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有勇气的人，总是利用强制性的孤立办法来迫使自己完成非常重要的工作。正是在孤立的状况中，人们追求精神完美的激情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往往只有当一个人处于精力极为集中的孤立状态时，他们的心灵才会与自我进行对话。但是，一个人能否在孤立状态中有所收获，主要取决于个人的性情、所接受的训练和品格。对于一个气度恢弘的人来说，孤立状况会使他纯洁的心灵更为纯洁，而对于一个心胸狭隘的人来说，孤立状况只会使他冷酷的心灵更加冷酷无情。因为，孤立状态不但能成为崇高精神的守护神，而且也能给那些气量狭小的人带来巨大的精神折磨。
在监狱里，波伊休写出了《哲学的安慰》，同样是在监狱里，格劳秀斯写成了《评圣徒马太》。布坎南被关在一所葡萄牙修道院的单人牢房时，创造出了悦耳动听的《赞美诗片断》。康帕内拉是一位具有爱国心的意大利修道士，由于他被怀疑犯有叛逆罪，被监禁在那不勒斯的地牢里，长达27年。在这期间，他被剥夺了享受阳光的权利，但是他却寻求了更高层次的光明，他利用在地牢里长足的“休闲时间”创作了《太阳城》，后来，这本书一再重印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罗利在塔楼上被关押了13年，在此期间，他写成了《世界历史》。路德被关押在瓦特堡城堡时，他坚持翻译《圣经》，并写出了在德国广为流传的战略策略。
班扬之所以写出了被麦考莱称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寓言”的作品，或许要归因于他漫长的监狱生活。约翰·班扬被关押在贝德福德监狱长达12年，在身陷囹圄期间，他被逼无奈地只能通过冥思苦想来发泄自己的激情，于是他写成了《天路历程》、《天恩无处不在》和《圣战》。然而事实上，在班扬获得了行动自由之后，他的写作生涯也就最终结束了。
有一次，一位贵格会教徒来拜访班扬，并且给他带来了“上帝的口信”。当班扬得知这位教徒为了找到自己，遍访了英国半数的监狱，于是，班扬回答道：“上帝知道我已经在贝德福德监狱度过了整整7个春秋，因此，如果你真是上帝派来的，那么你找我就不用这么费劲了。”
在班扬生活的那个时代，任何一个政党都有权利将异己分子送进监狱。班扬是在查尔斯二世统治时期，被关进监狱的，但是，在查尔斯一世统治时期，像班扬这样杰出的囚犯，难以用数字来衡量。这其中，便有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约翰·艾略特勋爵、汉普登、普林。普林不仅被戴上颈手枷示众，而且被割掉了耳朵。普林先后被关押于伦敦塔、蒙特奥格尔、邓斯特尔城堡、唐顿城堡和佩顿尼斯城堡。后来，普林因满怀激情地为复辟王朝辩护，而被查尔斯二世任命为档案记录员。有人统计，普林从成年到去世这段时期，他每天创作、汇编和出版的著作不计其数，可谓是当时最为多产的“狱中作家”。而且，普林的著作非常有价值，他的著作总是被人盗用，然后获取丰厚的暴利。埃利奥特在伦敦塔受到了严格的监控，但是他却创作出了《人类的君主政体》的巨著。诗人乔治·威瑟尔，是查尔斯一世时期的囚犯，在他被关押在马夏尔西监狱时期，写出了著名的《对国王的讽刺》。并且在复辟时期，他再一次被关入新兴门监狱，尔后又被转入伦敦塔，他却笔耕不辍，创作了许多有价值的作品。
共和政体时期，也关押了一些著作颇丰的作家。威廉·达文兰德勋爵因其对君主的忠诚，曾一度被关押在考斯城堡，然而，他却在狱中写成了脍炙人口的诗篇《龚迪伯特》。后来，在弥尔顿的周旋下，达文兰德才得以保全性命。达文兰德在有生之年，便还清了弥尔顿的人情债，即在查尔斯得以再次掌权时，他也拼死救出了弥尔顿。保王党成员、诗人洛夫莱斯，被光头党人关进了监狱，在交纳了数目巨大的保释金后，他才得以从牢房中释放出来。尽管洛夫莱斯为了斯图亚特王朝历尽了苦难和丧失了一切，但是在王朝复辟时期，他却完全被人遗忘了，最后在极度的贫困中死去。
除了威瑟尔和班扬以外，查尔斯二世还关押了巴克斯特、哈灵顿、潘恩等人。这些被关在狱中的人，无一例外地都以写作来聊以自慰。在高等法院的监狱里，巴克斯特完成了他的名作《生活与时代》的部分手稿。潘恩在被关押在伦敦塔时期，创作了《没有荆棘就没有王冠》。在女王安娜统治时期，马修·普赖尔因被人捏造叛逆罪而被监禁了两年，在这期间，他写出了《阿尔玛和灵魂的进步》。
笛福曾经三次被戴上颈手枷示众，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狱中度过的。在狱中，他创作了《鲁滨孙漂流记》和其他许多有名的政治性小册子。除此之外，他还写了《被颈手枷者的赞美诗》，修改并出版了许多大部头著作。与此同时，他还推出了《观察》杂志，为杂志领域的开辟作出了先驱性的贡献。此后，在《观察》的引领下，先后涌现了《闲谈》、《向导》和《探索》等等杂志。笛福在从事其他各种著述的同时，一个人写成了102期的《观察》杂志，总共有四开本九大卷。斯莫利特因诽谤罪被捕入狱后，在狱中他创作了《兰斯洛特·格列威斯勋爵》。詹姆斯·蒙哥马利被关押在约克城堡时，创作了第一本诗集。立宪主义者托马斯·库珀，在被关押在斯达福德监狱时，创作了《自杀者的炼狱》。
