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宪法，官不聊生
德国没有宪法这个词，他们叫基本法，是一种临时性质的法律。二战结束后，西德没有制定宪法，想在统一后再定，但几十年过去了，1990年两德也统一了，可民众觉得基本法很好，也就没有变更。
大家知道，纳粹发动了二战，但纳粹的出现与德国的魏玛共和国脱离不了干系。魏玛共和国的问题所在是宪法规定的太细、太先进、太完备，结果出现了“跳票”现象，简单说就是食言了，答应民众的却未能兑现。产生跳票后，老百姓对宪法逐渐失去信任，对国家渐无好感，政府的威信自然也就没了。所以，对宪法的尊重关系着人民怎么看待这个国家。如果国家的宪法规定可以游行示威，可以结社，但实际上不行，那宪法就是不严肃的。在对政党、政治体制失去信任后，老百姓迫切希望一个强人出来领导国家，这才有了希特勒的诞生。
希特勒上台后做了很多事情，先是改善基础设施，修建了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把德国所有城市、乡村以道路相连，建立起了德国的公路体系。其次是解决现实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美国选择了凯恩斯主义为执政思想，德国选择了国家社会主义，由国家亲自来运作企业，直接投资到具体项目上。从表面看，老百姓就觉得纳粹还是很不错的、很崇高的，好像真的是带领德国走向胜利的，就这样德国的权利一步一步沦陷，希特勒的独裁统治逐渐建立并巩固。
今天，战后的联邦德国在反思后对宪法做了一些修改，具体体现在充分凝聚共识。就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宪法是法制精神的最大共识，是由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东西提炼而成的。可事实上有多少国家法律的宪法是凝聚了全人类的共识呢？这就是对宪法的尊重。德国实体法规都不可跟宪法相抵触，德国有一个机构叫宪法法院，任何公民、任何机构，只要认为政府做的事情与宪法相违背，就可以去打官司。
德国经济体制是走中间路线，官僚体制也不例外。德国是一个庸才进政界、人才进商界的国家。如果你有很强的能力，在德国你是不会进政界的，因为他们的政府官员收入处于平均线之下，又没油水可捞。德国工资非常透明，在联邦统计署工作时，我在电脑上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待遇多少。正因为人是要有梦想、有追求的，在政府机关当公务员一辈子可能也就这样了，但有才能、有勇气的肯定会选择企业等经济界，这一点与大学生挤破头也要报考公务员的中国正好相反。
再者，德国企业几乎没有政府行政干预。在中国注册一个公司可能要走很多道程序，层层审批，但在德国只备案就可以，写一个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几个人签字交到法院工商注册厅就可以（德国没有工商局）。当然，也可以不用面交，法院门口有一个信筒，扔进去也行，7天后对方肯定会把注册通知书寄给你。还有更简单的办法，就是从网上下载一份章程，几个人签字即可。由此可知，在德国开公司有没有资金没关系。
接下来，公司经营中，唯一必须打交道的机构是财政局，另外还有公安、消防、卫生等机构，是不允许来找企业的。比如公安，必须在获得确凿的证据和政府搜查令后才可以进企业。卫生、消防，只有有火灾了才能进来，不能说天天检查你，合格不合格，给红包，才让你过，不是这样的。德国企业家，不需要跟那么多政府机关打交道，只要跟财政局打交道。但是德国政府也有政府的厉害，如果不缴税，面临的风险太大了，有可能被罚款，有可能坐牢，看具体数额。更大的风险在于，只要你逃税漏税，你一生的信誉记录彻底完蛋。以后你去哪个企业上班、工作，都是有难度的，要想自己创业，贷不了款，只能做一件事情——在家里坐吃养老保险。
总之，德国是一个官不聊生的国家，你要想当官，首先你的权利是有限的，其次你的手不能伸到人民腰包里，否则必被抓。由于政府官员非常廉洁，以至于在经济这块大蛋糕上，官员几乎分不到什么。那收税是干什么用的？
以我对德国做的研究，德国财政收入的35%用来补贴社会保险、农业、食品，再加上对其他一些弱势行业的扶持，包括对个人的补助，加起来到55%。也就是说，财政收入的大约55%是直接用到民生的，大约20%是用于教育，当然，每一年都不太一样。20%用于国防、外交，包括对外援助。这几项加起来，大约剩下的不到10%才是公务员开支。这个国家用车只是几个有限的人，正部长级别的可以，副部长级别的就甭想了，且用车必须在工作期间。
我接触过很多市长，有些是下班后还要打第二份工，我认识的某位市长原是搞出版的，后来竞选市长成功后他度日如年，说跟他做出版的时候收入差距太大了。有次我带国内的专家一起拜访他时，说他的书能卖400万册，这个市长羡慕得不得了，说等任期结束后还是去干出版，可见德国官员真是没油水啊！
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就是一个蛋糕，这个蛋糕，政府切得越少，人民的利益就越大。刚才我说了，由于国家的经济体制保障充分自由竞争，政府很少干预，企业就会有很多自由，就会有更大活力，经济就比较持续、稳定。
