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才”理论中，“人”与“天”和“地”是并列的。“人”不是自然的奴隶，也不是自然的主宰，他只是其中的一个参与者。人和自然相互协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天地万物都是和谐统一的。
人具有独立性，又是“三才“中的一部分，要遵循自然界的规律，还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三才”注重人与自然的协调，也不否定人的地位和作用。“天人相参”、“天人和协”在这种自然的关系下，要比“天人合一”更加积极与全面。
“天”自古被认为是神，是宇宙的秩序；“道”是自然的秩序。在这二种秩序中，人被看作是生命的最高形式，人生来就是来协助“天”和“地”的。所以说，人与天、地三位一体，三者符合相互的规律，也保持一致。
天、地、人三者合为一体，缺一不可，构成了万物生化之根本。这一观点即已表明了天地人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规律。“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就是他们之间的规律。“三者皆亡，****如麋鹿，各从其欲，家自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虽有城郭，名曰虚邑，如此，其君枕枕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丧而自亡，是谓自然之罚。自然之罚至，裹袭石室，分障险阻，犹不能逃之也。”如果破坏它们之间的规律，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这种惩罚十分严厉，一旦来临就无法逃避。董仲舒强调，君王作为一国之主，对破坏天地人的生态平衡负有最大的责任。”
他提出“自然之罚”的观点后，还提出了“自然之赏”的观点。“三者皆奉，****如子弟，不敢自专，邦如父母，不待恩而爱，不须严而使，虽野居露宿，厚于宫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卧，莫之助而自强，莫之绥而自安，是谓自然之赏。自然之赏至，虽退让委国而去，百姓襁负其子，随而君之，君亦不得离也。故以德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是以圣贤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
君王以德治国就会得到自然的赏赐，“以德治国”正是他对天地伦理观的运用。“德”，“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天与人之间互相联系合为一体，天人相同、道理相通，行动而相互补益，顺应而相互承受，这就叫道德。
对“道德”的定义，包含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观点中人与自然伦理道德的思想，即伦理关系不仅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亦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生态伦理学得以成立的前提是人与自然存在伦理道德关系。董仲舒的生态道德观相对来说是比较粗糙。汉武帝建元“六年春二月乙未，辽东高庙灾，夏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他用天地伦理学来探讨这一天人感应现象，结果受人陷害而被役入监狱，差点丢掉性命。从此，他便再也不谈论天人灾异的问题了。
鸟兽昆虫莫不爱
儒家学说主张，由爱人生发出来的对万物之爱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说：真挚地爱护人民，以至于对鸟兽昆虫都去爱护的，不爱护，怎么能说是仁呢？仁就是爱人的名称。他还强调爱物思想。他说：广泛地爱护一切生物，才能表现出仁爱来。这与天地伦理道德思想是紧密相连的。
他提出了一套“五行顺逆”的方案加以解释如何爱护万物。在《春秋繁露·五行顺逆》中分析到：
“木者春，生之性，农之本也，劝农事，无夺民时……恩及草木，则树木华美而朱草生；恩及鳞虫，则鱼大为，鱣鲸不见群龙下。如人君出入不时……事多发役，以夺民时……则茂木枯槁……
火者夏，成长……恩及于火，则火顺人而甘露降；恩及羽虫，则飞鸟大为，黄鹄出见，凤凰翔。如人君惑于谗邪……咎及羽虫，则蜚鸟不为……
土者夏中，成熟百种……恩及于土，则五谷成而嘉禾兴；恩及倮虫，则百姓亲附，……如人君好淫佚……咎及于土，则五谷不成……咎及倮虫，倮虫不为……
金者秋，杀气之始也……恩及于金石，则凉风出；恩及于毛虫，则走兽大为……咎及于金，则铸化凝滞，冻坚不成，四面张网，焚林而猎；咎及毛虫，则走兽不为，白虎妄搏，麒麟远去。
水者冬，藏至阴也。……恩及于水，则醴泉出；恩及于介虫，则鼋鼍大为，灵龟出……咎及于水，雾气冥冥，必有大水，水为民害；咎及介虫，则龟深藏……”
春天万物复苏，必须在这个时候重视农业耕作，鼓励农民抓紧时间耕作，不要耽误农民播种的时机；把恩惠施及到草木身上，勤于管理施肥，草木才会长得华美；把恩惠施及到鳞甲类动物身上，精心护养，鱼儿才会旺盛地繁殖……其中董仲舒强调作为一国之君要为民作着想，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才能搞好农业生产。他所说的“五行顺逆”就是要保护生态，同时也要以德治国，其政治意义是明显的。天人感应说，就是以“正刑与德”推行以德治国的思想。
“变天地之位，正阴阳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难，义之至也。”意为：把天地颠倒的位置变换回来，把阴阳混乱了的秩序纠正过来，正直地推行天地自然之道，而不畏惧任何困难，这是道义的最高表现。保护生态环境，采取有效的措施，以变正直行、不忘其难，这就是最高道义的要求。
此外，他还提倡节俭的生态伦理思想，主张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他把自然资源分为“可食”资源和“不可食”资源，主张对“可食”资源“益食之”，以达到“天为之利人”；对“不可食”资源要“益蓄之”。天地自然的运行本身是完美的，既给人类提供了“可食”资源，又给人类提供了“不可食”资源，所以人类应爱护好自然，保持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
人性论
董仲舒的人性论建立在“天人”哲学的基础上，主张人有善质而未能善，把教化的权力转移到统治者手中。他综合前人智慧，从天道到人性，再到伦理道德，就形成了他的人性论哲学。
