艘大轮船，心里怪喜欢。抗战期间虽说曾三次渡长江，但大模大样坐轮船过江，这还是初次。天黑以后，有一条小船把我和6个伤病员驳上了轮船，爬上第二层，在走道上找到一块长方形的木材，就一并排坐了下来。可惜是在夜晚，看不清长江和两岸的面貌，只好贪婪地再次向南方一瞥，向亲爱的故乡告别。
江面上刮起了一阵阵西北风，身上感有寒意。本营的八连一排和十二连也都上来了。甲板和走道上挤满站着的人。听说国民党当局正在调兵遣将，企图堵截北撤途中的新四军，所以要不分昼夜地每船都要满载，以便尽快渡过江去。铃声丁呤丁呤响了几下，船身慢慢地移动。由于多天行军作战的疲劳，眼皮很快就合拢起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弄不清船到了什么位置，被一阵嘈杂声惊醒，船身摆动的幅度很大，甲板上的人都站不稳，按惯性作用，他们向摆动的相反方向移动，挤过来又拥过去，船上乱哄哄的。底层还传来妇女和小孩的哭声，那是随军北撤的地方干部大队和少量家属。三营副营长李高从底舱上来喝令大家不要乱动。就在这时听得哗啦啦一声进水声，船尾首先下沉。待我转过头来，两旁的伤病员和走道上甲板上的人却一个也不在了，船继续往下沉，再向周围看看，漆黑一片，除了混浊的江水，什么电看不见。
高大的烟囱慢慢地倾斜下来，好像要把船上的一切全部覆盖在水底。我霍地站起来，把病员的枪支弹药掷进舱房里，然后是背包米袋，我想，明天就会有人来打捞的。我脱掉大衣，从铁栏杆的空档里窜出去，先用踩水的方法脱掉上衣。忽然眼前不远处的水面上有摊黑色的东西，好像女人的一绺长发，顺水一会就到了眼前，我来不及躲避，左肩膀就被一只手搭住了，身体直往下沉，在深水里，什么也看不见。心里知道这是落水同志的手，我能把他推开吗？不能，救助他呢，也无能力，明摆着只能同归于尽。我本能地挣扎着，用右手使劲划水，在水底里透不过气，喝了好几口水，才从深水里冒了上来，不知在什么时候，搭在肩上的那只手已不见了。待得浮出水面，我屏住呼吸，手脚同时施展，到哪里去呢？我发现右前方像是突起来的一块高地，游过去才看清楚是一块天花板，有一尺多宽，五六米长，四周围挤满了人，有些水性不佳的人索性坐在天花板上，我好不容易插进一只手，搭住了边，喘息了一会儿。
巨浪一个接着一个翻滚而过，江里的呼救声逐渐稀疏下来，天花板随着巨浪在跳跃颠簸，周围的人在逐渐减少着。凭经验每听到浪声由远而近时，手要撒开天花板，待浪过后再复归原位。否则会被卷到天花板底下，或者发生互相碰撞等危险。冰冷的江水，冻得四肢发僵，夜愈来愈深沉，西北风还在无情地嚎叫。大家随着天花板飘流。
忽然，我脑子里想起了《苏联文艺》中读到的激动人心的故事：有一架苏联轰炸机在执行任务时，被德军的高射炮击中，驾驶员们被迫降落在黑海里，他们坐上橡皮筏子，用手在海里划行，强烈的西北风和汹涌的咸海水割裂着淌血的手。他们忍受饥寒顽强前进。海上刮起了大风，于是脱下衣服张着做风帆。他们说，为了祖国要活下去。我闭上眼睛，这些光辉的形象好似就在身边。它给我力量，感召着我顽强地前进。为了解放大业必须坚强地活下去。眼前有几位挟着木板的同志在游动，我向他们高喊：“同志们，加油啊！”江水从身底下流过去，浪峰一个个被征服，黑色的阴影越来越高大，是江岸！是希望！多么向往的光辉前景啊！
高高的江堤吸引着我们奋勇前进，脚底下像碰到什么东西，两手一松，身体随着下沉，又喝了口水，再游上几公尺，才站稳身体。我掉转头来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同志们，朝这边游过来，这里是江岸，我们胜利了！”我知道遇险的同志们需要听到这种声音。接着战友们一个个脱险上岸了。
