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法、俄等看透了清朝廷外似强大，内实脆弱的纸老虎原形，从而改变了对清朝廷的策略，即由进击清政府改为拉拢清政府，以保障和扩大它们在华的既得利益。这就是侵略者对清政府的“内改政治，外笃友谊”的建议。所谓“内改政治”，即要求清政府加速对侵略者的屈辱投降的步伐。到咸丰十年八月，法国专使葛罗正式表示愿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提出“所有该国停泊港口的船只、兵丁，悉听调遣”；十月，俄国公使伊格那蒂耶夫面见奕讠斤时说：“发逆在江南等处横行，请令中国官军于陆路统重兵进剿，该国拨兵三四百名，在水路会击，必可得手。”清廷因而问计于曾国藩及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曾国藩于十一月初八日复奏说：“该夷［俄］与我，向无嫌怨，其请用兵船助剿发逆，自非别有诡谋。康熙年间进攻台湾，曾调荷兰夹板船助剿，亦中国借资夷船之一证。”只是“皖、吴官军之单薄在陆而不在水，金陵发逆之横行亦在陆而不在水。此时，我之陆军势不能遽进金陵，若俄夷兵船即由海口上驶，亦未能遂收夹击之效。”因此他主张“奖其效顺之忧，缓其会师之期”。当时咸丰帝尚怕侵略者占城后不让出，或贪利过甚，故于十二月十四日下诏说：借助洋人来消灭匪寇，有很多弊端。万万不能图眼前小利，而留下无穷祸患。于是此事便作罢论。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借洋助剿”的问题被苏州绅士潘曾玮等再次提了出来，经薛焕上奏朝廷。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二十二日议复，明确说：“臣之愚见，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由于后来又有两次上谕，令曾国藩“悉心筹酌”，’曾国藩于三月二十四日第三次上奏，重申“助守上海则可，助剿苏、常则不可”。其后，据清朝廷说，“因上海吃紧，英法两国帮同战守，是以始示羁縻，未经阻止”，使得华尔的“常胜军”进入了青浦、嘉定二城。太平军猛烈反击，大队涌进，华尔畏之如虎，惨无人道地焚毁二城而逃。事后，英国领事吉必勋声称，是年秋天将调印度兵来华大举进剿太平军，作为报复。通商大臣崇厚听到这一信息，大为赞赏，建议朝廷“许其兴兵，约其助剿，即令由镇江一路水陆并进，直捣金陵贼”。并且说，此时英国侵略军已与太平军为仇，中国约其战亦战，不约其战亦战，与其不约其战而虞无穷之患，不若约其战而收有用之效”。封建地主阶级欲与外国侵略军相互勾结，以镇压太平天国的狰狞面目，完全暴露无遗。但是，较为开明的议政王奕讠斤不同意崇厚的意见，他上奏说：“若令外国带兵入内地攻剿，不特得一处代守一处，足为中国腹心之患：即得一处焚毁一处，亦实为地方疮痈之灾。”一又说：“以内地城他竟全委于外国，无论流弊滋多，即使并无他意，亦太觉中国无人，实为外国轻视。”事下曾国藩等会商时，曾国藩于六月二十二日上奏，冷静地分析说：“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按指焚毁青浦、嘉定二城事），断无起印度之兵，助剿此贼之事。”“兵头纵有此意，国主未必允许；印度纵有兵来，其数未必能多。”又说，万一果调印度兵前来，则当“申大义以谢之，陈利害以劝之”，正告外国侵略兵：中国的灾难，由中国来承担。作为皇帝，自然拥有强国的办法，不会因时势艰难而向外邦求援。作为臣子，自然有应尽之职责，岂能轻易向外借兵而贻笑于他人？这是曾国藩第四次正式表明自己对“借洋助剿”的态度。
当时在“助剿”的名义下，英国兵进驻上海，法国兵进驻宁波，垂涎三尺的俄国也照会清廷，拟派俄国兵船水师提督颇颇福带领兵船来“帮同中国官兵堵御击退”。事下曾国藩等议筹，并询问可否让俄舰驶人里下河，会同江北水师防剿。曾国藩认为，“里下河本非通商口岸，若令常川停泊，殊多不便；却可以将俄国兵船安置于通州、海门以下，遥壮声威，亦不拂其和好之意”。
可见，曾国藩是不反对“借洋助剿”的。他甚至提出，如在“芜湖、梁山一带官兵战守之处，恰与洋人会合”，湘军则“胜必相让，败必相救，不敢稍乖恩信，见轻外国”，活活地画出了他自己主张勾结外国侵略者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嘴脸。事实上，他曾调白齐文的洋枪队围攻金陵。但他与外国人的勾结，是有条件的，即与洋兵会攻，“要自有为之主者与之俱进俱退，偕作偕行”，仍以湘军以为师，而以洋兵为偏师。当时，湘军的兵力尚未抵达苏浙，淮军新建，甫至上海，只堪自守，不能远征，因而没有劲旅与洋兵会战。曾国藩筹思道：“若使洋兵”转战内地，但有西兵，而无主兵，则三吴父老方迓王师而慰云霓之望，或睹洋人而生疑惧之情”。曾国藩的这种考虑，是出于极想利用洋枪洋炮，但反对洋兵喧宾夺主，以致授柄于彼。他这种既拟引狼入室，又积极设法防范的方针，基调仍然是要引进西人长技，为我所用，以进行地主阶级的自救。
○握权实战：打打西洋拳法
