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可无刚，无刚则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也就不能自强，不能自强也就不能成就一番功业。刚就是一个人站立起来的东西。刚是一种威仪，一种自信，一种力量，一种不可侵犯的气概。自古以来，哪一个帝王将相不是自立自强闯出来的呢？哪一个圣贤不是各有各的自立自强之道呢？孔子可算是仁至义尽的了，他讲中庸之道，讲温柔敦厚，可他也有刚的时候，他当宰相才七天，就杀了少正卯。由于有了刚，那些先贤们才能独立不惧，坚韧不拔。刚就是一个人的骨头。
人也不可无柔，无柔则不亲和，不亲和就会陷入孤立，四面楚歌，自我封闭，拒人于千里之外，柔就是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柔是一种魅力，一种收敛，一种方法，一种春风宜人的光彩。哪一个人不是生活在人间，哪一个人没有七情六欲，哪一个人离得了他人的信任与帮助。再伟大的人也需要追随者，再精彩的演说也需要听众。柔就是一个人的皮肉，是使一个人光彩照人的东西。
然而，太刚则折，太柔则靡。早年曾国藩在京城，就喜欢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作对，当然不乏挺然特立、不畏强暴的意思，曾国藩肯定因此吃过不少苦头。不然的话，曾国藩就不会认识到天地之道，应刚柔并用，实在不可有所偏废。刚，并不是指暴虐，而是指强矫；柔，并不是指卑弱，而是指谦逊退让。
那么，何时何处可刚？何时何处当柔呢？曾国藩有自己的法则，凡遇事或为公，应当强矫，而争名与逐利，应当谦退；开创家业时，应当强矫；而守成安乐，应当谦退；在外待人接物时，应当强矫；居家与妻儿享受时，应当谦退。
豁达是一种见识，冲淡是一种态度。
没有良好的智慧、判断、洞察力和理解力，人就无法达到豁达。豁达就是要对事物进行观察、理解、再观察、再理解，直到事物在你面前透明起来，不再有盲点或黑暗部分。
冲淡则是一种情趣，也许它没有理智作用，近乎于天然而生的一种倾向，它凭借的是直觉、直观、印象或体悟。它存在，无言，而且没有理由。
豁达是大智慧，冲淡是大情趣。
然而一般人很难获得它们，其原因不外乎名和利的羁绊，或者为做成某一件事而过于执着。为名利所羁绊，是因为沉溺太深，只看到名利对人的好处，没有看到或较少看到名利对人的消损，更不用说看到人生存的理由与目的；人赤条条地来，也将赤条条地去，没有一丝一毫属于你。
自古以来，那些圣贤豪杰也许志趣不同，但在豁达与冲淡上是大体相同的。以诗而论，如李白、韩愈、杜牧就豁达一些，而陶渊明、孟浩然、白居易就冲淡一些。而杜甫和苏东坡可以说两美兼备。相较而言，杜甫的五言律诗就冲淡，而苏东坡的七言律诗就豁达。郡雍不算诗家的正宗，但也兼备豁达与冲淡之美。
曾国藩喜欢读《庄子》，就因为它的豁达对人的胸襟有多方裨益，其中有天生而美满者一段，最为豁达。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好像听到了，又好像没有听到，这是何等的豁达，由此联想到舜禹两位有了天下而不愿坐，这又是何等豁达的胸怀！
以下为中篇：
（中篇）
曾国藩能够压住肝火，以柔为刚，挺挺向前，在关键之时，该出手就出手，对他的知己慕僚也不客气，显出内在刚挺之气。他对慕僚李元度的态度便如此。
李元度系湖南平江人，字次青，举人出身。少年时慷慨任侠，勤奋向学。
入曾幕府后，曾国藩的两次自杀，都是李元度舍身相救，拼死力将曾国藩抱过了江，使曾国藩幸免于难。可以说，李元度与曾国藩确有救命之恩。
咸丰八年（1858）一月，李元度因功升任道员，同年二月，湖北巡抚胡林翼上《密陈浙江紧要军情请调员防剿疏》，李元度旋即奉命带兵入浙，这是湘系势力渗透入浙的开始。曾国藩东山再起后，率领江西湘军追击翼王石达开入浙，并保荐李元度，使其得按察使衔，赏巴图鲁勇号。咸丰十年（1860）四月，清政府命李元度赴浙江交巡抚王有龄差遣委用，六月，王有龄授予浙江温处道道员。李元度以所部平江勇三千交浙江提督饶廷选统率，自己回湖南另行招募平江勇。