德国民富国强，一定是政府在自我约束自己，企业充分发挥它的活力、创造力，才能成就经济的发展。德国的蛋糕切得有多好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切到以至于老百姓没有明显的贫富之分。在德国没有城乡差别，大家到德国看，城市就是农村，农村就是城市。城市到处是绿化，周围是绿化，出了城市是农村，农村有完善的基础设施，有绿色、优美、干净的环境，所有的条件已经达到了一个城市人所要求的各种生活条件。在那个地方，食品没有农药。在德国期间，我经常看到我们同学拿的苹果，在衣服上擦一下就吃了，没见有水洗的。蔬菜也是用水龙头冲一下就完事，因为德国的蔬菜是生吃的，很少煮。这个国家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放心呢？因为它有非常严格的监管制度，如果哪一个农业生产企业敢用农药，它将面临法律的起诉，同时这个人的一生就完蛋了。所以，没有人敢冒险用农药，宁可减产也不会干这个缺德事。在那里，你可以吃放心肉，吃干净环保蔬菜，喝干净的水，自来水就可直接饮用。这就是德国，一个老百姓富裕、政府受到约束的国家。
在这个国家，想不让老百姓富裕都难，来中国旅游的德国人多数是老百姓，而不是官员。我有个朋友的妻子是市政府官员，我说什么时候邀请你到中国旅游，他妻子说要看我的丈夫给不给我资助，不给资助就去不了，可见这当官的多没有油水。在这种国家，如果你做到这个份上，官员没有任何一点好处，民众有充分的自由，去创造、享受生活，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成熟、正常的国家。
当然，德国也存在它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不是不可克服的，比如说政府的决策太慢了，做一件事情要经过很多关口批，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是想做成一件好事不容易，好处是想作成一件坏事太难了。这个体制就是决策力太慢，以至于效率不是很高。但是德国有这份从容，以至于他面对各种问题都不慌张，所以在欧债危机中，德国的表现是最从容的。
高官没有言论自由
近两年，德国政坛热点频出，尤其总统一职不是特别安稳。2010年5月31日，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在柏林宣布辞去总统职务；2012年2月17日，刚担任总统一职不到两年的武尔夫宣读声明，决定即日辞职。
根据德国相关法律，总统一职由专门成立的联邦大会选举产生。联邦大会由612名联邦议员以及德国联邦16个州地方议会选派的612名代表组成（比例代表制）。总统任期5年，经再次选举可以连任一次。由于德国总统是一种荣誉性质的职务，超脱于政治纷争，所以其地位一般都比较稳固。
然而，这种职务的稳定性却率先由克勒打破。2009年5月，克勒总统在短暂访问驻阿富汗德军后表示，为了保护德国的利益，比如自由的通商路线，说出“紧急情况下，军事行动也是必要的”。这一言论在德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并立即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在野党对克勒展开猛烈抨击。绿党议会党团主席特里廷说，克勒是在宣扬“炮舰政策”，其言论是违反宪法的。而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负责人奥佩曼批评说，克勒的表态损害了德国联邦国防军海外使命的意义。身为基督教民主联盟政治家的克勒这个时候并没有得到来自自己党派以及执政伙伴自由民主党的支持。任何辩解都无法平息争论，于是克勒也就成为了德国战后历史上第一位辞职的总统。
为何克勒的言论在德国会产生如此大的争论？换言之，总统踩到了哪条高压线？这条高压线是：德国高官没有随便说话的自由。有意思的是，德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但这种自由只针对普通百姓，高官则例外，尤其是身居最高位、代表德国国家形象的总统。如果高官发表了不当言论，反对党会如获至宝，拿来作为攻击执政党的利器；媒体更是喜不自胜，把芝麻放大成西瓜，让公众全方位了解事情的真相，其目的是让自己的媒体博取更多的眼球。这是一个官不聊生的国度。因此，总统发表的言论不能涉及政党政治，更不能随便就某一热点话题发表评论。在这件事情上，克勒将德军参与海外行动与维护德国经济利益挂钩，这触及了德国人的敏感神经。公众认为，德国出兵阿富汗是基于一种正义使命，和经济利益没有关系，只有希特勒和非民主国家出兵国外才是为了经济利益。看看，一句话就让公众不高兴。
克勒下台后，下萨克森州州长武尔夫接任德国总统职务，但武尔夫的命运更惨，不到两年时间就无奈辞职。据德国媒体爆料，三年前时任下萨克森州州长的武尔夫想购买一处房产，由于手上钱不够，于是从企业家格尔肯斯的妻子处得到了一笔50万欧元的贷款。因为武尔夫与格尔肯斯是朋友关系，所以得到了4%的优惠私人贷款利率，而当时的银行利率是5%。后来武尔夫从银行贷款，还清了欠格尔肯斯的债务。