对于老百姓来说，重要的是衣食住行有保障。在生活中，一是有饭吃，二是有钱花，这样，人心就可以安定，生活有保障，人民就愿意接受教育。所谓“富而后教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教育施行了，人们就会按合乎社会标准的道德准则来要求自己的行为。这样，社会风气就会好起来，社会也就有秩序，天下也就太平了。
“无商不活”，商业是财力的来源，商业为各行各业提高经济来源，提供物质基础。大力发展商业，是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工农业生产的需要是国家财政建设的需要，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曾国藩的认识通商做买卖的重要性，是从购买洋人武器开始的。以期凭借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迅速剿灭太平天国。但苦于财政紧张，此项经费无出，暂时搁置。咸丰十一年（1861）末，太平军攻下了宁波、杭州等地，并继续向东南一带进攻，在上海外围摆开战事。有传闻说，太平军正在筹款，准备向美国购买船炮，这使清政府大为恐慌，如若传闻成为事实，太平军大有从所占领的宁波海口北上天津攻打北京的态势。为此向外国购买军用船炮一事，再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尚书赵光、御史魏睦庭都上书朝廷，提出借兵助剿以及迅速购买外国轮船火器，以对付太平天国。这时，在朝廷起到举足轻重地位的奕讠斤也认为：“事机甚迫，呈借兵剿贼未可遽议，而购买船炮之议，尚属中外会同详核，”于是决定先行购买船炮。如何筹集这笔款项呢？代理总税务司赫德向奕讠斤建议，将鸦片税留作购买船炮的费用。
曾国藩看重容闳，也是因为他在通洋、经商方面有些心计。容闳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但大清朝对他不重视任其当翻译、上海海关职员、洋行职员，自由经商。在这过程中，太平天国势力的蓬勃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都充分暴露了清朝的腐败与无能，使其大失所望。咸丰十年（1860）秋，容闳从上海来到了天津，去对他“几欲起而为之响应”的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考察，受到洪仁讠斤的热情欢迎，并多次被邀参加讲座军政大事。同治二年（1863）经李善兰的介绍，加入曾幕，办理洋务。
当时容闳的主要想法是要通过曾国藩实施他的“西学东渐计划”。首次会面，曾国藩便向他提出了：“君以为今日欲为中国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着手？”容闳当即回答：“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容闳特别强调“立普通基础”之工厂，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基础，不单可以造枪炮弹药、轮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种机械，作为一切制造厂的基础。
谈话后，曾回藩深深为这位年轻人‘制器之器”的主张而折服，颇感这一主张比自己的为适应“特别之应用”的军火生产要高出一筹。几天后，曾国藩再次召见容闳，专折保奏他为五品衔，拨白银六万八千两，派其赴美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对于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容闳认为一时无以回报，只有倾尽全力，购回机器设备，才是对曾国藩最好的回报。不久，容闳即从安庆出发，经英国伦敦于次年春抵达美国，经多方洽谈，终与朴得南公司订约，由该公司按“制造机器之机器”标准承造，并于同治四年（1865）运抵上海。
通过容闳这次购买洋机器，曾国藩加深了通商贸易的认识，也对与读书做官之间的关系，做了平心的论说。经商是为了获取巨额利润，读书是为了博取名声和权位，一个人如果用心读书而没有成效，就应该把读书做官放在次要地位，而以主要精力去经商致富。经商获利之后，为子孙后世考虑，就应该把经商放在次要地位，而专心读书经世。这样一弛一张，相辅相成，要么赢得万贯家业，要么获得高官厚禄，就像车轮运转一样不断循环变化。
曾国藩是一个有着坚挺的外王精神，厌恶夷蛮气势的人，但他的内圣修养也使他成为了一个抱有“早绝天娇荡海氛”的坦荡胸怀的人。
曾国藩深知，真正实现“外王”之法，必须在于民族的自强，靠大量精英的坚挺来实现民族的振兴。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在“复王家壁”的文中写道：当年我所作的檄文，偶而涉及粤匪的教义，天父天兄、昆父姊母，伦理纲常紊乱不堪，文字粗陋浅薄，不值得称述。但近来有好事者与檄文痛加诋毁天主教，措词下流污秽，四处张扬传播，闹出了许多事端。我认为我们要想胜过对方，不必斤斤计较，尤其不应在口头文字上逞强。若使全国官员都廉洁奉公，一身正气，全国将士都能战能守，从上到下事事可以对人，对方也不会对我们产生轻视之心，而且会渐渐对我们变得敬重佩服。过不了多久我们也会潜移默化，转弱为强。现在审时度势，权衡力量，我们没有什么可倚仗的，仅凭一时快意不过是扬汤上沸之举。将来召致侮辱，岂不是掩耳盗铃。外省的情形，京都内知之不详。阁下如能听到什么言语，还请多看多听，公正评判，那么您思考的就算深远了，带来的好处也够大了。
