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民国那些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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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傅斯年的教育理想和实践(5)

傅斯年还说:“我在台湾大学对学生的性品教育,只说了一句‘讲道’的话,就是‘不扯谎’。……这一项做不到,以后都做不到。这一项我确实说了又说,我以为扯谎是最不可恕的。科学家扯谎,不会有真的发现;政治家扯谎,必然有极大的害处;教育家扯谎,最无法教育人。……我所以重视这一个道理,因为做学问是为求真理的,一旦扯谎,还向哪里,用什么方法求真理去?没有智慧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学问无从进步,至于做人,是必须有互信的,一旦互相诈欺起来,还有什么办法?”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对个人而言,说谎会毁了他的一生;对社会而言,说谎会毒化整个风气。而说谎一旦形成风气,社会岂有不大乱之理?

基于这一认识,他号召同学们毕业以后,无论从事哪种职业,“包括政治在内,必须从立信做起”。

文章第三部分提倡公平,反对特权。傅斯年认为,公平的第一要义,是在法律和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如果“同罪异罚”,就会产生特权阶级。

为此,他提醒那些胡闹的人:“中国社会不是全不讲公理的。……我是决不向胡闹的人妥协的。”

傅斯年是死在台大校长岗位上的。他死后,胡适予以很高评价,并特别提到这篇文章。胡适说:“他做台大校长的时候,就说过‘一个理想的大学,应该办平淡无奇的教育’。他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自己健康起来’。就是生活改善,加强功课,同时给以正当的娱乐。第二句是‘性品教育’。就是人品、人格的教育,就是‘对人对物能立其诚’、‘不扯谎’。”胡适指出,基于对实现现代化的殷切希望,这篇文章表达了“他从青年到晚年根本的认识”,因此“他晚年的思想,值得大家注意”。

十一 检讨学校制度

1950年年底,傅斯年先后在《中央日报》和《大陆杂志》发表两篇文章:《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制度》和《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从时间上看,前者比后者早发表一个多月;从篇幅上看,前者有4000来字,后者有3万字左右;从内容上看,前者与后者的前两部分大致一样,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完善和补充。如上所述,傅斯年一直想写一本小册子,只因为太忙未能如愿。后来他为这本书取名为《大学理想》,觉得在写这本书之前,“有写一篇泛论中国学校制度的必要”,于是有这两篇文章问世。

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有识之士都会主动检讨是不是教育制度出了问题。这两篇文章是在国共两党战争已经基本结束之后写的,其反思历史教训之意图,是很明显的。

傅斯年首先回顾了学校制度的形成,指出中国教育学日本、学欧美。

他发现,在学习过程中,“因为短处容易学”,因此就出现“学德国,先学其粗横;学法国,先学其颓唐;学英国,先学其架子;学美国,先学其花钱;学日本,先学其小气”等弊病。再加上这种学习不是用心模仿,而是随便抄袭,因此就形成目前这种“杂糅”的“莫名其妙”的制度。

针对这种状况,傅斯年提出五项改革原则。

第一,由于学校制度已经成了“变相科举”,因此应该改变现在“层层过渡的教育”,让每种学校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第二,由于学校承袭了科举时代“制造游民的效能”,因此应该把这种“游民教育”,改为“能力教育”。傅斯年说:“所谓游民,有的是因为无能力而游,有的是因为‘不甘居下’而游。……所谓能力的训练,就是生产的训练,和文明社会必要的技术的训练”。

第三,由于入学就是为了一张文凭,为了所谓资格,因此应该把这种“资格教育”改为求学教育和做人教育。

第四,由于不公道是近代社会****的根源,因此应该把目前学校实行的“阶级教育”改为“机会均等教育”。

第五,由于大家对教育缺乏深入思考,因此“现在的学校颇有幻想成分,我们应当改为现实教育。”

在那篇3万字的长文中,傅斯年不仅提出改革原则,还制定了一套改革方案。接着他指出:“读者读完我前半篇,或者觉得我是一个无保留的‘计划教育’者。果然如此,我必须声明,一定是我的文章不曾写好,所以引起这个误会。我以为计划教育万万不可做得太过,太过了,使得学校无自由发展的机会,学校是不会好的。计划与不计划,必须适中,然后收效最大,毛病最少。”随后,他论述了计划与自由、理想与现实、传统与改革、技能与通材、教堂与商场等问题。

傅斯年说,所谓计划教育,固然有节约资源、目的明确等优点,但因为教育是有机体,有机体必须有自由发展的机会,否则不是流于形式,就是窒息生命。因此让学生能够享有自由发展的空间,是学校成功的最基本的原则。前不久,我在《学习时报》发表《教育的三个困境》,也提到计划教育的问题。文章说:

所谓“计划教育”,不过是借用“计划经济”的说法,因为它们都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产物。如今计划经济早已被否定,但计划教育却仍然大行其道。于是,在实行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今天,有关部门仍然要依靠统一招生、统一考试、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进度来管理教育,管理学校。这种“大一统”的计划管理体制不仅大大影响了各级各类学校独立自主办学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而且还很容易把学生培养成千人一面的标准化工具。

