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最着急的是鲁文聪，他儿次到二纵队司令部请求尽快派人，但因为种种原因，迟迟没有结果，有人答复是暂时抽不出人，实际上是不太信任鲁文聪的部队，认为素质太差，成分复杂，大部分是商人、马帮等私人武装拼凑起来的，怕不好领导。车佛南又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交通闭塞，气候炎热，医疗卫生条件差，各种地方病广泛流行，人们都害怕去，在这种情况下要派人去，派谁去一时定不下来。
鲁文聪整天到司令部磨嘴皮，几次声称，他前两次派人请共产党都没能请到，车佛南的局势一天比一天难以控制。自己队伍内部无法统领，敌人却时常来骚扰。最后他说：“如果共产党真的不派人去领导，我也就不回车佛南去了。”二纵队司令部见鲁文聪态度坚决，请求非常诚恳，再则，二纵队党委早就按省工委的指示精神，准备挺进车佛南开辟工作，只是各方面条件不太成熟，现在鲁文聪、召存信亲自来请，何不趁此机会派人前去呢？于是，6月底决定派邹垲夫同志作为二纵队政治代表到车佛南。
九、垲夫受命
邹垲夫，原名陈垲，号公衡，云南大理凤仪县人。30年代初在家乡凤仪读中学，开始接触新文化思想的熏陶，喜欢读太阳社的《太阳月刊》及郭沫若、茅盾等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作品，特别喜爱蒋光慈写的《少年漂泊者》。初中毕业后考入大理中学读高中，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而后到昆明，在本家同宗堂兄陈天义引荐下，进入滇军，在滇军第三旅旅长安恩甫手下当文书。
1937年“七·七事变”后，安恩甫所率第三旅编为60军，即日开拔抗日前线。邹垲夫在大哥陈垲的支持下，报考龙云在云南昆明开办的一个政治训练班，政训班毕业后参加了新组建的滇军58军，继而转战湘、鄂、赣一带抗击日寇达5年之久。
后因向往延安，并趁到西安学习之机，奔赴延安，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关进西安劳动营，在狱中结识了****党员陈毅书、田耘、吴甫生等人。由田耘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获释出狱，被党组织派回云南工作，曾任云南人民自卫军五支队政委、七支队副政委、思普军政干校行干班教导员。
二纵队司令员刘宝煊（李伯雄）和政治部主任卓孟晋就他们所掌握的车佛南方面的情况，向邹垲夫作了详细介绍。邹垲夫听完介绍，深感前路艰险，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鼓舞着他，他没有退却，也不打算退却，他唯一的要求是：“司令员，请再给我几个同志，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也好有个商量的地方。”纵队司令员一分钟都没有犹豫，“要谁，你点将吧！”、“余松同志、照鹿合同志、贺力同志”，邹垲夫听司令员叫他自己“点将”，一口气提了3个同志。
“谈谈你的想法，为什么要抽这几个同志。”刘司令笑笑说。
邹垲夫想了想说：“这几个同志都是我们七支队的，我们彼此比较熟悉。余松同志人灵活，工作能力比较强，可以协助我抓全面工作；照鹿合同志对后勤工作比较熟悉，去管后勤；贺力同志活泼开朗，搞文娱宣传，组织发动群众等工作很需要。”
“好哇”，刘司令听完邹垲夫同志的陈述，高兴地说道，“想得周道，到底是干政委出身的，怪不得张华俊同志力主派你去，是个将才哟！卓主任，你负责通知其他3个同志，好好准备一下，后天一早出发。”
