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在泰铢远期市场上的操作是大量买入看跌期权，卖出泰铢期货和远期。买入看跌期权，这让他有了在未来某时点上以约定价格卖出泰铢买进美元的权利，如25泰铢兑1美元，如果届时泰铢坚挺，如20泰铢兑1美元，他可以选择不执行这项权利以避免亏损；如果届时泰铢崩盘，如30泰铢兑1美元，他就可以执行权利大赚一笔。卖出期货和远期，这让他和交易对手在未来某个时点上必须以约定价格进行泰铢和美元的交易，而这个约定价格也是他打压泰铢的手段。比如说他的定价是用28泰铢买1美元，那么就会对市场造成泰铢恐怕会贬值的恐慌，如果到合约交割期时泰铢掉到兑美元30∶1，那么对手只得补给他下跌造成的差价，那么索罗斯就又可以多赚一笔。
索罗斯买入看跌期权、卖出泰铢期货和远期这一买一卖的操作，正是“双面下注”策略的一种运用。“双面下注”原本的典型操作，是投资者选定某个行情看涨的行业后，买进该行业中看好的几只优质股，同时以一定比率卖出该行业中较差的几只劣质股，卖出操作可以通过“融券”方式借入股票来准备筹码，日后再回购同等数量股票还给出借方。如果该行业预期表现良好，优质股涨幅必超过其同行业的劣质股，买入优质股的收益将大于卖空劣质股而产生的损失；如果预期错误，此行业股票不涨反跌，那么劣质股跌幅必大于优质股，则对劣质股先卖后买所获的利润必定高于买入优质股下跌造成的损失。这种原本基于避险保值的保守投资策略在索罗斯这里被反转为一种极富侵略性的投机策略，他会通过对国际政治、世界各地的金融政策、通货膨胀的变化、利率和货币等因素的预测，搜寻能从中获利的行业和公司，在这些股票上做多；而同时，他也找出那些会因此而受损的行业和公司，大量卖空那些行业和公司的股票。这样，一旦他的预测是正确的，他将会获得双份的巨大收益，但是如果失误，他的损失也是双倍的。
索罗斯勇于冒险，每当发现投机良机时就会极力扩大事态，运用多种投资工具，尽可能最大化自己的收益。所以他格外推崇“立体投机”，就是说常常利用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金融工具之间的相关性进行金融投机。比如在从泰国金融市场借入泰铢攻击联系汇率制时，他就预料到泰国政府会靠提高利率、加重融资成本来遏制他的进攻，所以他预先靠“掉期”准备了足够的筹码对抗泰国政府，同时又用“融券”方式抛出大量泰国股市的成分股，因为利率增加必然会导致资金从股市转入存款，导致股价下跌，所以他又能靠卖空股票再多赚一笔。
就这样，索罗斯从欧美高度自由发达的金融环境里融到大笔资金，再将各种交易组合、对冲起来做成“连环套”，最后以小搏大在汇市上掏空了泰国方方面面的美元资产。不但抢走了泰国政府的大多数盖子，还从泰国股市上顺手牵羊捞了一大笔。焦头烂额的泰国政府最终放弃了三全齐美的梦想，为了留住手里最后一点外汇储备，放弃了对稳定汇率的追求，在索罗斯面前认了栽。
索罗斯的类似操作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赌对手的最终选择。当不得不放弃三全齐美时，他相信对手会为资本自由流动舍弃货币政策独立与汇率稳定，哪怕这样会让他的连环套一一奏效。因为只有继续吸引外部资金，他的对手们才有可能走完靠交易递升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大道。但是，如果他的对手不畏惧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曲线迂回”一段时间，宁可牺牲资本自由流动，也要达成别的目的，那连环套就会失效，还可能反噬投机者。索罗斯1997年在中国香港没赚到什么便宜，1998年在俄罗斯亏了一大笔就是因为碰上了这些情况。
力不如人走为上计：索罗斯在中国香港的无功而返
泰国央行“缴枪”后不到两周，港元于7月中旬也遭到了大量投机性的抛售，港元汇率受到冲击，一路下滑，跌至1美元兑7.75港元的心理关口附近，各大银行门前挤满了挤兑的人群，香港金融市场一片混乱。香港金融管理当局立即入市，强行干预市场，大量买入港元以使港元兑美元汇率维持在7.75港元的心理关口之上。但没多久，港元兑美元汇率就跌破了7.75港元的关口。香港金融管理局再次动用外汇储备，全面干预市场，将港元汇率重又拉升至7.75港元之上。这是索罗斯重施故技，展开对港元的第一次试探性进攻。
香港从1983年起就实施了联系汇率制度，一直将汇率稳定在7.8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港元汇率的稳定可以说是香港维护发展信心的根基，因此香港金融管理局从一开始就摆出了强力干预市场、********汇率稳定的姿态。
也许是忌惮中国当时2000多亿美元的雄厚外汇储备，索罗斯随后“立体投机”的重点不在于攻破港元的联系汇率制，而是借炒作汇市推高香港的利率，进而促使股市、期市大跌，这样他事先在股市、期市的卖空就可以大赚特赚。他首先在香港股票市场上借入港指成分股准备卖空，并在股票期指市场上累积期指空头，积蓄做空的筹码。(1)然后他在外汇市场上抛空港元现货，同时卖出港元远期合约，制造港元贬值的恐慌气氛，迫使港府提高利率捍卫联系汇率。高利率对股票市场形成压力后，他再将借入成分股抛出，顺势打压港股指数，并带动期指下跌。索罗斯希望这套声东击西的手法最后能让恒生指数暴跌，这样他就能在股市、期市上获取沽空暴利。
