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环境变迁的历史
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因此，任何自然环境的变迁都是人类作用的记录。
中国自上古时期（公元前2200年）至近代（1949年）的4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环境质量随着人类活动的剧烈变化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1）生态环境的“黄金时代”——先秦时期
自公元前21世纪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这2000年的漫长岁月称之为先秦时期。在这一阶段，人口增长十分缓慢，一直维持在1000~2000万之间，可以说是人烟稀少。如此之少的人口带给环境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所以当时的生态系统基本上维持了原始状态，黄河中游平原广阔，气候温和，植被茂密，整个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超过50％，其中关中平原森林最多，也有一些草原地带，黄河下游地势低下而平坦，湖泊较多，气候湿润，植被良好，整个黄河比较安定。
造成这种良好环境的原因还有：①西周是我国历史上最早重视保护自然环境的时代，西周政府把对人口居住环境的考察和保护列入了西周的朝政范围。②先秦时期有一批卓有见地的政治家，如春秋齐国人管仲，提出了一些关于人口和土地、人口和环境的很有见地的主张。
（2）环境第一次恶化时期——秦至西汉
在秦代，由于死于战乱人口太多，人口没有得到恢复，因此人口本身尚未对土地形成真正的压力。当然，其时的修建长城和华丽宫殿等非生产性活动对森林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时至西汉，休养生息的发展政策使人口急剧膨胀，终于导致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环境恶化。首先，人口剧增，粮食需求增长，对土地带来极大压力，开垦荒地成为解决生存的唯一出路，人类活动也第一次较大规模地侵入原始生态系统，特别是对黄河中游地区的广泛开垦，破坏了森林、草原，使水土流失趋于严重，黄河危机也由此产生。其次，西汉时期，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力大大加强，大量先进生产技术的采用使土地垦殖过程中的破坏明显增加了。
（3）环境相对恢复时期——东汉至隋朝
东汉至隋，自公元25年至618年的近600年的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得到了相对恢复，但这种恢复是以人口的剧减为代价的。在此期间，人口增减如潮涨潮落，人口的锐减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环境的压力，黄河中游地区的植被得到较好恢复，水土流失减轻。当然，这种恢复只是相对的。
（4）环境第二次恶化时期——唐至元朝
在这段历史时期内，人口数度增减，但大体维持在5800~6500万之间，围绕人口增减，人口布局和经济重心也出现了显著变化，黄河流域社会经济渐趋衰落，长江流域及南部地区迅速崛起。此时农业技术虽有较大进步，但垦殖新地仍是维持巨大人口的主要手段。由此，黄土高原大规模改牧为农，使高原植被遭到严重破坏，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加剧，黄河泛滥频繁。与此同时，中国北部的风沙逐渐增多和加强，毛乌素沙漠又开始向长城进逼。总之，从唐代至元代，黄河流域直至南方，森林面积锐减，湖泊缩小，水土流失加重，沙漠化速度加快，黄河决口频繁，使这一期间成为我国历史上生态环境的第二次恶化时期。
（5）环境严重恶化时期——明、清以后至解放前
自明清以来的数百年间，由于多种原因，人口从6000万左右一直上升到54887万，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使生态环境不堪重负，急剧恶化，首先是森林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数量急剧减少，就黄土高原而言，渭河中上游的森林、秦岭北坡的森林等多毁于明清，特别是清代；其次，水土流失达到空前严重的地步，这是森林破坏的直接后果，黄河含沙量陡增，决口更为频繁；再次，由于垦殖，使沙漠化加剧，侵吞着敦煌石窟、丝绸之路等艺术明珠；同时，许多湖泊和物种在这一时期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而湮没和灭绝。但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育较晚，规模有限，除局部地区外，那时尚未形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由此看来，中国历史上的环境问题主要是自然生态环境的退化和恶化，主要是人类活动特别是农业生产活动扩大引起的，与人口的增减息息相关。
2、历史的实践
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并没有时空的界限，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环境保护已成为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古人云：“温故而知新”。前辈的经验和教训无疑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1）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意识
