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必要指出，莫扎特的大多数传世精品都是在受到各种各样不利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完成的，生活的困顿、债主的催逼、冷漠的世态人情，以及无穷无尽的烦恼，消耗了这位天才很大一部分精力。与他相类似，亨德尔的名作也是在愤怒、苦恼和羞辱中产生的，在遭受身体瘫痪的重大打击之后，他的脾气变得极其暴躁，健康状况也很不稳定。韦伯恩在创作《奥伯龙》最精彩的部分时——正如司各特《拉莫的新娘》中的精华部分一样——已经近乎因病痛和苦难而心力衰竭了。在我们所列举的这些例子中，高昂的精神最终战胜了孱弱的躯体，个人所受的磨难及凄惨的命运似乎都变得微不足道了。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杰作之所以能够将作者的构思完美呈现出来，并不仅仅是因为作者们付出了长期艰苦的劳动，更重要的是他们受到了所谓的天赋的激发。要想很精确地定义“天赋”这个词是非常困难的。它既有可能是高度集中的才华，也有可能是想象力的极度活跃，但是，所有的这些定义都不能涵盖它的全部内容。天赋可以赋予死去事物以新的生命。赫兹列特曾经说过：“是天赋的冲动创造了那些以前从未存在过的东西。”拉斯金把天赋称之为“能够洞穿事物的根源和最本质的力量”；密尔则把它定义为“能够透过世界万物所展示的表面现象，深刻洞察其本质的天资”。柯勒律治认为，天赋是“成长的本领”；约翰·福斯特则深信天赋是“能够照亮自身的力量”；而福洛伦斯则把天赋描述为“一个人理性的高度发展”。据说天才人物莫里哀就曾经说过：“天赋是不断变得锋利的常识，直到它某一天发出璀璨的光芒。”
但是，天赋的内涵远远不止这些。它是旺盛的精力；它是一个人的“自我”，是某种具备他自己独特特征的东西。天赋并不仅仅等同于智力：它是受到激发并被赋予灵感的智力。让我们来看看爱丁堡著名的生理学家约翰·佛莱彻尔博士是如何叙述直觉和天赋的关系的：“人们在追求作品完美的过程中越是受直觉的驱动，那么他身上的天赋色彩就越浓；越是受到理智和意志的驱使，那么他的才智就越高……正是这种灵感意识的存在，使得我们拥有超越我们想控制客体的强大力量；使得各个时代的诗人们能够从阿波罗和缪斯那儿获得诗歌的灵感——换句话说，使得他们能够呼唤激情和本能，凌驾于理性之上；毫无疑问，过往那些本能力量，一旦为伟大的头脑所吸收，便创造出了米开朗琪罗，创造出了拉斐尔那样的超凡之手，抛开他们获得的理性不说，单单是他们对于生物运动的灵感，就已经创造了足以让后来人怀着敬仰和喜悦之情顶礼膜拜的伟大作品。”
的确，人类如果任由这种本能在理性之上恣意泛滥，很可能会导致一种病态，甚至会导致习惯性的痴呆或疯癫状态；天才人物诸多伟大行动中那种惯常而有益的本能，同一个愚蠢、易怒的普通人的盲目冲动，有时很难区分，以至于很多时候，人们感到崇高与荒谬、高贵与肤浅似乎是一对孪生姐妹。因此，贯穿伟大天才作品或思想中的这种本能的灵感，代代成为受到人们非难的永恒主题……另一种本能优于理性的病态思想导致了人们事无巨细地描写人类的放纵。尽管在这种描写中，对于普通的浪荡子不过是理性太过于弱小，而对于伟大的天才来说，却是本能太过于强大。但是，天才们还是常常不得不被冠之以“过于放荡”这一责难。
有些人天生就是将军、音乐家、艺术家和诗人。“诗人是天生的，而不是培养的”就是一句人所共知的格言。普通的民众都只是模仿者，而天才人物才是真正的创造者。天才总是不服从现有规则的束缚而喜欢独树一帜。依靠耐心和劳动可以发现别人已经走过的路，而天才则是踩出自己的道路。智力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天才却是一种灵感、一种天赋、一种神的启示。在过去，人们总是把它看成是某种超自然神圣的力量。在他们眼里，天才人物就是先知者，是牧师，是英雄。
在既没有模型也没有素描提供帮助的情况下，米开朗琪罗用他心灵的眼睛看到了隐藏在大理石石块中的雕像。他拿起他的凿子，撕开蜡布，凭着他心中闪烁的形象开始工作起来，最终，一尊栩栩如生的神像诞生了。据说帕西罗在创作的高峰期时，喜欢用床单罩住自己，想方设法把以前所有作品的影子和规则从脑海里驱逐出去。为了发泄他的情绪，他经常高喊：“哦，圣母，请赐予我力量吧，让我忘记我是一个音乐家！”
根据阿维森纳的说法，所有事物都会服膺于一个超乎入迷的人类灵魂。集中注意力的头脑会变得非常强大——好比暖暖的光线照射到凹透镜上，然后会集中到一个聚热的焦点上。一个人智商的力量几乎等同于他注意力的力量。集中的注意力意味着喜悦、入迷和灵感。这种注意力集中程度的不同，几乎就是各种人差异的关键所在，从而也就决定了人们所取得的成就的差异，不论在诗歌、讲演，还是科学、发明、艺术领域都是如此。这种专注是天才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在城池遭到围攻时，阿基米得衣冠不整地跑遍叙拉古的大街小巷，大声狂呼：“我发现啦，我发现啦。”——过往的行人都以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牛顿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得益于他总是在思考他的问题。也就是说，他的心智对于他所研究的课题全身心专注的强大力量，使得他最后获得了成功。
当人们被训练从事一种专门的职业时，他们就像被放置入一个很难逃逸的束缚里。他们的思想和习惯一旦形成，他们的命运似乎就已经被注定了，他们似乎被羁绊于命运的牢笼中，再难挣脱。但是，强大天才的个性却很难被束缚住。它会从环境的铁笼中奋勇而出；促使天才冲破重重困厄、磨难或贫穷脱颖而出。汉斯·沙西发迹于补鞋匠，约翰·斯托威裁缝匠出身，阿克莱特原先不过是个剃头匠，克劳德·罗林也不过是个面包师，班扬曾经做过补锅匠，莫里哀当过皮匠，济慈曾为药剂师，许许多多的伟大人物都超越了艰难的困厄，为人类贡献出了他们非凡的才能。
