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时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表明了极大的和平诚意。1945年8月28日，应国民党蒋介石三次电报之邀，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飞重庆，与国民党淡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中共作出了重大让步，并迅速履行诺言，将新四军主力撤出苏南、皖南、皖中、浙江等8个解放区。国民党蒋介石却依仗美帝国主义支持，积极准备内战。在澄西地区，国民党恢复反动统治，对共产党和留守人员进行疯狂清剿，澄西的中共党组织和留守人员在上级党领导下，与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共产党及其留守人员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革命力量和革命斗争不断发展，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一、抗战胜利后澄西地区的形势
在全国形势急剧变化的直接影响支配下，澄西地区的形势随之急剧变化，澄西抗日游击根据地，就要变成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区，一片光明的澄西地区就要变成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
1．国民党抢先“劫收”江阴、常州、无锡城
国民党抢先“劫收”江阴城
1945年8月13日晚，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忠救军”）京沪路行动总队兼国民党江阴县长的包汉生，召集总队的军事头领以及无锡等地的国民党县长在顾山开会，商讨抢占县城的“复员计划”。次日，包汉生在去长泾的路上被撤退的日军冷枪击毙。其秘书方骥龄任江阴代县长。9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派来袁灿任江阴县长，方骥龄施展各种方法，把袁灿挤走，自任县长，正式“劫收”江阴城，吴宗渊任国民党江阴县党部书记。
10月8日，由汪伪汉奸周佛海部属的税警总队被国民党改编称“镇波军”，该军第四纵队第一支队司令王一藩率部抢占江阴城。镇波军第十三纵队分驻长泾、杨舍一带，其“海军基地队”驻黄山要塞，封锁江面。
国民党保四纵队抢先“劫收”常州城
常州城、武进县地处江苏省南部、南京和上海之间的京（宁）沪铁路中段，戚墅堰机车厂亦在此境域内，是国民党蒋介石必须控制的战略要地。
8月15日日寇宣布投降之日起，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四纵队司令张少华奉国民党三战区和江南行署的电令，命其驻武进北乡的部下朱力予以“保四纵队”上校参谋长兼“敌后指挥所”主任的头衔抢先控制常州城，随即筹建武进县复员委员会、武进县战后临时指挥部，由国民党江苏省第二督察专员许宝光任指挥，朱力子任副指挥。紧接朱力子之后，张少华即率保四纵队本部2700余人从安徽宁国返回常武地区，司令部驻常州崇法寺。把他投敌的旧部属汪伪武进县保安大队长徐文玉部、汪伪镇江县保安大队长姚鹤皋部，合编为国民党武进县保安大队，控制常州城。眨眼之间，伪军变成国军，姚鹤皋、徐文玉自知名声太臭，改编后，将大队长的位置转让给自己弟弟姚鹤闻和徐济昌，自己到上海当了“寓公”。一直躲在宜兴张渚山凹里的国民党武进县长李渺世、三青团负责人万怀青、殷祖烈、县党部头头单仲范、童家驹、盛景馥、是旭人等则以“抗战功臣”自居，气焰十分嚣张，进入常州城，成了“劫收”大员，随后相继成立了国民党武进县党部、武进县政府、武进县三青团团部、警察局、宪兵队、侦缉队、军统室、中统室等党政军警特一系列组织机构。
