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对杨伯恺的被捕很关心，组织各界人士多方营救。在全国一片要求释放******的强烈呼声中，重庆西南长官公署曾被迫同意有条件地释放杨伯恺，国民党省特委军法官把悔过书放在了杨伯恺的面前，说：“只要你随便办个手续，你就可以出去了。”
杨伯恺明白了特务们的用意。正气凛然地说：“这个手续我不能办！我绝对不写一个宁。就是马上提出去枪毙。我也不写。死怕什么？人生自古谁无死？但要死得有价值。”
“哼……哼。杨先生，你到底想不想出去？”特务扬着皮鞭，皮笑肉不笑地威胁。
杨伯恺愤怒了，一把掀翻办公桌，厉声向特务们宣布；“放不放由你们，我绝不请求！”
在狱中，杨们恺利用各种机会，向难友们宣传马列主义，讲革命故事，讲****党的方针、政策。他常说：“我们干革命，入了狱，是我们的光荣。敌人要我们悔过，但我们没有过，所以无过可悔。”
时年54岁的于渊是四川省射洪人，他有着20多年的****党龄，就义前是中国民主同盟会中央委员。他勇敢善战，21岁从军开始戎马生涯，由士兵累升至川军副师长、少将参军等职。1926年，在万县“九五”惨案中，于渊率部英勇抗击英军，以“爱国军人”、“抗英英雄”名扬中外。不久，在朱德的介绍下，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为党的事业而工作和战斗。1947年6月，他在成都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于渊被捕后，他神态自若地挂着国民党川康绥署少将参议的军衔，被送进省特委会的看守所。国民党特务想从于渊嘴里得到共产党和民盟组织的秘密，布置了对他的审讯。当军法官问他为什么要反对国民党时，他昂起头，大声地说：“我对中国局势的看法，和******是有些不同的。共产党和民盟没有什么不对。”然后，他历数******发动内战，祸国殃民的种种罪恶。军法官追问他参加过什么组织，他说：“我没有什么组织，只要是志同道合，就是朋友。朋友那就多得很喽！”特务们见问不出个名堂，恼羞成怒，厉声咆哮：“我们是在审讯你，不准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于渊寸步不让，抓起桌上的茶碗．对准那个叫嚷的特务劈头掷去，喝斥道：“你有什么资格审讯我？”特务们面对这个在四川军界闻名的硬汉子，只有干喘粗气，审讯草草收场。于渊冲撞公堂，威慑国民党军法官、特务的消息，很快在全狱的难友中传开，大家都受到很大鼓舞。
特务们对于渊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弄来于渊的同乡、西康省调统室主任到狱中进行劝说，以释放为诱饵，企图使于渊改变主意，背叛革命。于渊静静地听那人说了半天，然后起身在室内踱了一圈，坚定地说：“现在中国的形势，或许你比我更明白些，我看用不着再商量了。”那个人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
三位老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激励着监狱中的全体难友对敌展开顽强的斗争。
国民党特务对狱中“三老”吼叫：“我看你们是被共产党赤化透了，中毒太深，不可救药，只有送你们上西天！”
“那就随你们的便了！”“三老”仰天大笑，视死如归。
使国民党特务们感到头痛的其实不仅是加入共产党组织党龄较长的这“三老”，一些刚加入****党组织还不到一年的年轻人的狱中斗争，也令国民党特务们瞠目结舌，惊呼：“连乡巴佬加入****才几个月，骨头就比钢铁还要硬。”特务们在此说的是成都市西郊双流县的农民徐海东．他时年仅25岁。与徐海东一同被捕的还有池的叔叔徐茂森，时年也仅33岁。他们叔侄两个，是****川西地下党组织在双流擦耳岩建立的联络站的负责人。
成都临解放前夕，****川西地下党组织为了直接收听****中央的声音，了解解放战争的进程，决定安装“电台”，设立收听站；建立“印刷厂”，创办革命刊物。地点就选在了徐茂森、徐海东叔侄两人负责的双流擦耳岩地下联络站。“电台”实际上是托四川大学—个助教组装的一部收音机，所谓“印刷厂”实际上也只有铁笔、钢板、蜡纸和一部没有滚筒的油印机。“报社”设在徐海东家，刊物定名《火炬报》。为了安全，徐海东专门挖了一个隐藏收音机的地窖，将一根埋在地下的铁丝引出室外，穿过竹林中一根空心竹竿，伸向天空，作为天线。—切准备就绪后，《火炬报》正式出版。
上级派来的两位同志负责收抄新华社电讯广播和编辑工作。徐海东担任刻写蜡版和印刷，徐海东的妻子、弟弟负责装订，母亲负责放风望哨。《火炬报》的人员虽然不多，但工作效率非常高，紧张而有条理。出版的刊物，字迹清晰秀丽，版面清新醒目，谁也不会想到，它是用一块竹片代替滚筒，在暗弱的油灯下刻印出来的，出自一双终年劳动、长满老茧的手。游击队员们都十分亲切地赞扬徐海东，说：“你真行！能写字，能使枪，真是文武全才啊！”
1949年7月1日，《火炬报》根据新华社广播，全文刊载了******所著《论人民民主****》。接着，《约法八章》、《告四川军民书》等****中央的重要文告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以及《东方红》，《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兄妹开荒》等革命歌曲，都陆续在《火炬报》上刊载出来。10月1日，******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特大喜讯，通过《火炬报》，传到还在黑暗中战斗的革命者和渴望解放的劳苦大众中。人们欢欣鼓舞，热血沸腾。游击队队员们按照《火炬报》刊载的新中国国旗图案，连夜绣制出一面五星红旗。这面红旗，在解放成都的时候，和八一军旗一起凌空招展。
