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平公说：“管理内府的官员，选派谁可以呢？”
赵武说：“我的儿子可以。”
故事的结尾，韩非子总结道：“推荐外人的时候不去避开仇人，举荐亲人的时候不去避开自己的儿子。”
在韩非子看来，“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是领导者用人的重要准则之一。
事实上，要做到这两点并非易事。对仇人，人们往往是欲除之而后快，又何谈去选用他呢；对亲人，毕竟“血浓于水”，能帮一把是一把，有机会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如果是这样，或许有点符合常情，人嘛，总是有些自私的。但反其道而行之呢，这不正说明了人格的高尚？！择人任人主要是看其才能，这才是最关键的。
对仇人的任用难以做到，这需要领导者有大量，不计前嫌，一心为公。同样，对亲人的任用也非易事，这需要领导者对亲人严格要求，而不落个任人惟亲的骂名。
韩非子告诉我们，选贤用能而不为亲仇所束缚，真的很难，但正是因为不易，才使得领导者的形象更加光辉，才能有助于事业的发展。
赏罚分明
韩非子主张设立赏罚。确立了赏罚的标准，就可以用赏赐鼓励人行善，用刑罚防止人作恶。
韩非子说：“设立百姓所喜欢的，以求得他们建功立业，所以颁爵授禄来鼓励他们；设立百姓所讨厌的，用以禁止他们作奸犯科，所以就制定刑罚来威吓他们。”
韩非子又说：“英明的君王设立臣民能够争取到的奖励，设立臣民能够避免的刑罚。所以贤人勉励立功得赏而不会遇到伍子胥那样的灾祸，不肖的人能够少罪而不会像驼背那样遭受不幸的刑罚，瞎子呆在平地上而不会遇到深涧，愚笨的人保持安静的生活而不会陷入危险的境地。像这样，君臣上下之间的恩情就结成了。”
赏与罚，是韩非子所谓的“二柄”。韩非子认为，贤明的君王应该懂得合理地运用赏罚。赏罚的原则是赏善罚恶，赏是为了表彰功绩，罚是为了禁绝奸邪。
在韩非子看来，赏罚是领导者的指挥棒。但是，赏罚必须分明。
韩非子说：“赏罚分明，就能使伯夷之类的高尚者与盗跖之类的低贱者不相混淆，这样就黑白善恶分明了。”
韩非子还说：“奖赏贤人，惩罚暴行，是鼓励人做好事的最好办法；奖励暴行，惩罚贤人，是鼓励人做坏事的最好办法。”
换言之，赏赐不可求，人们会感到前途黯淡，本来跃跃欲试，想建功立业，却会因为觉得没有未来而自暴自弃。刑罚不能躲避，人们动不动就犯法，就会不避刑罚，铤而走险。因此，赏罚必须分明。
韩非子“赏罚分明”的思想，在今天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领导者在管理的过程中，必须做到赏罚有据，赏罚公平。
所谓赏罚有据，即赏罚必须有事实和规章的依据，这也就是韩非子所主张的设立赏罚。赏，一定要给予有立功表现的人；罚，一定要给予有过错的人。
所谓赏罚公平，即领导者在赏罚的问题上，决不能以个人的爱憎亲疏作为原则，要做到“有功虽仇亦赏，有过虽亲亦罚”，这也就是韩非子所主张的赏罚分明。
总之，对于有功者一定要奖赏，对于有过错者一定要处罚。两相比较，就能更好地鼓励进步者，鞭策落后者。
做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
韩非子在《内储说上七术》中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寓言故事：
战国时期，齐宣王非常喜欢听人吹竽，而且喜欢许多人一起合奏给他听，所以齐宣王派人到处搜罗能吹善奏的乐工，组成了一支三百人的吹竽乐队。而那些被挑选入宫的乐师，受到了特别优厚的待遇。
当时，有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浪荡子弟，名叫南郭。他听说齐宣王有这种嗜好，就一心想混进那个乐队，便设法求见宣王，向他吹嘘自己是一名了不起的乐师，博得了齐宣王的欢心，把他编入了吹竽的乐师队伍里。