根据德国的有关法律，官员获得私人低息贷款并不算贪污。武尔夫的问题在于，当年有议员质询他是否有私人贷款时，他对此矢口否认。否认的原因可能是羞于承认自己经济条件不是太好，害怕别人耻笑。从这点来看，至少说明德国州长相当没有油水。
如果武尔夫没有当上德国总统，恐怕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但是，德国媒体太厉害，他们特别喜欢盯着政府高官。德国的最高领导者（尽管是象征性的）成了他们的目标。媒体的看法是，贷款当然没有啥问题，但官员不能说谎。武尔夫身为德国总统，本应为道德楷模、诚信的标杆，但他当年说谎的做法很难相信他能胜任总统一职。
如果武尔夫就此道歉，事情可能就大事化小了。可惜武尔夫想到了捂盖子的方法，这是世界上所有统治者的固定思维模式，可惜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没有绝对权力让媒体闭嘴，贵为总统的武尔夫只好亲自给《图片报》主编迪克曼打电话，试图说服他放弃对此事的报道。由于迪克曼在外面出差，没有接到电话，武尔夫给主编的语音信箱留言。他“威胁”道：如果一定要做“不实报道”，《图片报》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并且会断绝与该报的联系。武尔夫指责《图片报》的做法是挑起战争。可惜《图片报》主编并不买总统的账，直接公开了武尔夫留下的语音记录，让舆论一片哗然。德国民众普遍认为，总统的做法一方面是隐瞒真相，另一方面是干涉了新闻自由。在野党要求总统对此作出解释，政界不少人也认为，如果总统这样阻止新闻报道，那将是不值得尊敬的。
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是武尔夫没有想到的。他只好表示道歉：“我应该主动澄清私人贷款的问题，因为这件事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东西”。至于打电话给《图片报》主编，武尔夫承认，“那是个重大错误，对此我非常抱歉”。可惜，道歉来得有些晚了，有关他的话题在各种媒体上已经铺天盖地。前不久，武尔夫在下萨克森州的发言人格莱塞克的住所被检察官搜查，他被指控于2007～2009年期间从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组织的“北南对话”活动中获得了不法收益。虽然检察官只是调查格莱塞克，但是明眼人都清楚，检察官剑指其背后的高位者是德国总统，因为格莱塞克是武尔夫的亲信，是“除了总统夫人外对武尔夫最了解的人”。随后，德国汉诺威检察院宣布，已经向联邦议院提出申请，以涉嫌接受商人提供的好处为由，要求取消德国总统武尔夫的豁免权。这是德国历史上首次总统被检察机关要求取消司法豁免权。鉴于此，武尔夫只好宣布辞职，因为过去几周里，他受到私人贷款、接受商人好处等指责，“对内和对外”都无法履行总统职责，而德国总统需要得到广泛多数公民的信任。
整个事件看似复杂，其实也很简单，武尔夫踩到了两条高压线：第一条是诚信问题。虽然武尔夫是州长但并没有太多的钱，甚至连50万欧元都拿不出，为了买房只好从朋友处贷款。后来议员质询时他否认有这回事，这给其留下了隐患。他担任总统后，该问题被媒体挖掘出来，给他带来了更多更大的麻烦。第二条红线是新闻自由。德国媒体的自由度很大，他们对本国高官不客气，同时对其他国家的阴暗面也毫不留情，在中国公众心中，德国媒体的形象简直可以用刻薄来形容。
如果武尔夫事件发生在其他国家，应该不是一件太大的事情，甚至有可能被歌颂为清廉的楷模，被邀请到各处进行演讲，宣传他是如何拒腐蚀、做清官的。可惜他生在德国，在那里高官没有太多贪腐的机会，兜里没有钱是很正常的事情，就连说话都得小心翼翼，尤其说谎早晚都会付出代价。
但凡是人都难免有贪欲。做清廉、不说谎的道德楷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德国政治家为何甘于清贫，不去捞点油水呢？道理很简单：作为政治家，他们每四年有一道坎，这就是选举。对于一个党派，一个政治家而言，如果选民给你四年机会，你不做出成绩来，而天天公款喝酒应酬、泡妞，把钱往自己兜里装，把老婆孩子送国外，那么，四年之后你就得滚蛋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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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飞抵南京，被安排入住在市内“索菲特银河大酒店”顶楼400多平米的总统套房。但默克尔认为这个安排过于奢华，坚持要入住70多平米的普通商务客房，房价1800元。而总统套房价格3万多元，连同服务费则近4万元，比商务客房贵20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