战国时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况的《劝学》必是大家熟悉的名篇，其中有“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蚊龙生焉”，“树成荫而众鸟息焉”的名句，说明生物的生存繁衍，必须有一定的生境条件。春秋时代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不但阐明了植物生长与地形、土壤及水分的相互关系，而且把这种认识应用于生产实际提出了“审天时，物地生”的原则。可见当时一部分名家已对环境保护有相当的认识。
有一个成语，叫做“网开三面”，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在夏末的时候，商汤还是一个诸侯，有一次，他到了野外，看见有人正在张网捕鸟，那个人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都布上了网，还祷告说：“愿天下四方之鸟都飞到我的网里来。”商汤听了嘻嘻一笑说：“你这是要把天下四方的鸟一网打尽啊。”于是下令撤掉三面的网，当时各路诸侯听说这件事以后，都盛赞商汤的道德极为高尚，能爱护鸟兽。后来商汤起兵攻夏，诸侯中支持他的很多，很快推翻了夏的统治。这说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利用生物资源不能采取一网打尽的灭绝性方式。
类似的典故还有许多，如《国语·鲁语》中的“里革断宣公罟而弃之”的故事等。在当时，涌现出象管仲、盂轲、荀况等一批具有强烈环境保护意识的大家。我国古代关于管理和保护山材川泽，合理开发和利用生物资源的思想，在先秦时期已逐步确立并趋于完善，在实际上也得到了相当严格的贯彻执行。时至汉代，刘安的《淮南子》一书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发展生产与山林川泽保护、生物资源开发利用与抚育的相互关系，提出一整套措施，使先秦确立的环境保护思想更加完善化；唐代和宋代对环境管理和生物资源保护仍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而从宋代起，由于巨大的人口压力，围湖造田、滥砍乱伐开始普遍；到明清时期，则放松了山泽管理，进行了大规模的垦殖，从此，中国的环境问题便一日重于一日，
（2）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实践
在我国的历史上，许多朝代都建立过管理山林川泽政令的机构，如虞、虞部、虞衡清史司等，还配备了一定级别的官员。我国最早的虞官产生于帝舜时期。在大约4000多年前的帝舜时期，洪水和猛兽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成为当时的主要环境问题。舜通过部落联盟议事会任命伯益为虞官，除协助大禹治水外，主要任务是管理鸟兽。到了周代，环境保护的机构更为完善，周王朝在地方官司徒下面，设山虞、泽虞、林衡、川衡来管理国家的山林川泽。至秦汉时代，山林川泽亦有林官、湖官、陂官、苑官等管理。在以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中，虽经历多个朝代，但虞衡设置一直没有间断，说明中国古代对环境保护是何等重视。与此同时，有关的环境保护法令也不少见。在公元前11世纪西周颁布的《伐崇令》中就有保护生物资源的内容。在《周礼》中有关于山虞、泽虞、林衡、川衡职责的规定。1975年底，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中发掘出一批秦代竹简，这是第一次发现秦简，被称作“云梦秦简”。在其中的《秦律十八种》之中，有一种原题为《田律》的主要是有关农业生产，但其中有一部分则是专门讲环境保护的，如春天二月，不准到山里去砍伐树木，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肥料，不准采撷刚发芽的植物，或猎取幼兽……。这段内容几乎包括了古代生物资源保护的所有方面，陆地上的草木、山林中的鸟兽、水泽中的鱼鳖、家畜养殖场及苑囿园池无所不包。从各方面来看，《田律》都可以称为中国最早的环境保护法律。秦代以后，我国的各个朝代差不多都发布过一些环境保护的法令，只是侧重的各不相同。而且更重要的是，《田律》不仅是我国最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环境保护法律。
在古代的环境保护活动中，植树造林是最重要的一种，除了一般的林木之外，经济林木、行道树、风景林、防护林也经常可见。在古代，解决城市水源成为统治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不仅如此，在河南郑州地区发掘的商代前期城市遗址，城市面积达25平方公里，其中有房屋、窖穴，也有沟洫。在河南淮阳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遗址，发现了陶质排水管道，管头带有榫口，可以套接。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排污设施的见证。有关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活动的事例是如此之多，已成为现代环境保护的经验和教训的无尽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