准备时间只有一天上午，邹垲夫把余松、照鹿合、贺力3个同志叫到一块，洋细交待了此去任务的方方面面，大家听后都说：有政委在，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而后他就独自找鲁文聪去了。
下午，司令部通知邹垲夫、余松、照鹿合、贺力连同鲁文聪等到司令部接受任务。政治部主任代表司令部交待了三项任务：第一、经二纵队党委同意接收鲁文聪领导的反蒋革命武装，原“普光支队”番号取消，改为“云南人民自卫军第二纵队车佛南支队”，任命鲁文聪为支队长，黄应文、朱宝元为副支队长，朱宝元不再担任政委，支队不再设政治部主任一职，邹垲夫等同志是我党派到车佛南地区的政治代表，邹垲夫同志担任支队党代表。司令部、政治部还专门写了一份正式派令（任命书），派令上盖有二纵队司令部的印章，还有司令员刘宝煊、副司令员余卫民、罗正明，政委赵文，政治部主任卓孟晋的签名。第二项任务是：立即着手对部队分批分期进行整训。第三项任务是尽快与澜沧的邱秉经同志取得联系，全力协助他争取同93师在乡军人进行谈判。
任务刚布置完毕，二纵队参谋长彭光领着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走了进来，“同志们，我来介绍一下”他指着站在身旁的小伙子说：“这位是我们二纵队参谋处的联络参谋李严同志，纵队司令部决定派他跟邹垲夫同志一同到车佛南去，今后你们与总部的联络就由李严同志负责。”
邹垲夫、余松等同志带着党的嘱托，肩负着人民的期望，从宁洱出发时已经是1949年6月下旬。
十、途 中
六月天，娃娃脸，有时一天变三变，有时一连几天阴雨绵绵，满天乌云，遍地泥泞。路边的每一片树叶都像是在哭泣，在流泪。远处的山峰在雨幕中隐隐约约，分不出轮郭。透过雨帘，随处可见披着棕色蓑衣头戴篾斗笠的农民在雨雾中劳作。邹垲夫、余松、鲁文聪一行20余人也同农民一样，每人披一件蓑衣，穿过田埂，爬上山梁，不一会就消逝在茫茫林海之间。
一路上，邹垲夫和鲁文聪走在一起，同住一处。邹垲夫经常向鲁文聪询问车佛南的情况。鲁文聪说：“邹代表没到过西双版纳，其实那里有许多古朴民风，比我们内地更吸引人。我从小生长普洱凤阳，18岁还在念初中，但家境越来越贫寒，父母实在拿不出学费供我读书，我自己也没有多少心肠读书，回家来砍柴卖，找几个零花钱。正好那年我有一个亲堂哥从佛海回家乡探亲。我知道他在佛海帮人做些零工，就跑去问他：‘佛海那边有什么话计做？’他说：‘活计到是有，那边内地人也多，你又有文化，可以去闯闯。不过就是气候太热，让人受不了，蚊子又多，还会打摆子。’我说：‘气候热我不怕，病也不怕，我身体好，抵抗力强。’就这样，我跟堂哥到了佛海，一住就是十四、五年了。”
邹垲夫说：“你18岁到佛海，住了十四、五年，那你今年有30多岁了？”鲁文聪说：“是的，今年32岁”邹垲夫又说：“那你是属蛇的？”鲁文聪说：“是的”。邹垲夫说：“我是属龙的，我们龙蛇是一家，同一类，只是我比你大一岁。”鲁文聪爽朗地说：“你属龙我属蛇，我要称你邹大哥。”邹垲夫笑笑说：“年龄上我是你邹大哥，你是我的鲁老弟，在革命队伍里，我们都是同志。”
鲁文聪拉着邹垲夫的手说：“邹大哥，邹同志，你尽管放心，我鲁文聪从来是说一不二，我是看准了你们是好人，千方百计把你们请来，我们就是生死相依的兄弟，今后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邹垲夫也激动地紧紧握住鲁文聪的双手：“谢谢你，我的好兄弟，前面的路还很长，只要有你这句话，大哥我就放心了！”
“听你口音不像是思普区人。”鲁文聪说。
“我是大理凤仪人。”