1997年7月21日，索罗斯开始对港元发动大规模的抛售，同时在证券市场上大手笔沽空股票和期指，大幅打压恒生指数和期指指数，使恒生指数从1万点大幅跌至8000点，并直指6000点。炒家们趁机大肆造谣，扬言“人民币顶不住了，马上就要贬值，且要贬10%以上”，“港元即将与美元脱钩，贬值40%”，“恒指将跌至4000点”云云。到8月13日，恒生指数一度下跌300点，跌穿6600点关口，全天报收6660点，“推倒”趋势震撼人心。
面对索罗斯在汇市、股市、期市上的全面进攻，中国香港政府一方面发行大笔政府债券，提升银行间的隔夜贷款利率，使港元利率抬高，推动港元兑美元汇率回升；另一方面调动港资、陆资及英资入市，与对手展开针对8月股指期货合约的争夺战。港府入市后大量买入投机资本抛空的8月股指期货合约，将价格由入市前的6610点推高到8月24日的7820点，高于投资资本7500点的平均建仓价位，取得初步胜利。24日收市后，港府宣布，已动用外汇基金干预股市与期市。
索罗斯等炒家们不甘心接受这个局面，开始了第二轮的抛售，于8月25日至28日在股票现货市场倾巢出动，企图将指数打压下去。27日，索罗斯旗下量子基金首席投资策略师德鲁肯·米勒接受CNBC电视台的访谈，他首先承认量子基金一直在沽空港元和恒生期指，然后说由于香港经济衰退，港府在汇市与股市对国际投资人发起的“战争”中只会以失败告终。索罗斯此前从未公开承认自己在攻击某个货币，这次图穷匕见地公开扬言要击败某个政府的事件闻所未闻、史无前例。由此可见国际炒家们急于逼迫中国香港认输的焦灼心情，这一天港府投入200亿港元，将炒家们抛出的所有卖单统统照单全收。
28日是期货结算期限，炒家们手里有大批期货单子到期必须出手。若当天股市、汇市能稳定在高位或继续突破，炒家们将损失数亿甚至十多亿美元的老本，反之港府前些日子投入的数百亿港元就扔进大海。当天双方交战场面之激烈远比前一天惊心动魄。全天成交额达790亿元港元，创下香港最高交易纪录。港府全力顶住了国际投机者空前的抛售压力，最后闭市时恒生指数为7829点，比金管局入市前的8月13日上扬了1169点，增幅达17.55%，而在期货市场上港府将8月合约价格推高到7990点，结算价为7851点，比13日的价格还高。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随即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货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香港市场人士估计，港府在这两星期托市行动中，投入资金超过1000亿港元，集中收购了香港几大蓝筹股公司的股票，港府买进的股票大概相当于香港股市总市值的4%，港府变成了多家香港蓝筹股公司的大股东。
香港期货交易所于29日推出三项限制自由投机的新措施：由8月31日开市起，对于持有一万张以上恒指期货合约的客户，征收150%的特别按金，即每张恒指期货合约按金由8万港元调整为12万港元；将大量持仓必须呈报的要求由500张合约降至250张合约；呈报时亦须向期交所呈报大量仓位持有人的身份。
国际投机资本认为港府已经投入了1000多亿港元，不可能长期支撑下去，因而不惜以每张合约3万多港元的代价，将卖空的股指期货合约的交割期由8月转至9月，继续卖空9月合约，与港府进行第三回合的较量。
港府则意图在9月份继续推高股指期货价格，迫使投机资本亏损离场。9月7日，港府金融管理部门颁布了外汇、证券交易和结算的最新规定，使炒家的投机受到进一步限制，当日恒生指数飙升588点，以8076点报收。9月8日，9月合约价格升到8220点，8月底转仓的投机资本要平仓退场，每张合约又要亏损4万港元。同时，日元大幅升值，东南亚金融市场趋于稳定，投机资本的融资、换汇成本上升，投机资本最终不得不败退离场。不过由于结算制度的漏洞，8月28日股票现货市场中有146亿港元已成交股票未能交割，炒家得以侥幸保留了些筹码，索罗斯对香港的攻击大体算是个平局，没有亏损太多。
港府在这次连续10个交易日的干预行动中，同时介入股市、期市、汇市，用立体防卫对抗立体投机，靠强大的资金实力击退了国际炒家们的“声东击西”，保住了港元的联系汇率制。但强力干涉资本市场让香港背上了高利率的负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大受影响，资本市场的自由开放也受到一定损伤。香港此后三四年里经济低迷，一场战斗的胜利并不能保证前路好行。
在自己开设的市场里直接操盘交易，这让港府背着既当裁判又当球员的嫌疑。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对此大加挞伐，很多西方媒体也“痛惜”香港严重损害自己国际******的地位，其实得不偿失。不过对比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的救市操作，港府恐怕也算不上玩出圈。
既然手里有能淹没对手的筹码，那就有权在游戏规则内赢取自己的目标。在1997年这个敏感时刻，港府的胜利维持住了港人的信心，这是让各类交易主体继续积极投身于香港经济的关键，这也是香港在交易递升的理想大道上笃力前行的前提。至于说到市场自由被损害的代价，从1997年到今天，在世界各经济体自由开放程度排名榜上，香港位居榜首的时间比谁都多，而且排名一直比美国高。
割肉割不掉的痛苦：索罗斯在俄罗斯的惨败
索罗斯对1998年俄罗斯市场的判断更倾向于做多，与他对1997年东南亚市场的做空判断截然不同。他认为俄罗斯正处于“从强盗资本主义向合法资本主义的转变”中，此时投资俄罗斯会带来丰厚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