“忠救军”头目邵访泉在横山桥把汪伪军一个大队改编为一个营，伪军大队长周德纯与汪伪武进县县长汤仁杰在中统的庇护下，到外地做“寓公”享福去了。伪军团长蒋鼎生也在军统的庇护下到“忠救军”里去当官。一批汪伪的密探队长殷良生、陈生大、郭士良等都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抗战功臣”，公然表示自己并非汉奸，而是“曲线救国”。日本投降后，常州城内大大小小的汉奸走狗，只要有钱，买通国民党的党政军警特机构里的官员，出一纸“地下工作者”证明，十恶不赦的汉奸就可以逍遥法外，仍旧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对此，群众是敢怒而不敢言，私下纷纷议论：“谁卖国，谁爱国，谁也弄不清！”他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来就是一家人”。
国民党抢先“劫收”无锡城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公然命令汪伪江苏省省长任援道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太湖区“清剿”指挥官、南京先遣军司令官。任援道立即电令各汪伪县长“严密防护治安，军警长官不得擅离职守”。汪伪无锡县长张修明星夜赶回无锡，布置防务。
8月21日，“忠救军”江南别动队司令苏沂山、澄锡虞行动总队副总队长王炳珊带领部队进入无锡城。8月25日，国民党无锡县长范惕生、无锡县执行委员会书记长蒋光守公开在城区发表《告全县人民书》，以示行使职权。此后，各种机关部队蜂涌入城。至11月，竞达143个之多，粮饷费用，强令地方供应，金额高达3500万元，这项巨款最终转嫁到人民头上。
接着，来自大后方的各路接收大员到无锡，名为“接收”，实为“劫收”，明抢暗夺，中饱私囊，争发“胜利财”，引起人民极大愤慨。国民党不得不拼凑“清查团”，为“劫收”掩饰丑行。
国民党无锡县政府发布第一号命令：（一）迅速组织民众自卫队；（二）造具保甲花户名册；（三）编组保甲；（四）依照军事需要构筑碉堡。11月2日，又发布第二号命令：“以迅速炽烈之手段，肃清境内奸匪。”
2．国民党血腥残害澄西人民
国民党在抱先“劫收”江阴、常州、无锡三城的同时，血腥镇压抗日有功的澄西人民。
横林——崔桥“先天道”的抗日群众遭烧杀
1945年8月18日下午2时，日伪军向戚东北岑村进发，准备袭击正在崔桥做法的先天道（“黑头”）；“黑头”也正想寻机进攻日伪军，闻讯后，有3位法师率众约1000余人，一手持太极旗，一手持刀，冲过徐桥与日伪军对阵。日伪军排成横队用机枪、步枪同时扫射。黑头军从四面八方冲上，砍死数名日伪军，一队日伪军在渡河时，被黑头追上砍死一部分，黑头也有30多人中弹阵亡。杨岐村的农民王大妈一家4口惨遭日伪军杀害。
8月20日上午8时，崔桥的伪乡长张鹤龄、税务主任赵家塘的赵志良和陈锡林、王联芳、赵志文、赵谷平以及张新尧等带300多伪军前来报复，烧掉塘头村102间半房屋，梅巷里村68间；打死12人，群众逃往村外者数百人。杀人放火的赵志文、赵志良在日寇投降后，先后任横林镇镇长，赵谷平则当了国民党武进县五区区长。
潘文虎脱险，王才大牺牲，潘母遭残杀
潘文虎家在戚墅堰镇两公里的后潘村。抗战时在常州工场（戚墅堰机车车辆厂前身）做工。文虎的二哥荣仁、三哥和四弟都参加革命，投身抗日。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与日寇狼狈为奸的赵谷平一伙把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潘家兄弟4人视为眼中钉，纠集所部武装包围袭击潘家，搜捕烧杀。