可笑的是，这位南郭先生根本不会吹竽。每当乐队给齐宣王吹奏的时候，他就混在队伍里，学着别的乐工的样子，摇头晃脑，东摇西摆，装模做样地在那儿“吹奏”。因为他学得惟妙惟肖，又由于是几百人在一起吹奏，齐宣王也听不出来谁会谁不会。就这样，南郭混了好几年，不但没有露出一丝破绽，而且还和别的乐工一样领到一份优厚的赏赐，过着舒适的生活。
后来，齐宣王死了，他儿子齐王继位，齐王同样爱听吹竽。只有一点不同，他不喜欢听合奏，而喜欢乐师们一个个单独吹给他听。
南郭先生听到了这个消息后，吓得浑身冒汗，整天提心吊胆。心想，这回可要露出马脚了，丢饭碗是小事，要是落个欺君犯上的罪名，连脑袋也保不住了。所以，趁齐王还没叫他演奏，就赶紧溜走了。
韩非子借用“滥竽充数”的故事，讽刺了像南郭先生那样的不学无术之辈。
在韩非子看来，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混在行家里面充数，无论伪装得多么巧妙，但假的总归是假的，总会有暴露的那一天。当事情败露之时，正是这些人最为狼狈的时候。
换言之，一个人要想成功，必须有真才实学才行。而真才实学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获得真才实学的惟一方法就是勤奋好学。
忠言逆耳利于行
韩非子曰：“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意思是说，良药往往是苦口的，而聪明的人知道竭力去喝下它，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治好自己的病。忠恳的言语往往使听者不舒服，可是英明的君主却尽量听取，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可以成就他的功业。
韩非子认为，睿智的君王不会闭目塞听，而是善于听取臣下的意见。
韩非子的这一见解，是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得来的。
历史上直言劝谏的大臣不少，但真正虚心讷谏的君主却屈指可数。许多君主听不得大臣的谏言，甚至因此而杀戳大臣，终使国家灭亡。
殷代的贤臣比干，因为对纣王的荒淫无道进谏而被杀。
春秋时，吴国的贤臣伍子胥因为屡谏吴王夫差，夫差恼羞成怒，逼伍子胥自杀，抛尸江中。
韩非子正是看到历史上许多君王的这一弊端，所以大胆劝谏。
在韩非子看来，不能对君王直言劝谏的大臣，不是贤明的大臣；而不能虚心接受大臣劝谏的君王，也不是贤明的君王。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对于君王如此，对于领导者如此，对于我们普通人亦是如此。
然而，尽管许多人明白其中的道理，但都厌恶他人的忠言，因为忠言听起来总不那么顺耳。究其原因，在于一般人容易受感情的支配，即使心中有理性的认识，但仍然受反感情绪的影响而难以接纳别人的忠言。
只有那些勇于接受别人的意见，对任何事情都抱有客观态度的人，在生活中才会少走弯路，也才会有更大的成就。
一般人常因他人的逆耳之言而愤怒，有智慧的人却会想办法从中学习。或许批评我们的人居心不良，但他所批评的事情却可能是真的。这时，如果他们的批评能使我们改进，对我们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如果他们的批评毫无根据，纯粹是一种诬蔑，我们大可不必和他们争辩，一笑置之，会让你明白什么叫“此时无声胜有声”，也让他们明白什么叫真正的修养。
人才与职位相称
韩非子认为，用人就是“循名而责实”。“名”，即组织中的某一职务、头衔；“实”，即担任这一职务人的能力。“循名而责实”，就是说在组织中担任某一职务的人，要有担任这一职务相应的能力。
韩非子曰：“见能于官以受职。”因为在官位上表现出才能而得到职务。
