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到现代，紫砂壶的造型范畴更为扩大，表现手法日趋丰富，除古代的传统得到很好的继承外，各种现代用具如汽车、灯盏、皮革等都被用于砂壶造型，技术更臻先进的微型刻壶也陆续问世，最为著名的莫过子在一把仅能盛350毫升水的掇球壶上竟刻上了7000余字的《茶经》全文，有的艺术家还在尝试把部分古代名篇茶画搬上壶腹。
紫砂壶的突出成就，与制陶匠人们的孜孜以求、不倦探索是紧密相关的，除紫砂壶的“正始”创制人供春外，明代制陶大师中，时大彬是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四、明代良陶让一时
明代的紫砂壶制作，是“四名家”董翰、赵梁、元畅、时朋与“三妙手”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的天下，特别是时大彬的影响，最为深远。
时大彬，号少山，是时朋的儿子，生活在万历年间。关于他制壶的经历，清代吴骞的《阳羡名陶录》有段记载：“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陈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试茶之论，乃作小壶。”娄东在苏州，陈眉公即明代大文人陈继儒，曾辑录了《茶董补》，对茶叶种植、制备和品饮，颇有些心得，也是个嗜茶如命的同道中人。这说明，时大彬制壶，也是一无例外地从仿供春壶开始的，先前喜欢制作大壶，后来受到一批颇有声望的文人茶人影响，才开始检讨自己，并顺应潮流制作小巧玲珑的砂壶，因此而名噪一时。
我们知道，有明一代的品饮艺术，受文化人的影响较深，追求情趣、崇尚自然成为茶饮场中的主流，特别是万历年间，青睐紫砂壶的文人们开始对已往的古朴重拙的大紫砂壶提出了质疑，他们极力主张采用小壶。冯可宾认为：“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周高起也说：“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瀹旋啜，以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香，俾得团结氤氲。”对茶壶的大小、形制提出了改良的要求。
时大彬与文人的结缘，是他在壶艺制作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通过与他们的交流与交谈，进一步懂得了茶道对壶制的要求，他不但从此改做小壶，而且还经常带着自己的作品“游公卿之门”，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不断改进，终于成为名垂青史的制壶大师。《阳羡壶系》说他：“或陶土，或杂硇砂土，诸款俱足，诸土色也俱足，不务研媚，而朴雅坚栗，妙不可思。……前后诸名家并不能及。遂于陶人标大雅之遗，擅空群之目矣。”说明尽管他使用的材料不一，有的是陶土，有的是杂硇砂土，但各种款式的壶都制过，壶形不花里胡哨，质朴古雅，色泽如栗，置于几案间，小巧玲珑的壶能让人大发幽思，是难得的艺术珍品，因此，他的壶技术与艺术性得到有机的结合，堪称空前绝后。
时大彬制作的砂壶，壶盖与壶身周圆合缝，吻合紧密，不漏茶味。据说时大彬的壶，只要把壶盖随手合上，稍稍旋动，继而提起，就能吸住全壶。还有一种叫“六合一家”的壶更是神奇；把壶分开，就成了底、盖、前、后、左、右六片，合在一起注茶却毫不滴漏，这种高超而神奇的技术只有时大彬才能掌握。后世制壶高手中只有清代的陈曼生能勉强做到这一点，但较大彬相比，却还是差了一大截。
时大彬成名后，并没有一般人的门户之见，而是广招学徒，把自己的制壶经验与技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与他齐名的徐友泉和李仲芳就是其得意弟子。
徐友泉名士衡，出身子士大夫之家，少时就很聪慧。他父亲很喜爱时大彬的壶，经常延请大彬到自己的书房制作。年幼的徐友泉看见时大彬在“玩泥巴”，就吵着要做一个泥牛供自己玩耍。见大彬不答应，就抢了一团陶泥跑到门外，正巧看到树荫下有头水牛要站起来，但还曲着一条腿。徐友泉就照着水牛捏塑了一个，居然惟妙惟肖，十分形象。时大彬见后大为惊奇，说：“这孩子真够聪明，如果跟我学做茶壶，将来的成就肯定会在我之上。”于是，徐友泉拜时大彬为师，凭着自己的机灵和吃苦耐劳的劲头，很快就掌握了制壶技巧，后来居然成为明代的三大制壶妙手之一。徐友泉的长处，在于他能选准突破口，潜心于泥料的调配，变幻出了海棠红、朱砂紫、定窑白、冷金黄等多种泥色。除此之外，他还醉心于仿制古器，创造了汉方、扁觯、菱花、鹅蛋等各种造型的壶，使得紫砂工艺更进了二步，开辟了精研之先河。