另外,在这种体制下,考核中小学校的主要标准是升学率。为了追求升学率,中小学只能把单纯的知识训练放在首要位置,从而剥夺了学生的其他兴趣与“和谐发展”的机会。于是有人把学校比作炼丹炉,把学生比作“考试机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近年来我们又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但由于上述“大一统”的局面没有改变,所谓素质教育也很快成为一种筹码,陷入升学竞争的旋涡,从而进一步加重了青少年的负担。

这种局面的形成,显然与管理者封闭落后的教育观念有关。

他们以为,只要通过“大一统”的模式向学校和学生施加压力,就可以“多出人才,快出人才” 。但是现代教育的奠基人杜威认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应该被动地接受一大堆知识,而应该懂得怎样从各种渠道汲取知识,并借助工具利用这些知识。基于这样的理念,他希望学校要成为引导学生认识社会的一个特殊环境,教师要以一个指导者的身份激发学生的兴趣,而不要控制他们的学习。如果学校总是让学生被动地接受教师的传授和教材的内容,什么事情也要被动地按照书本上的“标准答案”去做,那就会让学生养成盲从、呆板、不虚心、不诚实、缺乏负责心和判断力的习惯。其结果,很可能是一事当前,只知揣摩别人的想法,却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对于****社会是满意的,但是却不利于公民的培养,与民主社会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

这正如傅斯年所说:“人是不应成为木头人的。若一切教育都是为了技能,所造出的人将是些死板不能自己长进的机器,则不久以后,技能随时代进步,便要落伍了,人成废物了,所以‘通材’这个观念,在教育上是不与技术平等重视的。”看看傅斯年当年的说法,再回顾一下50多年来中国教育所走的计划教育和专才教育之路,不能不令人扼腕长叹。

十二 归骨于田横之岛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出席了蒋梦麟召集的讨论农业教育的会议之后,又赶往省议会厅,列席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那天回答议员质询的主角是教育厅长陈雪屏,但是傅斯年出于对民主的尊重,也主动回答了议员们的问题。当议员郭国基质询有关台湾大学的两个问题时,傅斯年再次登台进行解释,并简单介绍了自己的办学原则和理想。傅斯年回答问题后,高血压病突然发作。当他面容苍白,步履缓慢地回到座位时,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不久会议结束,副议长李万居下来与傅握手时才发现他手指冰凉,已经不行了。傅斯年病危的消息传出,使台湾各界人士深感震惊。******闻讯后,立即指示陈诚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并要求半个小时向他汇报一次。尽管如此,傅斯年还是于当晚11时23分逝世。

据说事情发生后,李万居副议长曾向新闻记者宣布,傅校长于20日夜间“弃世”。由于口音问题,有记者把“弃世”听成“气死”。于是传出傅斯年在省议会被议员郭国基气死的消息。第二天上午,台湾大学两百多名学生手持“痛失良师”标语,到省参议会请愿,要求郭国基说明情况。

郭见势不妙,从后门溜走。在人越聚越多的情况下,李万居和教育厅长陈雪屏只得出面解释,警察也前来维持秩序,再加上台湾大学训导长赶来劝导,学生才撤回学校。

傅斯年其实是累死的。如前所述,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长时,美国医生就有不能过分劳累、千万不能担任行政工作的嘱咐。但是上任后,却总是校务缠身,不能有片刻安宁。傅斯年曾不止一次对人说,台湾大学校长工作之繁忙,一般人是想象不到的。校长的职业是不可羡慕的。就在去世前几天,他还对朱家骅说:“你把我害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当时朱以为他只是感觉辛苦而出此话,没想到很快竟成无法补偿的谶语。

傅斯年逝世的噩耗传来后,台湾大学许多师生泣不成声,大家沉浸在悲痛之中。为了悼念校长,该校决定停课一天,并下半旗致哀。12月31日,傅斯年追悼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举行,******亲临追悼会致祭,参加者五千余人。台大师生挽联曰:“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此外,蒋梦麟用“学府痛师道,举国惜大才”的挽联表示哀悼;罗家伦用“纵横天岸马,俊逸人中龙”的诗句表示钦佩;朱家骅则在文章中写道:“孟真为人,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如骏马之奔腾,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因此,有人目他为狂,也有人说他是狷。狂也好,狷也好,正是他过人之处。唯其狂,所以富于情感,笃于友谊。唯其狷,所以办事能坚持主张,确守职责,为要贯彻他的主张,完成他的职责,他常常能力排群议,独行其是。”

傅斯年去世前,曾为朋友题写过“归骨于田横之岛”的横幅,这也表达了他献身于台湾教育事业的决心。为了纪念傅斯年校长,台湾大学特地在实验植物园建造一座罗马式纪念亭,亭中砌长方形墓一座,墓前立有无字碑,修有喷水池。园中有兵工署捐赠的一口纪念钟,上面铸着“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个大字。1951年12月20日是傅斯年逝世一周年祭日,台湾大学新任校长钱思亮主持仪式,将傅斯年的骨灰安葬在纪念亭的大理石墓中。从此,人们把这个地方称为“傅园”,把那口纪念钟称为“傅钟”。每当傅钟响起的时候,总会激起大家的怀念,鞭策着人们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