事后知道，这首渡轮因负载过重，遇江中风浪突起而遭沉没，800余名北撤战士只有为数不多的同志脱险，是我军一次重大的“江难”事件。尤其令人痛心的是随军渡江的纵队政委、地委书记韦一平也不幸遇难牺牲。同时遇难的还有苏南行政公署财经处长李建模、苏浙公学政治部主任王绍杰、溧阳县长徐公鲁等，他们和很多指战员的遗体，由当时****澄西县委、县政府领导康迪、俞遒章等组织打捞，安葬掩埋，长眠江畔。
马乡长掩埋战友，康迪痛哭韦政委
俞迺章那天听得扬子江上游人声鼎沸，赶赴江边，得知轮船沉没，纵队遇难烈士的遗体随波浪向下游漂浮，如不紧急打捞，一旦漂至江阴黄山，敌人在尸体上搜到文件等物，造成严重失密，给工作带来损失。因此紧急通知沿江的乡干部迅速打捞，并安葬遗体。
丁桃乡乡长马纪章立即发动群众，组织船只，下江打捞，乘潮退时在芦滩边寻找，把打捞上来的烈士遗体抬到利港高家丹村后坟滩上掩埋，开了两个大坑，南面一个坑埋24具尸体，北面一个坑25—26具，每具尸体都用稻草包好，再安葬。安葬前把死者身上的枪支弹药以及钢笔图章等东西，全部集中一起送到西石桥查沟村****澄西********康迪手中。康政委把交来的图章一个一个用红印油盖下来辨认姓名，当看到其中一枚是“韦一平”时，不禁放声痛哭。在场的同志也跟着流下了悲痛的眼泪。
韦一平的遗体是用没收一个大地主的寿材秘密安葬的，还做了记号。韦一平的派克自来水笔、白朗宁手枪和图章交给二地委。解放后，韦永义同志写信给俞迺章，将埋葬在黄丹附近韦一平同志的遗体迁至扬州定山上鉴真和尚墓的旁边。因为韦一平曾在扬州地方任过****二地委书记。并立碑纪念。
沉船时，沿江的泰兴、荫沙、靖江、澄西的民船都去营救，因为遇难的人多，抢着上船，连民船也翻了儿只，救上来100多人，牺牲700多人。
当时，茅山二地委委员惠浴宇也已上船，看看人多、东西多，感到不安全，就退回岸上，幸免于难。
5．沙洲人民迎送“二纵”渡江北撤
苏浙军区第二纵队即浙东纵队，在政委谭启龙、司令何克希指挥下于1945年9月30日乘船渡海，经奉贤县、上海近郊，一路宣传团结、和平，反对内战，教育群众，阐明中国共产；党和平建设、实现民主、改善民生的方针，唤起人民对内战危险的注意。10月20日到达澄东沙洲，驻南丰镇，粉碎了“镇波军”堵截，21日部队转移年丰乡。沙洲人民犒劳子弟兵，县区同志忙着筹备粮草，动员船只，在地方武装警戒掩护下，在护漕港至七圩港之间的各个港口安全渡江北撤。
新四军主力北移是在对日伪据点实行大反攻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刻开始的，部队本身已经从分散的游击状态转变成集中机动的主力兵团，并且迅速扩大了解放区，使主力部队的集结北移有了相当宽广的回旋余地，为主力北移创造了十分重要的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从1945年8月至10月，占据京沪一线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日本军队，正在向大中城市逐步集结，准备缴械投降；所有伪军，正在奉命改编，国民党的“劫收”要员忙于拉帮结派拼凑班底，争权夺利；区乡政权及其武装尚未建立，尤其是装备精良的蒋军主力，虽然正在奉命“火速进军”，但距离京沪一线很远，即使依靠美机空运，也一时赶不上来，只能驱使就近刚由伪军改编的“镇波军”分头拦截，所有这些，都为主力部队漂湖海，涉泥滩，过运河，跨铁路，渡长江，尽速北撤提供了难得的良好时机。
大军渡江北撤是各路主力在迅速、机密、限期的统一号令下紧张有序地进行的。因而，三路主力都能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赶在国民党主力“火速进军”到达京沪一线之前渡江北上，保证了“集中力量，向南防御，坚持华中”的战略决策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