在韩非子看来，人才与职位必须相称，从而合理分工，各尽所能，将每个人置于最适合的岗位上，这样才能使组织利益最大化。
现实生活中，领导者用人也一定要量体裁衣。既不能让统率千军的将帅之才去做伙头军，也不能让县衙之才去当宰相；既不能让温文尔雅、坐谈天下大事的文官去战场上驰骋，也不能让叱咤风云、金戈铁马的武将成天呆在宫廷内议事。而应该辨清各自的特长，派其到合适的地方、授予相应的职位。
韩非子告诉我们，不当其位、大材小用和小材大用都是用人的失败之处。不当其位，当然就无法发挥人才的长处，空有满腹经纶却无处施展；大材小用，造成人才的极大浪费，必定挫伤人才的积极性，使其远走高飞，另谋高就；小材大用，只会把原来的局面越弄越糟，使人成为组织发展的绊脚石。“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古人早已给现代领导们做出了榜样。
在考虑能当其位的过程中，领导者不能仅仅以人才能力的高低来衡量，还必须考虑人才的性格、品行。如果此人性格懦弱、不善言辞，则不宜让他担任公关之类的任务；如果他处事随意，且常有一些小错，不拘小节，就不应任用他做财务方面的工作；如果他品行不太端正，爱占小便宜，且比较自私，对这种人尤其要小心任用，最好不要委以重任，而应使其处于众人的监督之下，不致于危害大局，一旦发现其恶劣行为，立即严惩不怠，绝不心慈手轻。所以，领导者在用人时，一定要就人才的能力、性格、品行等方面综合考虑，再授予一个适当的位置。
韩非子曰：“人臣皆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任。”大臣们在合适的岗位上都能发挥他们的才能，胜任他们的官职，轻松地完成任务。
换言之，只有人才与职务相称，人才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也才能轻松地完成工作。
谣言止于智者
韩非子在《内储说上》中讲了一个“三人成虎”的故事：
魏国的太子将到赵国都城邯郸去当人质，魏王决定派大臣庞恭陪同前往。临行前，魏王召见庞恭，问他有什么要求。
庞恭一直受到魏王的信任，怕去赵国后有人在背后说他的坏话，使魏王不再相信他。于是，他对魏王说：“臣没有什么要求。不过，臣有一事想请教大王。”
魏王说：“爱卿但讲无妨。”
庞恭说：“大王，如果有人向您禀报说，街市上有老虎，您相信不相信？”
魏王立即回答说：“我当然不相信。”
庞恭接着说：“如果有第二个人向您禀报说，街市上有老虎，您相信不相信？”
魏王迟疑了一下说：“我仍然不相信。”
庞恭又问：“要是有第三个人也向您禀报说，街市上有老虎，您相信不相信？”
魏王一边点头，一边说：“那我就不能不相信了。”
庞恭忧虑地说：“街市上不可能有老虎是很明白的事情，可是三个人都说有老虎，便有人真的相信有老虎了。如今我陪太子去邯郸，那里离我们魏国的都城大梁，比王宫离街市要远得多，在背后非议我的人，恐怕也不止三个人。希望大王今后对这些非议加以考察，不要轻易相信。”
魏王微笑着说：“你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就安心陪太子去邯郸吧！”
庞恭去赵国后不久，果然有人在魏王面前说他的坏话。魏王忘记了庞恭的请求，听信了谣言，不再信任庞恭。
当庞恭从邯郸回来时，魏王已经不愿意再见他了。
在韩非子看来，庞恭无疑是睿智的，他准确地预见到了事情的发展趋势，也巧妙地进行了预防，但最终还是事与愿违，没能保护好自己。究其原因，是由于魏王轻信谣言所致。
韩非子借“三人成虎”的故事告诉我们，谣言一再重复，便可能使人信以为真。然而，谣言止于智者。聪明的人不会人云亦云，对他人的言论，会进行多方验证，仔细分析，查清事情真相。
韩非子也提醒领导者，“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听取下属的言论，要经过多方核实、查证，以事实为根据，如此才不会被谣言所蒙蔽。