我们在上面提到的这些人，都曾遭到了法律的惩罚，在平常人看来，他们似乎是生活中的失败者，至少也是一时的失败者，然而，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失败者，而是绝对意义上的成功者。许多表面看来在生活中已经完全失败的人，却往往比那些从未受到过任何困难的人，在人类史上留下了更为强有力的更深远的影响。一个人的品格，并不取决于他的努力在当时是获得了成功还是招致了失败。一个殉道者为坚持真理而遭受了苦难，如果通过他的牺牲获得了光彩，那么，他就绝不是一个失败者。
在《罗伯逊的生平与书信》中，记载道：“几年前，我从报纸上读到了一句这样的话，即天堂是为那些在尘世中遭到失败的人创造的。当时，这句思想意境极为丰富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句话以基督教教义说明了，那些表面上失败的人其实并非真正的失败者。同时，这种意境也是我长期苦苦寻求而不得的人生取向。因此，那些为了自己的事业倒在血泊中的爱国者，也许能够因此而加快胜利的到来。那些伟大运动的先驱们，往往为后来者杀开了一条血路，同时，后来者会跨过他们的尸体走向胜利。正义事业的胜利或许姗姗来迟，但是，一旦它们真的来临，不仅要归功于那些取得最终胜利的后来者，而且还要归功于那些率先作出了努力而招致了失败的人。”
正如优秀人物的生活能给人们树立榜样一样，那些作出伟大牺牲的人也给人们作出了榜样。一个伟大的举动，不会因为实施者生命的终结而消失，它将在后继者们接下来的行动中继续生存和成长，也将永远存活在人们的记忆中。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就是对于一些伟人，只有当他们的生命终结的时候，他们才开始真正诞生。
那些为了宗教事业、科学事业和追求真理而饱经苦难的人们，会受到人类的极度尊敬和崇拜，虽然他们的生命已经死亡，但是他们追求的真理将永垂千古、永葆青春。他们似乎已经失败，但是他们最终取得了胜利。他们或许被关进了监狱，但是监狱的城墙禁闭不了他们的思想，并且他们已经使得迫害者的权力落空。洛夫莱斯曾在狱中写道：“石墙构不成监狱，铁栅围不成牢笼。无罪的心自在安宁，此处僻静正好修行。”在1848年，有位作家在《大众政治学》写道：“并不是所有那些似乎失败的人都已真正失败，也并不是所有那些失败者的工作都白做了，因为我们的任何行动都会产生多种结果，只要我们的动机纯正而又平凡，那么，随着历史的沉淀，最后都将水落石出，也终将得到‘昭雪’，重获胜利。善良和智慧的人，从来不言失败，他们总是播下心中的种子，有时虽也撒到路边，这个时候鸟儿也会来掠夺，然而鸟儿得到喂养后，它们却可能将种子带到遥远的地方，等到有一天，他们终将获得丰收。
弥尔顿说：“谁最能忍受苦难，谁的能力也就最强。”基于责任的感召，许多伟大人物都是在苦难考验和困境中，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他们总是乘风破浪、顽强拼搏，有时到达岸边时已筋疲力尽，甚至没来得及爬到沙滩便已断气。但是，他们矢志不渝地向着自己的职责，虽然冒着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他们时常感到职责所在、死而无憾。对于这样的人，死亡已经显得苍白无力，他们的可贵精神将永世长存，并永远安慰、净化和祝福人类。歌德曾说道：“生活对于我们任何人来说，都是苦难。除了命运以外，谁还有权利找我们算账呢？我们不要谴责那些已经去世了的人们，因此，活着的人们应该计较的不是他们在哪些方面招致了失败，不是他们经受了哪些苦难，而是他们做了哪些事情。”
逆境是品格的试金石。因此，使人经受考验并从中受益的不是舒适和安逸，而是磨难和困境。正如一些香草需要被捣碎后，才能散发出醉人的芳香，有些人也需要通过苦难的磨炼，才能唤醒他们的优秀品格。因此，磨难往往会扯下一个人品行的假面具，揭示隐藏在其内心深处的美德。即便那些貌似无用和胸无大志的人，一旦置身于困境和需要担负责任时，他们也会展现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品格力量，以前我们见到的只是这些人的柔顺和自我放纵，然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却是他们身上奔涌而出的力量、生机和自我克制。
正如没有哪一种幸运不能转化为不幸一样，同样，也没有哪一件苦难不能转化为幸福。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总是形影不离，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完美的幸福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能够得到，那生活也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在所有祝福中，最为虚伪的便是舒适和安逸，然而，那些困境甚至是失败，往往是生活中的良师益友。汉弗莱·戴维爵士曾经说道：“即使在个人生活中，过于幸福要么会损坏人的道德品质，使人行为堕落，陷入苦难的结局；要么会引起别人的嫉妒、诽谤和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