咸丰十一年（1861）一月，王有龄上奏请调李元度援浙，“诏如所请”。李元度遂回湘募勇，取名“安越军”。
曾国藩对李元度打出“安越军”的旗帜，“分裂”湘系，作“异己分子”越想越生气，不能容忍了，不能再柔顺下去了，于是，现出刚挺之气，便于二月二十二日，参劾李元度，加给他的罪名是：第一，私求王有龄调赴浙江。并且不向我请示而擅自回湘募勇，取名“安越军”。第二，“安越军”在江西、湖北所得胜仗，多系“冒禀邀功”。第三，李元度于咸丰十一年十月到衢州，“节节逗留，任王有龄羽檄飞催，书函衰恳，不一赴杭援救。是该员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请予革职，“安越军”应予遣散。到后来，清政府命浙江巡抚左宗棠查复，遵照曾国藩的意见，将李元度革职遣戍（后获救未遣）。这是曾国藩刚的一面。但同样是对李元度，曾国藩又表现出了柔的一面。
一日，曾国藩召集幕僚，让众人指陈三次失败的原因，但大家都面面相觑，不敢乱讲话。
曾国藩一向看重李元度，他又有救命之恩，便亲点名号说：“次青，你大胆请言！”
李元度为人仗义，见曾国藩几次寻死觅活，总不得胜，心里也很着急。眼见这样下去，自己的前途也委实堪忧。于是他鼓足勇气，语未尽，已惊三座：
“恩公东下之师，气势锐甚。然自三月至今，凡经三次大挫折，初挫于岳州，继挫于靖港，今又挫于九江湖口。幸而屡蹶复振，未坏大局。然依在下之见，非失于恩公不知兵，而失于知兵。”
李元度的话，如芒刺在背，一针见血。众将领谁也不敢望一眼曾国藩的表情，只是默不作声地坐在那儿。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曾国藩倒还是沉得住气。他又说：
“次青请细道之，吾愿闻其详。”
李元度也不再犹豫，说：“岳州之败，师未集而因大风阻于洞庭湖，敌察我困，大股围入，其败可谓天意，于理于势都是如此的结局。靖港之败就不然。一惑于困丁之请，临阵变成谋，夕令朝改，是策略之失。九江湖口之败，问题就更大了。三板大船入湖，敌断归路，变出不测，以大船攻敌小船，无异猛虎拔牙，虚威无用。并且，师出不为退路着想，乃行军大忌。犯此，则不能不败。”
李元度的话虽然当众揭了曾国藩的疮疤，但无疑是一剂良药，众将领不由地频频点头，已忘记了曾国藩此刻什么样了。
曾国藩善于听人之言，博采众长，以为己用，他的心胸是宽广的。此刻见李元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三次失败的原因，也颇觉叹服。于是他接着说：“次青的话句句在理。望吾将士共当戒之。”
曾国藩一生嗜棋如命，此时，话锋一转，以棋喻战：
大抵用兵之道，形同两人对弈，弈术高低备于棋谱，而临局走子，对方未必按棋谱走路，以符合我布下的阵。又如射箭，射经主要讲的是身正，但身正也未必都所命中。因为胜负都在变化万端之中。国藩不才，东下之师，胜败之情，也如临局发矢，优劣共见。孙子曰：“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利危相倚，岂有常域！”次青的话我当铭记。
从此，曾国藩遇事讲一个“退”字，即不做绝人之路的事，凡事多留几着。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被削除兵权后，在籍守制。闲居家乡，感怀故旧，便写信给李元度说：“自维即戎数载，寸效莫展，才实限之，命实尸之，即亦无所愧恨。所愧恨者，上无以报圣主优容器使之恩，下无以答诸君子患难相从之义。常念足下与雪琴（彭玉麟），鄙人皆有三不忘焉。