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夫俗子与圣贤之士在观念与学识上的天赋是存在很大差异的，他们的行为方式也可能截然相反。然而历史上，遭大多数人谴责的对象并非那些凡夫俗子相反是那些颇有学问之人。
普鲁塔克曾经说过，罗马词语中“希腊”和“学者”是表示指责和蔑视的意思。
这种看法是非常有道理的——最伟大的学者不是最聪明的人。可让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却缺乏敏捷活跃的思想，而一个没有文化的粗人不加修饰，天生就具有最杰出人物才有的真知灼见？
植物会因太多的水而溺死，灯会因过多的油而熄灭，难道人的思想会因学富五车，以致理不出头绪，压得弯腰驼背，枯萎干瘪？可很多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我们的思想越充实，就越开阔。在古代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有些伟大的统治者、杰出的将领和谋士，同时也是非常博学的人。
亚里士多德说，有人把泰勒斯、阿那克萨哥拉及其同类称作哲士，而不是聪明人，因为他们不大关心有用的东西。哲士和聪明人到底有何不同？用这样两个似是而非的词就能为哲学家们辩解吗？不行！看到他们安于卑贱而贫困的生活，我们真可以把这两个词都用上，即他们既非哲士，亦非聪明人。
按照现行的教育方式，如果说学生和先生尽管饱读诗书，却并不聪明能干，这是不足为怪的。我们的父辈花钱让我们受教育，只关心让我们的脑袋装满知识，至于判断力和品德，则很少关注。当一位行人向我们的民众高喊：“瞧！那是个学者！”另一个人又喊：“瞧！那是个好人！”谁也不会把尊敬的目光移向第一位。要等到第三个人喊道：“瞧，那人满腹经纶！”我们才会乐于打听：“他懂希腊文还是拉丁文？他写诗还是写散文？”可就是不打听他是不是变得更优秀或更有头脑了？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却总是被忽视。应该打听谁知道得更精，而不是谁知道得更多。
我们考察一个人是否知识渊博，往往只注重他的记忆是否丰富，而对理解力和意识却置之不顾。我们的学究，就像鸟儿有时出去寻觅谷粒，不尝一尝味道就衔回来喂小鸟一样，从书本中采集知识，只把它们挂在嘴边，仅仅为了吐出来喂学生。
更糟糕的是那些学究及其后继者们，他们知识一点也不渊博，头脑也不灵活，他们只是世代相传，或说些笑话或谈些故事来取悦他人。有如一枚毫无意义的钱币，除了计数或投掷外，再没有其他的用处。
他们学会了如何与别人交谈，却不会与自己对话——人的价值不是体现在耍嘴皮子的功夫上，而在于其管理能力。
大自然为展示在其统治下没有任何野蛮的东西，常常让艺术不发达的民族产生最伟大的精神作品。关于这一点，让我们来看一则加斯科尼的谚语：“芦笛不难吹，只要你学会摆弄手指。”这不也很奇特吗？
我们可以高谈阔论——“这是西塞罗的话”，“那是柏拉图的习惯”，“这是亚里士多德的主张”等等。但是我们怎样评价自己呢？我们指责什么？我们做什么？连鹦鹉都会重复这些。有这样一个故事能很好的说明这个现象。有一位罗马富豪，为了让人觉着自己很有学问，便花高价，寻觅到几位各精通一门学问的人，让他们从不离左右。这样，当他和朋友聚会，谈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时，他们就可以代替他交谈，根据各人的能力，随时准备引经据典，这人一段论据，那人一段荷马的诗句。他认为这学问既然装在他那些人的脑袋里，也就是他自己的了，正如有些人的才智存在于他们豪华的书房里一样。
一个大冷天去邻居家取火的人，看到邻居家的火堆就烤起火来，等到火灭了才想到自己来此的目的。倘若我们满足于他人知识的话，那与这个人大概没有什么区别吧，我们吃了一肚子的食物，倘若不及时消化吸收，那又有什么用？
很难想象我们会借助于他人的知识而变得思想丰富。
即使我们可以凭借别人的知识成为学者，但要成为哲人，却只能靠我们自己的智慧。
我们不仅仅要去追求智慧，还要会利用智慧。狄奥尼修斯嘲笑那些文学评论家只了解尤列西斯的痛苦，却看不到自己的不幸；音乐家只会吹奏笛子，却不会改变自己的习惯；雄辩家只知道怎么样说得好听，但是却不知怎样做漂亮。
倘若我们的判断力不正常，思想不健康，最好别误人子弟，让他们去打网球，或别的什么，这样至少可以锻炼身体。很多人学了多年以后，竟然什么也不会做。你从他身上看到的，仅仅是他学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后比上学前多了些骄矜和傲慢。他们本该让思想满载而归，却只带回来浮肿的心灵，不是变得充实，而是变得虚肿。
这些学者们，就像柏拉图对他们的同类——诡辨哲学家的评论一样，他们是在所有人中保证要最有益于人类的人，可是，在所有的人中，就数他们不仅不能像木匠或泥瓦匠那样，把人们交给的任务做好，而且还会做坏，即使做坏了还要拿人家的报酬。
谁要是将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学究仔细加以分析，便会发现，尽管脑袋里满是记忆的东西，但他们既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别人，没有判断力——除非他们的判断力天生与众不同。图纳布斯是世界上最有修养的人，无论哪个方面，他只是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领悟得非常快，且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好像他从来就是一个治国和作战的能人一样。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这样就能使他们出污泥而不染。
知识不应依附于思想，而应同它合二为一；不应用来浇洒思想，而应用来给它染色。知识如果不能改变思想，使之变得完善，那就最好把它抛弃。拥有知识，却毫无本事，不知如何使用——还不如什么都没有学——那样的知识是一把危险的剑，会给它的主人带来麻烦和伤害。
如果学问不能教会我们如何思想和行动，那真是莫大的遗憾。倘若一个人不学会善良这门学问，那么一切知识对他都是有害的。
学习的目的，一般来说是为了谋生。有些人命好，不用赚钱生活，便去搞学问，也有的很快放弃了。除此之外，还有那些境遇不好、而从事学问的人，他们以此做为谋生的手段。这些人由于天性、以及家庭的不良教育与影响，使得他们的思想不能如实地反映学问的成果，因为学问不是用来使无思想的人有思想、使盲人见到光明的。学问的职责不是为瞎子提供视力，而是训练和矫正视力，但视力本身必须是健康的，可以接受训练的。学问是良药，但任何良药都可能变质，保持时间的长短要看药瓶的质量。视力好不一定视力正，因此，有些人看得见好事却不去做，看得见学问却不去用。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谈及的主要原则，就是按每个公民的天性分配工作。天性无所不能，无所不为。腿痛了不宜进行剧烈运动，心灵“瘸”了则不宜进行思想运动，庸人不宜研究哲学。当我们看到一个人鞋穿得不好，就会说那不是鞋匠才怪呢。同样，根据我们的经验，医生似乎往往比常人更不好好吃药，神学家更少忏悔，学者更少智慧。
难怪希俄斯岛的阿里斯顿说：哲学家往往贻误听众，因为大多数人不善于从这样的说教中获得教益，而这种说教无益就是有害。
赏析
看完蒙田的论学究气，我眼前立刻浮现出了这样一个形象：无论天晴或下雨，他总拿着雨伞，无论春夏，他总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那便是中学课本里的课文《装在套子里的人》。主人公身为教师，却拒绝着外界的变化，对新事物持否定态度，像这样的学者，又怎能为人师。思想极度迂腐，即便有最高深的学问，又怎能教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弟子呢？去除学究气才是做学问的惟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