他主张由“天道”论人事，人事在于“天”，并崇尚元、始。崇尚“天”，君王也应当听从“天意”的安排；主张尊阳卑阴，尊性卑情，弘扬重德轻刑。人性以性未能全善，性情相与为一瞑，待教而后成，斥孟子性善说。主张中民之性，排除圣人、斗筲者于性名之外，重王者化民之教，加强王者是万民的责任；他还在荀子、告子论性的基础上提出气质、才质之性的说法。
“性三品”
董仲舒的“阳尊阴卑”论目的是为其提倡“德治”的政治主张。他继承了孔、孟的先秦儒家思想。他提出的“性三品”理论是对“性善论”和“性恶论”的一种中合，并通过他来巩固封建社会等级制思想，而这种思想就为人性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他看来，人性是仁，而人情是贪。仁性是天的阳的体现，贪情是天的阴的体现。所以，他说：“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诚。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
“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即天与人相通。根据这一观点，他指出，“天有阴阳禁，身有****栣，与天道一也。是以阴之行不得干春夏，而月之魄常厌于日光，乍全乍伤。天之禁阴如此，安得不损其欲而辍其情以应天？”天禁阴，人应当禁其****。
“必知天性不乘于教，终不能栣”禁****就要靠道德的教化。人生来就具有的本质，就是生的本质，人性不被教化，又怎么能成为善，善就像米，性就像禾苗，禾苗虽然能长出米，但禾却不是米。人性虽出于善，但人性却不能称为善。“米与善，人之继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为之内也”。万民之性，其本质未被发现，就像人闭上眼睛睡觉一样，教化之后就是善。当还没发现的时候，就称为有善的体现，但还不能称为善。在他看来，人性“为善”，是要经过君王的教化才能为“善”。“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训之所然也，非质朴之所能至也，故不谓性”。反之，“谓性已善，不几于无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顺于为政之道矣”。
****极少的“圣人之性”；****极多的“斗筲之性”；仁贪居中的是“中民之性”。他说：“今按圣人言中，本无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见’之矣。使万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之者何为不见也？观孔子言此之意，以为善甚难当。而孟子以为万性皆能当之，过矣。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后能为雏，茧待缲以涫汤而后能为丝，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
董仲舒提出的“性三品”中，“圣人之性”和“斗筲之性”都“不可以名性”，只有“中民之性”才可以“名性”。他强调“王”具有“圣人之性”，应当在万民之上，万民就只有“中民之性”，是可以被教化的，而“斗筲之性”就是小人的本质，也是天生所具有的。“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从上所述，董仲舒的政治意图就是宣扬其神学化的人性论，其目的是巩固封建制社会的中央集权。
性非教化不成
人性论是董仲舒为论述教育的作用所提出的理论依据，他综合了性善论和性恶论，提出了人性有善也有恶。他将人性定为是天生就具有的，并依据阴阳五行，将人性分为阳的仁义之性和阴的贪利之情。
人性中存在着二种对立，即可发展为善的善端和可发展为恶的****。“性非教化不成”的观点强调了其比性善论和性恶论更具长处和复杂性。
他的“性三品”说，表明了他对教育的作用的重视程度。这种决定论，必然会忽略被教育者个体的能动性和创造精神。对于教育治国的作用，则是采用旧的儒家思想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路，即以德教取代刑罚。但他认为刑罚是“内法外儒”的统治所不可少的，所以并不能完全放弃刑罚的作用。他教育人民要“耻犯其上”，把君主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他就把教育的作用也集中到的政治问题上来了。他强调伦理，崇尚政治伦理的政治作用，所以在教育和政治间，他更倾向于后者。
董仲舒用“以仁安人”、以义正我”的观点，重新定义了“仁”和“义”的两个伦理概念。“正我”才能“安人”所以教育的目的就是教“义”。他认为，人民应该重义轻利，但也承认了“利的地位。“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他的非功利的价值观，提倡重“义”轻“利”的道德准则。他去除了先秦儒家“先富后教”的思想，形成了他以德育为中心，以道德为重心的封建制教育的思想。
“仁德”指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具有的理性的洞察力和判断能力就是“智德”，他说，“其知利害早，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这个思想要求“智”要做到“其动中伦，其言当物”。他认为，“近乎仁”是道德教育的根本目标，“急乎智”是达成目标的方法。他还认为，德与智是相济相成的；“仁而不智”和“智而不仁”都具有片面性；智育是要为德育而服务，这也是处理德与智关系的三个要点。
他强调教育的德育内容为“三纲五常”。“三纲指：君臣纲，父子纲，夫妻纲。这是社会道德的准绳；“五常”就是指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在中国一直沿用几千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规范的基本模式。在这种框架中，没有了“天赋人”的平等观念，也没有了“民贵君轻”的重民思想。
性待教而为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所采纳，所以儒家思想成为汉代的基本国策，也就开始了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儒家思想教育。人性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所以人性也就成为了人们所谈论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