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说话还是写文章，韩寒都承认自己习惯消解权威。他说在他心中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权威：“我不相信权威，我相信大家一样是人类，你他妈再权威，我给你发个妞，你他妈都一样。有些话说出来可能会忽悠一大批人，但对我没有作用。”
韩寒对所谓权威的不感冒，最最型的一个例子是对鲁迅老爷子的不以为然。尽管梁文道和路金波说韩寒将会是下一个鲁迅，但韩寒似乎并没把鲁迅当一回事儿。他认为“其实鲁迅是一个待定的人物，在我心里地位没那么高，很多历史人物的地位在我心中都待定，任何一个作者都不想成为下一个谁，他们只是打了个比方，我很感谢他们的赞扬，但我只想做自己。”
鲁迅的账韩寒都敢不买，不用说，其他各种大师、专家、学者、明星、大腕自然更不在话下。迄今为止，已有包括巴金、茅盾、冰心、徐志摩、林徽因、王蒙、余秋雨、白烨、陆天明、陆川、高晓声、沈浩波、陈逸飞、陈凯歌、张艺谋、赵本山、谈歌、郑彦英等人在内的众多社会知名人士，曾经被韩寒或批评或“调戏”过。
韩寒所挑战的知识文化界权威人士虽然众多，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文学批评界的学院知识分子的批评，以及对中国现代、当代作家的批评。
早在跟白烨教授开掐以前好几年，在散文集《通稿2003》中，韩寒就曾对文学批评界进行过辛辣的讽刺和批评。在《语文的问题》中，他戏言：“在文学上，学历越高，看的书越多，到最后能做的只能是个文学评论家。”在《专家的问题》中，韩寒有一段颇体现出他观察力和概括能力的文字，现抄录部分如下：
最后要总结一下这些人在台上如何才能分辨出来：答非所问；没有一个问题能在二十句话内解决；不论什么东西最后都要引到自己研究的领域中去，哪怕****之类的问题也是；穿西装；……对无论什么东西都要分成几个方面去说，哪怕说的是一个道理；常备几个自以为很生动的比喻，并且有机会就用上去，有时候甚至用迷糊了在同一场合连用两次；在否定一样东西前一定要肯定一下；在他们回答问题回答到一半的时候问他们记不记得刚才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八成不记得了；都具备在没有看过一样作品的情况下评论它的本领，并且头头是道；……被逼到没辙的时候总拿自己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作为比别人强的本钱，但不能解释像他这样的学术权威为什么没有被打倒；被打倒的一定要让人知道自己曾经被打倒；总结性的话都能在死掉的人写的书里找到……
抛去韩寒文字中涉及个人恩怨的讽刺调侃，他的这段概括，确实很在行地指出了当今文学批评界中一部分学者言论中所存在文风浮夸矫饰、言不及义的问题。
韩寒入选“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后，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女教授刘禾（LydiaLiu，）曾在《时代》周刊上以消费主义的大帽子贬低韩寒的价值。韩寒对此回应说：“我不认为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看过我的文章，这点上国内外的教授都是有一拼的。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他们有一个万能的句式可以套，这些句式看上去都比较有道理，比较深刻，但其实是一个白搭而已，他可以把其中‘韩寒’两个字换成任何人，这点他忽悠他的博士学生们可以，忽悠我还嫩了点。”批评的也是类似的套话问题。
这种状况，就中国学术界的独特背景而言（严格地说刘禾也是中国学者），很大程度上与学院知识分子受体制内身份限制，在学风上故意隐约其辞有关，也与官本位背景下部分学人浮躁功利的心态有关。韩寒说：“中国文学没有起色的很大原因是有这些做事说话极其不负责任但又装出一副很诲人不倦的样子的人长期占据文学评论的权威位置。”确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与韩寒对文学批评界浮夸矫饰、言不及义的文风批评的立足点相一致，韩寒对于现代、当代作家的批判也主要着眼于文人品格风骨的缺失，强调现当代作家缺乏独立性的政治化写作一面。
在《大师们，我等无条件臣服于你》中，韩寒提出：作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作品的情怀，作品的文采和说真话，而“巴金老舍茅盾冰心这四位作家，在中国的政治文学体系里，往往是打包在一起的”，这种体系让这些作家“失去才华”，失去“独特风格”。
与对巴金等老作家的批评形成对比的，是韩寒对先秦诸子的肯定：“在中国的古代，产生了一堆的子，……他们的意义不在于他们说的足够好，而在于他们说的足够多”。韩寒对于“巴老茅冰”的指责，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潜台词是批评当下作家为各种原因所束缚，不敢或不能进行独立人格的写作。在《伺候舒服为止》中，韩寒干脆说：“文学往往是政治的**，……作家里干这行的太多了”，干脆直接指斥一些当代作家的帮闲性。
作为一个以大胆直言闻名，并因此受到公众舆论爱戴的体制外自由作家，韩寒最看不上的是某些作家的噤若寒蝉或胡言乱语。
2008年秋韩寒与多位体制内作协主席大战期间，韩寒曾用讽刺的笔触道：“中国作协应该有百多个主席，平时赋闲，你突然给他们整个事，从活动筋骨和延年益体上来说都有很大的意义，而且事实证明，平时一直讲究领悟各种会议精神的老同志们还是不错的”，他们很善于“领悟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该怎么写写到哪种程度。”其中还特别回敬攻击韩寒父母的郑彦英说：“我不敢说自己是作家，但如果真的以作家论，你是要比我低级的，因为你是国家豢养的。假若税收的取支都是在一个领域内，那就是我交给国家的税发了你的工资。所以说，我是你的衣食父母，你怎能写文章说你爷爷奶奶不好呢。”
韩寒对于部分作协作家持批评态度的立论基础之一，是作家的职责之一就是保持异议。他说，“当局其实就应该是物业公司，人民就是业主。如果作家们不用当局费心，甚至很讨当局欢心，那一定是有问题的”。
很显然，韩寒在《三重门》出版后，一度脱离写作、转向赛车，是跟他对知识文化界的失望有关系的。经历过反右、文革等运动，士林之摧折的确是超乎我们想象的，相对于清流、东林党人一类的先辈，当代中国在总体上表现得毫无气节可言的知识分子，的确挺让人看不起的。
韩寒对于文化权威的看法，被当成韩寒反智的一个例证。这是一种偷换概念，反对部分知识分子和反文化，并不是一回事儿。从韩寒的种种言论来看，韩寒所反对的是那些一身媚骨、不学无术的假文化人，对于那些有骨气有底蕴的真正的文化人，例如梁实秋、殷海光、钱钟书、李敖、王朔……韩寒在内心深处还是很敬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