“我真是佩服你们共产党人，离乡背井，明知山有虎还要向虎山行。”
“你不也一样吗？一个人跑到傣族地方，做了傣族姑爷不算，还当上了司令。”
“邹大哥笑话我了，草寇一帮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没有你们来帮我，我真的不想回去了。”
“其实我觉得你还是很不错的，主动寻求共产党的领导。”邹垲夫说着，又继续问起有关西双版纳的情况，从政治经济情况到风土人情，都详细作了询问。鲁文聪就其所知，一一作了回答。几天的行程，大家边走边谈边问。脚下的路越走越长，邹垲夫等五位西双版纳的新客人，所了解到的知识也越来越多。
第五天，终于来到鲁文聪的家——小勐养。
天开始放晴，大队人马来到坝子边，从山梁上就可以看到宽阔的勐养坝子，大家心情一下子好起来。“啊！到家罗！到家啰！”小伙子们高兴地脱下蓑衣，兴致勃勃地朝着坝子中间跑去……。
当天下午，驻勐养的宣慰官亲刀定国摆出丰盛的晚餐招待鲁文聪请来的客人。邹垲夫、余松、贺力、照鹿合、李严几个同志第一次吃到傣家风味的饭菜，都觉得特别香甜。开始还不太习惯用手抓糯米饭，鲁文聪一一地指点着。刀定国还专门派人打来几斤好酒，一个劲地劝邹代表他们多喝几盅。
饭后，邹垲夫叫照鹿合照价付钱。鲁文聪一听马上说：“不用，不用，在我大舅哥家就像在我家一样”。接着他把刀定国如何支持他组织革命队伍，在勐养建立反蒋武装，初期出钱帮助买枪，动员青壮年参加打“贺浪广”（傣族人民对在乡军人的称呼）等情况简单向邹垲夫等同志作了介绍。邹垲夫激动地拉着刀定国的手说：“召勐养，非常感谢你积极支持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后，共产党一定不会忘记你的！”
在小勐养休息了一天就向车里进发。翻过三达山，隐隐约约看得到山脚下有一块大平坝。随行的士兵指点着说，这就是车里坝，澜沧江就在山脚下，江那边是车里县城。听说快到目的地，又看见大平坝，队伍里顿时活跃起来，有人大声唱起了二纵队党代表们路上才教唱的歌，脚步不知不觉加快了，甚至顾不得坡陡路烂，连走带滑地下了山。
十一、走进车里街
被傣族人民称为“大象之河”的澜沧江就在面前。江两岸都是茂密的竹林，洪水刚上涨，江面上泛着很多白沫，湍急的江水一个旋涡套着另一个兵涡。江边沙滩兵上气候灼热，队伍在岸边竹蓬下稍事休息，鲁文聪按事先约定的联络暗号，叫通讯员仲以信对天鸣了3枪，两长一短。不一会儿，江对岸也鸣了3枪，两短一长。枪声响过不久，江对岸便划过来一支大竹筏。那竹筏是用许多又粗又长的竹子扎成的，上面横竖架了一些木板。邹垲夫、鲁文聪他们一行二三十人，两匹马站上去并不觉得拥挤，再看脚底下，几十根大竹子几乎沉没在水中，而架在上面的木板却稳稳当当地把这许多承载物托起。3个船夫，都是傣家汉子，一人掌舵，两人前后划船；岸边撑杆，江中打浆，动作娴熟，敏捷。竹筏从上游向下游斜冲过去，大约一刻功夫，就靠上了江南岸。
上了岸，余松说：“快进城了，队伍应该整齐一些，有点革命气概！”大家都说：“好！”并推举余松带队，余松也就不推辞。他叫大家整理好行装，集合排好队，准备唱着歌，喊着口号进城、过街。路上，大家都学会唱《人民军队真正好》等好几支歌。走到曼允村寨附近，看到道路逐渐开阔起来，两旁的黑心树排列整齐，夕阳的余辉把高大的椰子树影拉得老长老长；袅袅的炊烟飘过之处有几栋小洋楼时隐时现，使人觉得好像是进入了城郊。余松兴致勃勃地问战士们：“格是要进城了？”回答说：“还在城外，不过很快就到了！”余松想，街子可能还不小哩。走不到两百步，他看看两边都是矮小的茅草房，行人也没有几个，不像是街。他想等到大街上人多处再喊口号、唱歌。谁知又往前走了几十步，到了一间木柱瓦房顶的街棚样的房子前队伍就自动解散了。士兵们忙着卸下枪，放下背包席地而坐。有几头瘦骨丁当的猪见有人进棚子里来，它们不得不懒洋洋地挪了一下窝，对这些不速之客赐予不屑一顾的哼哼，鲁文聪说：“到了，到了！”便张罗住处去了。余松有些纳闷，他问，“街子在哪里？”士兵兵们指着背后说，“那就是街子，刚才过来的。”大家都埋怨余松刚才过街为啥不喊口号，也不指挥大家唱支歌。余松想想，觉得有点委屈，又好笑，又扫兴，“唉——”。