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呜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志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树镇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此三不忘者，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又在《复李次青太夫人书》中指天誓日，不忘李元度长期相随，历尽艰险，维护曾国藩与湘军的恩德与苦心。信的结尾说：“闻次青有两儿，不知有女几人，或平辈，或晚辈，有相当者可缔姻而申永好，以明不不敢负义之心。”在《曾国藩家书》中，这位湘军总头领也多次盛赞李元度，这从他写给曾国荃的信中便可见一斑。
正月十一日信中说：
李次青的才学实不可及，我在外数年，只有面对他感到惭愧，弟可常与他通信，一方面略表我的欠疚，一方面遇事可以请益。
二月十七日信中说：
次青是个很难得的人才。带兵打仗虽然不是长处，但百折不挠。他在我这里，更是肝胆相照，使我非常感动。我在外面这几年，非常惭愧，没能很好地报答他。去年腊月我派韩升到李家探望，送了些礼物。又与次青定下婚姻之约，以表示永远友好。眼下两家儿女没有年龄适合的。将来他或者能有男孩，弟的次女、三女可与他订婚，我在信中已经答应。你在吉安，希望常常与他通信。派专人往返，十多天就可回来。只要次青能生还与我相见，那同甘苦共患难的这些人中，就不至于留下莫大的愧疚和遗憾了。他的长处是精力坚强，聪明过人；缺点是举止轻佻，言语伤人，恐怕咏公也不可能十分看重他。
三月十三日信中又说：
劝次青从军的是我，如果东路能得到安定，次青回来，推心置腹的长谈，我这些心事方可略有些开释。弟在吉安，应经常致信给次青。我上次写信求润公保举次青。听说润公最近解数万金到贵溪一线，奏派次青防范浙江一路。堂堂正正地提拔，次青于是可以增光了。
曾国藩在江西时因受太平军的围攻，时刻都有被捉拿的危险。又身处异地作战，所需饷项均仰仗当地长官，可以说，这是他最困难的时期。幸而有李元度独领一军，四面迎战，稍解倒悬之危。江西巡抚就曾上疏称赞李元度“以三千被饥之卒，当悍贼数万，自有战争，未之前闻。”曾国藩也说：“次青以一军守两处之城，均得保全，勋名大著。前日浙抚以救浙之功，保次青以道员归于江西，请旨简放。此次守玉山，余亦当优保之。次青久屈得伸矣。”
在《曾国藩家书》中，还能看到李元度为曾国藩处理章奏文书所起的作用。曾国藩说自己往年用心太过，累年衰耗，又加上肝气忧郁，目光昏花。“近日得到次青、意城、仙屏三人相助料理。凡公文信件，我心中所要做的，三人笔下都能表达得十分清楚，才感到有些舒畅了。但是意城有送到玉山即归的约定，目前也表明归志。次青也想回乡探母，我与仙屏两人无力—一办理一切，弟克城后回家住上两个月，赶快来军营帮办一切，替换次青得以回家省亲。那样兄这里的事，还可判决如流水。”
后来，由于曾国荃与李元度的儿女年龄相差悬殊，故终未结成亲家。但在曾国藩病逝数年之后，可能是因为他在世时已同李元度相约为姻亲的缘故，曾纪泽的抚子、曾纪鸿的四子曾广铨却与李元度的女儿结成了百年之好，至此才了却了曾国藩在世时曾、李两家联姻的夙愿。
曾国藩的刚，受其母亲影响较深。其母江氏刚嫁到曾家时，曾家经济尚不宽裕，但江氏谨守曾家家训，操持家务更加克勤克俭，家庭也渐渐兴旺起来了。特别是江氏贤惠，侍奉阿公、阿婆十分殷勤。即使是阿公晚年卧床三年，屎尿都拉在身上，她与丈夫日夜轮流守护在床边，也毫无怨言。所以曾国藩赞言：曾太夫人“来到曾门，事舅姑四十余年，造次必躬，在视必格，宾祭之仪，百方检饬。”江氏自嫁入曾门后，共生有五男四女，“尺布寸缕，皆一手拮据”。曾国藩的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总是用“好作自强之言”相劝，或以“谐语以解劬苦”。她常对丈夫说：“吾家子女虽多，但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子劳于外，岂忧贫哉？”