事实上，谣言不会自来，都是因猜忌而来；离间不能自入，都是乘隙而入。所以说，信而不疑，不听谣言，对领导者至关重要。对于人才，你既然使用他，就要充分地信任他，决不能轻易地、毫无根据地怀疑。只有这样才能使谣言无空可钻，造谣之人无隙可入。
凡事应防微杜渐
荀子对韩非子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
荀子告诫韩非子，应该重视细微小事及其积累。
好学的韩非子懂得了一个道理：一切事物都是由小到大发展变化而来的，都有一个由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的过程。一个人或善或恶也是逐渐变化，不断积累的结果。因此，不能对小事情有所疏忽，应该慎对微小的变化。
然而，我们总是容易轻视微小的东西。什么东西刚发生，就是有远见的人也会不以为然。如果这时候有人说应该重视它、防范它，常常会被认为太谨慎、太保守。正是这样很多人才不知道积重难返，在形成了恶果以后，也就毫无办法了。
为了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韩非子在《喻老》中讲了一个“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
春秋时期有一位名医，人们都叫他扁鹊。他医术高明，经常出入宫廷为君王治病。有一天，扁鹊巡诊去见蔡桓公。礼毕，扁鹊立于蔡桓公身旁细心观察其面容，然后说道：“我发现您的皮肤有病。应及时治疗，以防病情加重。”蔡桓公不以为然地说：“我一点病也没有，不需要什么治疗。”
十天后，扁鹊第二次去见蔡桓公。他观察了蔡桓公的脸色后，说：“您的病到肌肉里去了。如果不治疗，病情还会加重。”蔡桓公不信。
又过了十天，扁鹊第三次去见蔡桓公。他看了看蔡桓公，说：“您的病已经发展到肠胃里去了。如果不赶紧治疗，病情将会恶化。”蔡桓公仍然不信。
再过了十天，扁鹊第四次去见蔡桓公。两人刚一见面，扁鹊扭头便走。蔡桓公非常奇怪，就派人去找扁鹊问其原因。扁鹊说：“一开始桓公皮肤患病，用汤药清洗、火热炙敷很容易痊愈；稍后桓公的病到了肌肉里，用针刺术可以攻克；后来桓公的病患到了肠胃，服草药汤剂还有疗效。可是现在桓公已经病入骨髓，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几天之后，蔡桓公浑身疼痛难忍，他见情况不妙，立即派人找扁鹊来治病，而扁鹊已经到秦国去了。不久，蔡桓公便病死了。
在韩非子看来，对于自身的疾病，不能讳疾忌医，而应及早采取措施，予以妥善处理。否则，等到病入膏肓，酿成大祸之后，也就无药可救了。
韩非子借“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提醒我们，凡事应防微杜渐，把问题消灭于萌芽之中。否则，当问题变得不可收拾的时候，追悔莫及。
以不贪为宝
韩非子认为，做人应“以不贪为宝”。
不贪，主要指不贪图名位财利。这在人际交往中，是一个人善于掌握处世分寸的一种表现，也是评价一个人修养的重要标准之一。
韩非子在《喻老》中，讲了一个“子罕辞玉”的故事：
春秋时，有一个宋国人偶然得到一块宝玉，就想把它献给本国的执政大臣子罕，子罕坚决不肯接受。
献玉者见状就解释说：“我已经将这块宝玉让专家鉴定过了，这的确是一块十分珍贵的宝玉，想来只有您才配珍藏和享用它，所以我才敢向您献玉。”
子罕依然不肯接受，说：“我以不贪为宝，就像你以宝玉为宝一样，如果你把宝玉送给了我，而我也接受了，那么，我和你一样，就都要丧失各自的宝物了，我看我们还是各自珍惜与保持自己的宝物为好。”
就这样，子罕坚决履行“以不贪为宝”的准则，最终也没有接受献玉者所献的宝玉。
在韩非子看来，贪欲是产生罪恶的根源之一。人一旦贪心过重，就会心术不正，就会被贪欲所困，离开事物的本来之理去行事，就会将事做坏、做绝，大祸也就随之而来。所以，我们必须“以不贪为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