靠几篇诋毁洋教的咒骂是没有用处的，只有坚挺起来，转弱为强，才能以“外王”之像立于不败之地。在曾国藩看来，眼下最紧要的是“师夷”，不惜重金聘请洋人传授技术。同治二年（1863）三月二十七日，他在给郭嵩焘的信中写道：
容闳去年曾经来过安庆，我认为这个人长期生活在西方，对洋人的事务很熟悉，就打算通过他聘请有知识有技术的洋人来为我们所用。如果真的招来不少人，则开办工厂不仅仅在浦东，也不仅仅在湘潭，凡是两湖近水的偏僻之县，均可开厂。比如湖南的常、澧，湖北的荆州、襄阳，沿长江的地区都有不少的好地方，这中间已有华若汀、徐雪村，龚春海等人经营，内地也有不少有技术的工人，等我与客君相商，请他出使各国，广泛罗致洋人。如果须要携带重金，请和少荃商谋解决，即使万金也不可吝惜。那些善于制造洋火铜炮的人，更要多多招募才是。
同治十年（1871）七月初三日，曾国藩以南洋大臣，李鸿章以北洋大臣会衔人奏，请清廷批准。他们的办法是先设一个专门机械，派专人到沿海各省选拔一些聪明的小童，派往外国学习，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乘船放洋。在外国十五年后，按年分起挨次回国，费用则综计首尾二十年，共需银一百二十万两，每年拨款六万两，由江海关在洋税项下按年指拨。管理及教授人员，则正副委员各一，每员月薪四百五十两，翻译员，月薪二百五十两，教习二员，每员月薪一百六十两。留学而自带教习者，“随课以中国文义，俾议立身大节”也。至于派学的理由，奏折中说：
西人求学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画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苟非遍览久习，则本原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地之间，又回百闻不如一见，此物此志也。况诚得其法，归而触类引伸，视今日所孜孜以求者，不更扩充于无穷耶？
第一批留学幼童三十人，于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出国，由陈兰彬、容闳带领，其中有梁敦彦（十五岁）、黄开甲（十三岁）、詹天佑（十二岁，籍贯报徽州府人，但在广东出生），后来皆有名于时。第二批于翌年五月出洋，第三批于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初九日放洋，这一批中有香港名流周寿臣，其他著名者为唐绍仪、梁如浩（均十二岁）。第四批则于光绪元年（1875）九月放洋。
幼童出洋留学，是洋务事业发展的客观上的需要，而洋务派和先进思想家在主观上也敏锐地反映了这种需要。在幼童出洋留学问题上，容闳倡于先，曾国藩成于后，中间起桥梁促进作用者为丁日昌。
容阂是中国最早系统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人。他广泛地学习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化，因此，当他于咸丰五年（1855）、咸丰十年（1860）两次回国时，很自然地感到中国的落后，其间尤其感到教育落后，他在咸丰十年（1860）提出的建立新式教育，诸如：设立武备学校、海军学校和各种实业学校，颁定各级学校的教育制度等。同治四年（1865）筹建江南制造局时，他建议曾国藩在厂中设兵工学校。容闳认为“矛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怎样才能达到“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目的，容氏第一个想法就是中国派遣留学生到外洋先进国家学习。早在耶鲁大学读书时，他即已在“他的头脑中酝酿着中国留学计划”了。
幼童到美首先是学习英语，因此，大多数学生住在当地居民家中，以便加快过语言关。他们一般是先进小学，再进中学，而后入大学，循序渐进。例如詹天佑就是先进西海文小学，再进纽海文中学，而后考人耶鲁大学的雪费尔学院专攻铁路专业的。
像国内其他洋务事业一样，先进与保守的矛盾斗争在赴美国留学问题上也是尖锐的。驻美委员容闳名义上是副职，其重要性却居首位。容闽与洋务派的结合是他的“西学东渐”主张，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师夷长技”相一致的缘故；但他们中间有很大矛盾。前者是从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制度出发的，后者则是从维护清封建统治出发的，派顽固守旧的陈兰彬为正监督，就是这种出发点的体现。李鸿章曾将陈、容作过对比，说容闳“熟悉洋情语言文字，较荔秋较强。但其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亦是一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