8月24日深夜，潘文虎在管墩村开会商量收缴日伪军武器问题后回家住宿，其他三兄弟在外活动。刚睡下就闻急促的敲门声，一个操苏北口音的陌生人在叫门。文虎的母亲小心从门缝中探看是谁，外面的人已在用大石块砸门，而且把前后门都包围起来。文虎赶紧摸上梁，用头撞破天窗，碎玻璃划碎头皮，鲜血直流。敌人听见响声，迎头一阵机枪，文虎跳下来，从床头摸出两颗手榴弹，再翻身上屋，一手攀住屋梁，一手擎手榴弹用牙咬开弹盖，当文虎母亲拔开门闩，把大门打开之时，文虎接着把手榴弹掷出门外，炸伤几个敌人，当敌人惊惶之际，从屋顶跳下，借夜幕掩护，冲出虎口。敌人没有抓住文虎，把年已花甲的文虎母亲抓出，当胸捅了一刺刀，鲜血直喷，母亲为了儿子、为了革命倒在血泊之中，献出宝贵生命！
几天以后，文虎带着脚伤，怀着悲痛的心情，悄悄回家。刚坐下，地下党员王才大来上交他缴到的一支日寇的手枪。正汇报情况时，文虎的三哥急急跑回来，叫文虎快走，村口来了敌人。文虎和王才大立即向前门冲去，但前后门已被堵了。文虎和才大决定从后门突围，带头冲出后门，怕死的敌人躲向两边。三哥往西跑，文虎与才大向南跑，敌人在后面追，一边打枪，子弹在两人头顶和耳旁擦过。冲出后潘村，文虎往南跑，连过两重河，在前潘村阿贵爷爷的掩护下，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敌人追不上文虎，把阿贵爷爷毒打了一顿，又回头将潘文虎家3间房屋放火烧光。王才大同志在突围中，不幸中弹牺牲，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党组织考虑到文虎兄弟的安危，让文虎离开工场，奔赴苏北加入新四军行列，其余兄弟3人，亦随澄西县政府渡江北撤。
闵炳根被残杀
闵炳根，常州北三井乡闵家头村人，父亲早逝，与寡母度日，家境贫困，成年后种田为生，兼作职业道士，给人看风水、做道场，赚点零钱贴补家用。
闵家头村的闵大坤，是顽固派保四纵队司令张少华委派的“路北办事处主任”。他手下10多人与伪军勾结，在闵家头村西北黄连桥头设卡收税，专事敲诈勒索，鱼肉四乡百姓；疯狂反共，捕捉新四军抗日工作人员。
闵炳根从1944年起就遵照中共澄西县武北办事处主任戚拯的布置，以道士职业和风水先生为掩护，串村走巷，收集情报，然后经过俞养大转送澄西县长俞迺章处。1945年4月，闵炳根任交通员，兼闵家头村的地下村长，注意搜集闵大坤的情报，武北办事处根据情报，首先将伪乡长牟荣海剪除。依靠伪方人员勒索百姓的闵大坤断了财源，像死了娘一样惶惶不安，就派兵痞周国贞对闵炳根暗中盯梢。武北办事处将闵炳根转移到罗墅湾大庵内，同时派出闵金宜等将周国贞抓获处决。
1945年8月10日深夜，武北办事处游击连突袭闵家头，闵炳根也潜移回村，引导地下武装抓获闵大坤部属骨干3人，又把躲藏在米囤里的闵大坤抓出来，押送澄西县处决。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1日，闵大坤的弟弟闵贵兴带领常州城国民党军到罗墅湾大庵抓到闵炳根，又把闵的妻子、弟弟闵金宜、内弟周扣宝同时抓到罗墅湾，一个个严刑吊打，闵妻十指被插钢针，闵炳根大腿骨被打断，却没得到任何口供。8月23日，闵炳根乘夜色爬出门外试图逃走，终因左腿骨已断，跌进水沟被敌发觉，又被打瞎右眼。当天下午，在北大王庙河对岸莶萪降上，敌人用绳子将闵炳根勒紧后枪杀，又用刺刀从闵尸腹部刺入，惨不忍睹。临刑前闵炳根还对妻子和内弟周扣宝说，要把两个孩子带好。闵炳根牺牲后，闵母卖光了家产、田地，将闵妻及内弟周扣宝赎回。
姚子杰夫妇遭迫害
姚子杰是武进县南郊某村人，早在1941年抗日战争期间就与许云龙相识，参加新四军“江抗”三路，两次被伪军捕去坐牢受刑，直到日本投降前，才被释放出狱。
1945年8月5日，姚子杰出狱从无锡回家，当夜就到沟头村邵坤生家找到许云龙，并见到了戚拯、郦琴，接上了工作关系，明确今后他的领导人是许云龙，单线联系。