应该说，李仲芳是时大彬的学生中成就最高的一位。虽说其父李茂林是前代的壶艺名家，制壶技艺也相当出众，但为了严格要求自己，更好地博采众长，李仲芳毅然师从时大彬，同徐友泉一道，刻苦学习制壶技术，终于得以成为一代名家。李仲芳的作品，以筋纹型类居多，风格上偏重于文巧精雅，陶业界戏称为“老兄壶”。据说是因为李仲芳的玩笑话而得名的，李为人较随便，用现在的话说是没大没小，他每做好一件作品，都要请教于父亲李茂林：“喂，老兄，这件怎么样？’玩笑归玩笑，李仲芳对壶技的追求还是相当认真的，他的作品，经常得到时大彬赏识，以至“大彬见赏而自署款识”，大师敢于在他人的作品上署上自己的名款，这无疑是当时最高的奖赏，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李仲芳壶技的高超，“李大瓶，时大名”说的就是这么回事，但这也给后人鉴别时大彬壶带来了很多不便。
时大彬的壶，造型并不奇特，这与他“不务研媚’的作风有关，但拙中藏巧，朴中有精，柔中蕴劲。他淘洗的泥质，并不十分细腻，有的甚至还杂有硇砂，也就是未烧熔的天然存在的氯化铵，这种微粗的质地，反而能够成为紫砂壶上一种自然天成的装饰，在壶面闪现出浅色的细小颗粒，后世鉴赏家们称为“混砂闪点”，并赞美它“珠粒隐隐，更自夺目”。这种有意识保持的泥质古朴的风格，加上时大彬精湛的技艺，其结果当然是匠心独运的了。难怪工于精巧的徐友泉，晚年猛然顿悟，感叹道：“吾之精终不及时之粗！”可见，明代紫砂壶艺执牛耳的非时大彬莫属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时大彬的功绩不仅体现在他制作了茶壶，使紫砂壶适应了品茶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他能在精研壶技的同时，溶入了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通过壶的艺术造型迎合了文人的审美时尚，按照文人的趣味，刻意追求壶艺既小巧玲珑，又古朴稚拙的效果，实现了紫砂壶从实用品向工艺品的质的转变，这正是时大彬的魅力所在，也是他赢得历代文人、嗜壶客去歌、去赞的原因所在。
明代陈贞慧《秋园杂佩》评价：“时壶名远甚，即遐陬绝域犹知之。其制始于供春，壶式古朴风雅，具中得幽野之趣者。后则如陈壶、徐壶，皆不能仿佛大彬万一矣。”
清代吴骞对时大彬评价更高，称为“千载一时”，他说：“余不及见供春手制，见大彬壶，叹观止矣。”
“扬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赋诗赞曰：“寒沙出冶百年余，妙手时郎谁得如。”
书画家张叔未因有幸得到大彬壶，更是迷恋得如醉如痴：“我亦思买阳羡田，再寻时子壶中天。”随着大彬壶的名震遐迩，它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历代工匠纷纷效仿的范本。他们不但摹仿其造型，连名款也仿刻在壶上，这些膺品的泛滥成灾，给后世的判定真伪带来了很多困难。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些大彬款紫砂壶，使得今人有幸一睹大彬壶的风彩。
1987年在福建漳浦县发现的明人卢维祯墓，出土了一把紫砂壶。壶泥为浅赭色，圆形壶腹，盖面上的三个纽类似鼎足，壶形短小，通高只有11厘米。壶的泥质略粗，壶身有斑驳污迹，意味着此壶使用的历史不短。壶的底部有“时大彬制”四字阴刻楷书款识，字体规而不板，刀法娴熟有力。
1984年在江苏无锡县甘露乡的华师伊墓，也出土过一件扁圆的小壶，通高11．3厘米，盖面上贴塑对称的四瓣柿蒂纹，有三只小足，壶把下方腹面上，刻着横排的“大彬”两字，也是规整洒脱的阴刻楷书。褐色的壶泥中，遍布着浅色的小颗粒，正是硇砂——时大彬壶泥质的独有特征。
综上所述，明代茶具的走向是以淡、雅为宗，以迎合文人审美意向为主要目的，在质地上，初次呈现“景瓷宜陶”争锋的喜人局面，但作为老牌“正规军”，瓷质茶具依然扮演着主要角色，虽然有明代中期的紫砂壶的异军突起，并迅速成为茶具界新贵，但由于出道时间太短，终于无法冲破瓷具的包围圈，只有稍待时日，在清代才与之全面抗衡，并取代瓷质茶具，成为了品饮场中的主流。同时，也正由于它的成功加盟，瓷器在清代还能不断创新发展，各种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茶具，不断地造福茶人，找回了自己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