我们最伟大的生理学家曾经说过：“没有任何人是注定为了成为伟人而存在的。”的确如此，最伟大的天才都是在无意之间形成的，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莎士比亚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他曾经同意在格楼贝剧院上演的本·约翰逊的悲剧《塞叶拉斯》中出演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承诺他的朋友背诵空洞无物的台词。正如蒲柏所言：“莎士比亚在自己命途多舛的境遇中成就了不朽。”在生活之初，伟人并不比其他的普通人拥有更多的灵感。他们也不过是经过了多次的尝试，有时甚至是经历了多次的失败才最终获得成功的。牛顿是由于在占星术方面遭受了失败，才转而研究自然哲学和天文学，最终名垂于世。虽然牛顿和莎士比亚一样，都淡薄于名利，但即使是伏尔泰这样伟大的怀疑者，也不得不佩服地说：“如果人类可以将伟大的天才按照他们对其所处的时代的贡献来排排队，那么艾萨克·牛顿肯定是排在最前面的。”
尽管天才有自己的定数，但是，天才更多的时候也是通过自身的辛苦劳动来实现其目标的。专注而高强度的劳动的能力是天才的要旨所在。有人甚至认为，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异不在于天赐的禀赋，而在于持之以恒和坚忍不拔的劳动。当然，如果没有创造力的火花，单单劳动本身所得一定是微乎其微的。天才不仅仅是爱劳动并持之以恒的，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还是激情主义者。在发明和发现的领域，没有激情的人将一事无成。天才总是走在其时代的前列。天才可能常常不为其时代所承认，不仅如此，天才还常常受到其所处时代的阻挠和打击。万有引力规律的发现，光的波动理论，蒸汽机的运用，进化论的发现以及现实世界中许多新的领域，关于增长和发展规律的发现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当然，天才也不都是像莎士比亚和牛顿这样是在无意之间形成的。许多天才在为世人所认识并接受他们之前就已经预见到了自己非同常人的贡献。伟大的生理学家约翰·亨特尔说：“在我死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你们都不会遇到第二个约翰·亨特尔。”但丁声称自己是诗人中的第一，并且自信地预言了自己的声望。开普勒相信，尽管他的国家不能意识到他的价值，他的发现必将为后来的时代所证实。在他的一本著作中，开普勒这样写道：“这本书不论为后代或是为我的同代人所读，都是毫无定论的；它也许在等待我们这一世纪的另一读者，他将是上帝自身在6 000年里所赐予的像我这样的另一个伟大的观察者。”伏尔泰宣称：“我们都是国王、王子，或者诗人。”在说到科利尼海军上将时，他总是小心翼翼地用插入语添上：“他和我是表兄弟。”
歌德坦率地承认，他从不接受不属于自己的任何赞扬。尽管同时代的人并不承认华兹华斯将想象力运用在了最有价值的客体上，他仍旧对后来人对他的判断力充满了信心。在不能得到同时代人承认时，具有想象力的头脑如果不是寄希望于后来人的欣赏，他们就不会拥有寄情于诗歌表达其思想的足够冲动。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伟大的人物都是其时代的产物。他们是由其所生活的时代所造就的。在他们影响其时代的同时，他们也为其所生活的时代所影响。他们的家庭环境，他们所受的教育以及抚育他们的环境，他们所处时期的政治和宗教的信仰，作用于并反映了他们的天性，直接造就了他们的人格，并且激发了他们最佳的创造力。所以，伟大的人物，就如同伟大的事业一般，都是成堆出现，并且形成一个群体的。例如，希腊的伯里克利时代就出现了这样的伟人群体。罗马的奥古斯都时代，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统治的时代，法国路易十四统治的早期也同样出现了这样的群体。伊丽莎白时代更是英国伟人辈出的时代——莎士比亚、斯宾塞、培根、约翰逊、胡克、西德尼、拉雷、霍金斯、德拉克、骚塞等等灿若繁星。查理一世统治时期，又一批伟大的名字诞生了——J·杰·勒米·泰勒、克拉伦敦、福克兰、哈维、弥尔顿、比姆，等等。
在意大利，几乎是同时出现了一批艺术家——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提香等不胜枚举。在现代的德国，又一批耀眼的伟大诗人和批评家星群出现了——歌德、莱辛、席勒、费希特、谢林。
在社会公共管理事务和慈善事业中，耐心和坚忍同样不可或缺，正如在著书立说和发明创造中它们是必备条件一样。忍耐并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消极的态度，恰恰相反，它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有的时候甚至是一种集中的力量。那些伟大的政治家就绝大部分属于具备耐心和坚忍品质的人。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林肯以及其他一些美国的政治家都以勤奋、坚毅而著名。韦伯斯特曾经宣称他从来没有一天是无所事事的，“平均起来计算的话，这50年里我每天都要工作12小时以上”，他这样对一个朋友说。
我们自己本土的政治家也是如此——其中包括伊丽莎白时代的、乔治三世时代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还有其他地区的著名政治家，尤其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家；只是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就不对他们的勤奋坚毅做过多的描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