住处安排好后，邹垲夫他们趁天色未晚，到附近走走看看，原来车里并没有城，也没有街，就是勉强称得上路的一条宽约10余公尺长不过200米的沙石路两旁，有四五十间歪歪斜斜的茅草房，低矮破旧，房子周围随处可见猪鸡掏挖拱啄成的灰土坑。遍地猪屎牛粪。居住在“街子”上的城镇居民总共也不过三四百人，主要是旧县政府的职员和勤杂人员的家属，以及为他们解决吃、穿、用品的小商贩。其中有两三家草房，更大些的是提供来往马帮住宿的马店。街上几个商贩摆点纸烟、火柴、香皂、肥皂、牙刷、牙膏、毛巾以及奎宁、阿托品、头痛粉、十滴水、避蚊油，还有手电筒、电池、马灯、衣帽等杂货。大多是外国货，只有盐巴、针线、布匹、笔墨等是从内地运来的本国货。街上冷冷清清，居民大多面黄肌瘦，吹大烟的不少，晚上过街，随处都可闻到一股股弥漫在燥热的空气中的鸦片烟味。问他们为什么要吹大烟？他们说“这些地方瘴气太毒，着了瘴毒是很难医治的。吹大烟可避瘴毒，所以就吹了。”
街上也有几间小瓦房，除邹垲夫他们刚才歇脚的那个街棚外，还有一个旧税务所是瓦顶的。进“城”时看到的那几间用鹅蛋样大的鹅卵石砌成的小洋房，原来是法国人主持的基督教会办的一所小学校、一个医疗站和一个小教堂，还有一栋宿舍。传教士早已走光，房屋也都空着。街对面是旧县衙门——县政府，四周有围墙，里面倒也宽敞，前后三层庭院。走进第一道大门，中间是可容纳百十人的审判厅和传达室、收发室，两侧是县衙警卫住房和监所；中层中间是一座走马转阁式的办公楼，两侧，一边是会议室，一边是仓库；后层，中间是个小四合院的宿舍，一边是厨房、畜厩等。小四合院中间点缀有水池、花草之类。房屋全是砖木结构，只是破旧些，板壁和木头护栏上的猪肝色油漆已经开始脱壳。这算是车里唯一的一栋大楼了。
邹垲夫像是想起什么，问鲁文聪，“宣慰街在什么地方，我们能不能去看看？”
鲁文聪说：“离这儿大约有10多里地。要去也只有明天。不过，我想还是不去算了，那边情况有些复杂，国民党参谋团有部分人在那里，召存信不在，去了怕惹麻烦。”
“那就以后再去。”邹垲夫转而问道“街子周围都有哪些村寨？”
“有几个寨子，我们可以去走走。”
街子的东南面是曼景兰、曼厅寨；东北面是曼允和曼蚌囡寨，离“街”不过半里之遥。住房全都是草顶小竹楼，只有每个村寨都有的佛寺才是瓦顶砖木结构，三合土的地面，柱石房基和整个建筑都比较牢固。傣族农民的衣着多是古老而破旧的。男的多穿黑色或橙色对襟衣、大筒裤；女子多穿蓝色和白色长袖紧身蝴蝶衣，粗布大统裙，小姑娘好像穿着外国买来的细花布统裙。寨子周围，尽是一人多高的杂草或野芭蕉。苍蝇蚊子多得像刚离巢的蜂子。太阳才偏西，蚊子就一群群向人的脸上扑来，把人包围起来。每天一到黄昏，家家户户急急忙忙关好鸡猪，大呼小叫把娃娃找回家。怕什么？俗话说：“黄昏豹子半夜贼”，傍晚近黄昏，小草豹经常到寨子周围荒草丛中搜寻食物，哪家猪鸡关慢了，哪家小孩贪玩迟迟不归家，都有可能被豹子叼去，半夜三更起夜不必提防小偷而要注意更凶猛的野兽伤人。
那天夜里，余松迟迟没有入睡，一个人悄悄走出旧县衙门的小天井。天黑沉沉的，四周没有一丝亮光。他心潮起伏，吟诵了一首短诗：
一座旧衙门，
半条草皮街。
两行黑心树，
三栋小洋楼。
堂上一声吼，
全城居民悉。
边陲瘴疬地，
天黄人亦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