几天后，姚子杰又被常州国民党短枪班抓去。原因是一个范姓的人常随黄盘林去邵坤生家，认识了姚子杰。姓范的被捕，供出了姚子杰。连妻子焦惠英一起被捕。
国民党短枪班的头头柏锡范说姚子杰是新四军常州电台的台长，妻子焦惠英是发电报的报务员。姚子杰、焦惠英被关押在清凉寺，姚子杰被灌冷水搞得死去活来；焦惠英也被上老虎凳，两脚不能行动。柏锡范见硬的不行就用软的一手，摆下酒菜与姚子杰夫妇同桌吃饭。姚子杰对妻子说：“有好吃的只管吃，别的事一概不知！”在饭桌上，焦惠英问柏锡范：“柏队长，我是穷苦人出身，娘老子生我兄弟姐妹六七个，饭也吃不饱，书也没读过，拍电报是要有文化的吧？我一字不识，能拍电报吗？”柏问她是哪里人，焦惠英说是厚余焦家村。柏问可认识焦银生，焦惠英说焦银生是她哥哥。柏锡范惊讶地说：“银生的姐姐是我的婶婶，我们还是亲戚哩！弄错了！弄错了！你回家去吧！”就这样焦惠英回了家，姚子杰依然被关押。
反动派不再问姚子杰电台的事，专门逼供与许云龙、戚拯、郦琴的关系，姚子杰一口咬定不知道、不认识。于是对他使用“三上吊”、“老虎凳”、灌冷水等酷刑，姚子杰被整得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仍是一个“不知道！”“不认识！”
在清凉寺关押了约二个月，转押到湖塘桥伪军驻地，蒋鼎生忙于整编，军心浮动，无心管此事，又押到常州关进毛家弄监狱。焦惠英找到郦琴，设法救人。通过关系花去50多石米钱把姚子杰和同时被捕的邵坤生、陈国兴3人赎了出来。
姚子杰第三次出狱后，许云龙即来姚家看望，并且住在姚家阁楼上，经常往来，研究工作，开展活动。1946年1月2日，由许云龙介绍，郦琴批准姚子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姚子杰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工作直至解放。
黄盘林遭难周珊瑚救友
1945年9月下旬，黄盘林和许云龙在火车站北面的沟头村顾玉浩家，云龙要盘林去城里东横街61号刘兴荣同志处取回修理好的短枪。因为火车站附近熟人多，易失密出事，要他走北门绕弯去取。盘林说，骑自行车，速度快，别人不能近我。盘林骑车到新丰街口菜市场处，人多拥挤，只得跳下来推着车走。突然被一个人拦腰抱住，掉头一看，认得是国民党华严乡乡长沈一元。沈一只手拉住黄盘林的衣裳，另一只手拉住自行车把手，说：“到警察局去吧！”黄盘林心知尴尬，也不反抗，随着他向警察局走去。到街的转弯角上，黄盘林的亲戚黄玉良在那里开一爿私人诊所，黄盘林对沈一元说：“警察局要到了，自行车是借的，不能跟我一道吃官司，自行车要寄放一下。”盘林走进诊所对黄玉良说：“我无缘无故被人捉起来了，你到博爱路桥纱厂隔壁找周珊瑚来保我，一部自行车放在你这儿。”沈一元紧紧拉着黄盘林到武进路警察局交代一下就走了。
一个多小时后，周珊瑚来了。他是国民党太湖水警总队（保四纵队改编）修械所主任。修械所归水警司令张少华的弟弟张来顺（原伪军师长）管。人们称张少华为“大司令”，张来顺为“二老板”、“二司令”。周珊瑚身材高大，身穿国民党军官制服，到了监狱门口，看守的警察也不敢作声。周珊瑚问黄盘林为了什么事？黄盘林说：“总怪我在铁路做工，有口粥饭吃吃，区长居易、乡长王南生要敲我的竹杠，总得寻个由头，说我是新四军，把我拉来了！”周珊瑚说：“不要紧，我去拿二老板的卡片来要人。”这时一个警察走来，点头哈腰对周珊瑚说：“长官，时光差不多了！”周珊瑚指着黄盘林说：“仙是我们七团修械所工人，要好好照顾。”警察说，是区公所提来寄押的，马上要押到总局去。黄盘林在身边摸出一叠储备票塞给，警察说：“老兄，对不起，我们还有话说，再耽搁一歇，清你看看有没有人来？”警察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