正是由于江氏最乐“劳于内”，其丈夫与诸子也都善“劳于外”，曾家才更趋兴旺发达。至道光年间，虽然其儿曾国藩以进士翰林，七迁而为礼部待郎，江氏在家始终保持勤俭本色，为五个儿媳和四个女儿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最后，让我们看看下篇：
（下篇）
曾国藩“刚柔”功法到家，在自己鼎盛之时，看到“刚”性太强，便以柔掩之，并强调刚强与刚愎的不同，值得人深思。
湖南省出大官，这也与湖南人的刚柔相济，刚性有余相关联。旧时在湖南乡下，为着正月龙灯，五月龙舟而发生大规模的械斗，死伤不少人数，是常有之事。兄弟叔侄，不同住一村，彼此厮杀，毫不客气。斗完了，彼此仍然互相往来，忘却过去一切。这已成风气。
与刚性好斗相关的是拳术普及。
我国拳术之盛，当首推湖南。在几十年前仍是这样，如果一个青年男子不能表演几手功夫，不算是湖南人。如左宗棠、彭玉麟、杨载福、王鑫、谭嗣同、黄兴、蔡愕等，无不善长拳术。
湖南的文风大炽，自古已然。自朱熹、张载到岳麓书院讲学后，教育便极为发达。
湖南学风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程朱理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一是注重经世致用。
所以湖南人不善经商，惟善长两杆：一是笔杆。一是枪杆。湖南人以笔杆讨生活者，比比皆是。太平天国以后，无湘不成军，也可以说，无湘不革命。湖南人在中国近代中上的地位，实在不愧为中坚分子。
曾国藩募练湘军，终成大功，这事情给予湖南人很大的刺激，结果“从军”成为湖南人的一种风俗。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话在湖南则不然。在湖南，许多家庭富裕的人家，也让青年们出来当兵。往往一家三个兄弟全都出来当兵。所以当兵在别的地方也许是穷极无赖的归宿，在湖南却是正当的职业。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近代政治家无不出身于军伍之中。
曾国藩坚忍卓绝的意志，挺毅不屈的气度，使他成为一个“说不尽的曾国藩”。但是，在他那“挺毅”的形象背后，确实有个令人惊叹的“柔”字。
曾国藩曾认真研究过《易经》，在其著《冰鉴》一书内就有《刚柔篇》，下分“总论刚柔”、“论外刚柔”、“论内刚柔”三节，专论探讨盈虚消长的道理。他说：“日中则昃（太阳偏西），月盈则亏，天有孤虚（指日辰不全），地阈（缺）东南，未有常全不缺者。”
“剥”卦，是“复”卦的征兆，君子认为是可喜的。“咸”卦，是“嘈”卦的开始，君子认为是危险的。事物就是这样彼消此长，祸福相依，所谓苦尽甘来，绝处逢生，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所以，在大吉大利后，就是大凶大难时。
人人都喜欢吉利，本能地回避凶难。那么，有没有办法保持吉利，回避凶难呢？曾国藩的办法是柔顺。收敛、抱残守缺。他认为在大吉大利时，通过柔顺可以走向吉利。一般人只知道“刚毅”过了头才需要柔顺，而不知道取得了成绩还需要柔顺。
柔顺是什么？曾国藩说，“柔顺，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有一点残缺和遗憾就让它有一点残缺和遗憾，不要求全、求圆、求满，这就是抱残守缺。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一味追求大获全胜，功德圆满；可是一旦大获全胜或者功德圆满，那凶险和灾祸也就随之降临了。所以清代朱柏卢劝诫子嗣：“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
曾国藩深谙《易经》刚柔阴阳之道，晚年变得更柔顺，但也因此遭致失败。他说天津教案的处理就是“办理过柔，寸心抱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