《火炬报》出版后，每期发行三百余份，徐海东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把报纸送到成都、雅安等地。国民党特务机构探知了徐海东等人的革命活动情况，10月7日，将徐茂森，徐海东逮捕，先后被关押在簇桥保安五团团部和成都南门衣冠庙两处声守所。
徐海东是一个刚入党不到一年的新党员，徐茂森是一个拥护共产党的革命人士，但他们的意志却异常的坚强。特务们使用酷刑，轮番审讯，老虎凳、灌水葫芦、钉竹签、抽皮鞭、吊鸭儿凫水、假枪毙等刑罚都用过了，但仍无法撬开叔侄两个的嘴，徐海东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徐茂森左腿被压断，足趾被砸掉，几度昏死，又被凉水泼醒。但是，他们始终咬紧牙关，坚守党的秘密，没有暴露任何一点东西。
在衣冠庙看守所，叔侄俩被双手反捆。连吃饭也不准松绑，无法使用碗筷，他们只得拿出身上一点零钱，让看守人员买来几个锅魁。两人面对面而坐，口衔锅魁，互相递食。他们互相勉励；“要履行自己的誓言，绝不当软骨头，至死不能背叛革命。”放风时，徐海东乘机向其他被捕的游击队员暗示：“不能暴露身份，大家要顶住！”徐海东对特务们义正词严地说：“我是想搞武装，迎接解放军共产党！”徐茂森也说，“海东所干的—切活动，我都参加了！”当待务问到组织情况和领导人时，他们都坚定地说：“不知道！”由于他们的坚强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保证了其他人的安全，党的地下组织未再遭破坏。
在狱中，还关押着一位被国民党特务认为是具有“世界背景”的重要人物，他就是时年35岁的许寿真。
许寿真是江苏镇江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是清朝的一位爱国驻外使节，祖母是法国人。因此，他的外语基础很好，尤其对世界语有着较深的造诣。1935年，他在西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以世界语为武器．为了民族的解放和振兴，做了大量的工作。1941年，****党组织决定他转移到成都，在中华女中任教。他向学生们宣传苏联十月革命，使她们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也会建立起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有一次，他给同学们出的作文题目是《一九五一年的新中国》，这是—个多么有胆识和远见的作文题目啊！他挑选几篇写得很出色的作文，张贴在校园中，立刻成了轰动全校师生的重大新闻，但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47年，许寿真接受了****川康特委关于开办宣传解放战争胜利消息的油印小报的任务．这个随时改变报名的小报，一共办了9期。不久，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许寿真在监狱中仍然继续办报，他假借学世界语的机会，用铅笔在草纸上书写《解放之声》小报“出版”。这张在难友们手中传阅的小报，在令人窒息的黑牢里，具有特殊的魅力。它像一阵劲风，吹燃了地狱的希望之火。
国民党特务们视这张接连“出版”的《解放之声》小报为洪水猛兽，疯狂地搜查它的制作者。在确认是许寿真的手迹后，监狱管理员气得暴跳如雷，气急败坏地派看守员去把许寿真叫到办公室来审讯。过了一会儿，看守员跑转来报告说：“许寿真不肯出来，还站在牢房里乱骂，连蒋总裁他也敢骂。”
“这还了得！”管理员咆哮着窜到关押许寿真的牢房，大声嚎叫：“许寿真，老子用重脚镣手铐把你铐起！”
许寿真在被特务们强行加上重镣手铐后，仍满不在乎地嘲笑累得气喘吁吁的特务，说：“铐就铐嘛！不过咱们轮流着来，今天你铐我，明天就该我铐你了！”
气势汹汹的特务把许寿真铐上后，又把他拖拉到寒风刺骨的院子里，妄图让风雪扑灭这团革命的烈火。
可是许寿真决不屈服，他乘机在院子里用世界语高唱《国际歌》，顿时一唱百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雄壮歌声，震荡着整个黑牢。
就在这位世界著名的世界语专家牺牲几个月前，在英国的环球世界语会议上，瑞典记者亚当荪，还向中国代表叶君健表示；他马上就要到新中国，第一个想见到的就是许寿真。叶君健热情地回答说：“许寿真—定会到车站去迎接您，他还会乐意做您的翻译和向导哩！”然而，许寿真在好友亚当荪到来之前，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世界语的热爱，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许寿真戴着重镣拷在院子中高歌《国际歌》时，对面的女牢中，一位意志坚定、倍受难友们尊敬的女大学生也在高歌，此人就是毛英才。
毛英才在华西大学读书期间，是在革命书刊的启迪下，思想逐渐倾向于中国共产党革命主张的。她由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开始向着自觉的革命者升华。从一般地对现实不满，到抨击国民党政府。她在日记中写道：“腐朽的中央政府，和出卖中国人民的中央政府，是应该早日垮台的。”在假期中，她从家乡夹江给友人写了一封洋溢着革命激情的信，她写道：“知道了现社会的丑恶，不过我相信这可耻和势利的社会不会永远存在。上梁山或准备上梁山的知识分子已经日益增多，这足够证明腐朽的社会制度的生命已不太长久了。”
毛英才从华西大学毕业后，就立即找到****地下党组织，坚定地表示，要到农村中去开展工作。她利用成都的一些朋友关系，积极帮助****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购买药品。一天，她到小天竺街做衣服，离开成衣店时，忘记带走里面装有一份《中国土地法大纲》的书包，被国民党外南警察分局的巡官发现，立即呈报上司。当毛英才发觉书包遗失，回成衣店去索取时，被潜伏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关押进华大附近警察局第十区分局，审讯后转送省警察局，后又送省特委会监狱。
在狱中，国民党特务们企图从毛英才口里扩大线索，用竹签刺她的手指逼供。狱中的战友们向她伸出了温暖的手，通过各种秘密形式，鼓励她坚持斗争。特别是****老党员杨伯恺，利用放风的机会给她讲革命者的坚贞气节，讲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和革命必胜的光辉前景。当毛英才看到杨伯恺等****党员同特务、看守、法官作斗争时，他们的大无畏精神，使她深受感动。她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始终对敌守口如瓶。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她更加斗志昂扬和坚强。毛英才是成都十二桥牺牲烈士中惟一的年华似锦的女英雄。在狱中，为迷惑敌人，她曾自称是民盟盟员。为此，解放后，民盟中央特地追认她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毛英才临牺牲前，她年迈的父亲在国民党特务的安排下曾来狱中探望。特务们妄图用父女之情来软化毛英才的意志，诱骗她说，只要写了“悔过书”，就可以同父亲一道回家。毛英才强忍着泪水，向父亲解释说她为什么不能写“悔过书”的道理，安慰父亲：“我无过可悔，我从来没有学过写悔过书，不知怎么个写法！”
特务们讥笑道；“大学毕业生，还不会写文章，你是不是连封信都不会写？”
毛英才转过身去，怒斥特务，说：“是的，我是大学毕业生，我会写字，也会写文章，但惟独不会写悔过书，因为我无过可悔。”说完，与老父挥泪诀别。
毛英才深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为迎接解放而作最后最艰苦的斗争。她在狱中，除了与难友们互通消息，互相激励外，还特意把发辫剪了，表示要把黑牢坐穿。同时，她坚持锻炼身体，在室内做体操，放风时到小院子中跑步。有一次，她仿佛听到成都市东郊龙泉山那边传来隆隆的炮声，抑止不住心头的高兴，她知道国民党统治者即将彻底灭亡，人民的新世纪就要诞生了。她对难友们说：“人民的事业就要胜利了！”
难友们都被毛英才的这种革命乐观精神所感动，高昂的《国际歌》声从各个牢房中传出，汇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在四号牢房中被关押的人，多是从事军运和武装斗争被认为是“要犯”的危险人物。最早在此坐监的是1947年“六二”大逮捕中入狱的王伯高，随后高昆山、晏子良、曹立中等七八个人都成了这里的“同窗好友”。
这个牢房中，年纪较大的是四川邛崃人王伯高，时年52岁。他年轻时于四川公立法政学校读书时，考入川军军校，毕业后由连长渐升至团长、上校参谋等职。1937年，在****四川党组织的介绍下，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回川工作。1947年5月，他在成都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在狱中，皮开肉绽的王伯高对特务始终不开口。特务们又要他写份叛党自白书，并交上100条枪作为释放条件。王伯高诙谐而坚定地说：“拿100条枪交给你们，去杀害更多的革命群众；再搭上一份出卖灵魂的自白书，用这么大的代价换取我一条老命，也太不值得吧。”
王伯高对看守宪兵的教育争取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天深夜，一个值班宪兵避开特务的监视，向王伯高说：“王大爷，我们拥护你当大王，带我们出去打游击。”在王伯高的争取工作下，宪兵中有的同情革命，有的愿意弃暗投明，有的为关押的“犯人”办事。
同牢房中，眉目清秀的高昆山年纪最小，看上去他还略带有几分稚气，但人却非常机灵。人们对他在狱中的英勇机智的斗争非常佩眼，但对他以往的历史却了解甚少，就连他的姓名“高昆山”，很有可能就是化名。解放后几十年来，人们仍无法查清他的原籍和真实姓名，也没有找到他的亲属。后人叙述他的事迹，也就只能使用他的这个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