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关于“两脚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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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难以解开的“中国结”

晚清史是痛史,最痛莫过于海军。中国人积几十年之力,花了无数银两堆出来最为现代化的七彩楼阁,一碎于甲申(1884),再毁于甲午(1894)。两次大战,我们居然连敌人的一只船舰也没能击沉。而我们花大价钱从外国买来的军舰,沉海的沉海,搁浅的搁浅,被俘的被俘,连基地、船坞、炮台也统统灰飞烟灭。前者输给老师辈的法国人,倒也罢,后者居然输给了和自家一同起步,装备在伯仲间的日本,而且输得很惨,连一丁点可以遮羞的布头也没有剩下。害得李鸿章去马关谈判,连可以还价的东西也没有,幸好谈判期间中了浪人一枪,勉强可以拿来说事儿。当我是个中学生的时候,每当读到这段历史,总是让人又憋气又窝火,久久难以释然。

姜鸣先生治近代海军史的事情,很久以前就听说了,不过那时我还在黑龙江的山沟里,没有福气看到成书。去年三联重出修订版,这才有机会一睹真容。姜鸣先生的主业是证券,在业内已经颇有名气,历史工地上的操作只是业余爱好,然而却操练得令我们这些号称专门治史的人汗颜。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都是一部专业到了家的史学著作,一板一眼,规规矩矩。客观地说,作者的功力,我辈用点功的话尚有可及之一日,但其心思之绵密,态度之冷静,却是难以企及的。

海军是衡量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标志,晚清尤其如此。海军军舰是浮在水上的现代化大机器,而操纵机器的则是国家西学程度最好的人。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军队水师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是偏师,而对多年实行海禁的清朝而言,只不过是腰刀柄上的零碎;谈不上有什么传统。所以,兴办新式海军,不像陆军有那么多包袱,完全可以从一张白纸开始,法乎其上,取法最先进的海军强国。如果学得好的话,应该有后来居上的可能。跟中国同时起步的日本就是这样,不到40年的功夫,已经打败了连英法都不敢小窥的俄国海军。可是,中国的海军直到20世纪中叶,即使参与内战,也只有敲边鼓的份儿。

当然,中国人并不蠢,事实上,中国的海军创办者从一开始,也是瞄准了当时最强大的海上霸主英国,一大批福州船政局的学生,就是在英国开始的海军生涯。我们学人家的海军制度,订立的海军章程,甚至比日本还要早,我们的海军连操练口令都是照搬英语。但是,为什么后来日本海军却打败了中国海军,而且是毁灭性的?

其中的原因,我们这个民族找了几十年。最有大众说服力的要算“奸臣误国”。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李鸿章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临到马关条约签订,“李二先生是汉奸”已经成了定论,连唱戏的苏丑都在抓哏的时候讽刺李鸿章是乌龟。小时候看电影《甲午海战》,那里面明白地告诉人们,李鸿章就是导致中国战败的内奸。最有智性说服力的是制度差距。结果是一系列的制度变革,从戊戌维新到清末新政再到辛亥革命,中间虽然有个短时间的反动,但毕竟形势逼人强,中国还是进到了民国。后来又寻出了文化改造上的原因,于是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全盘西化,有了提倡“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有了共产主义革命。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到今天,中国人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文化说过于笼统,虽然不错,但说了等于没说,暂不讨论。“奸臣误国”虽然现在依然有市场,但真正相信的已经不多了,因为它毕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神话”。连大众文化也作出了反映,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北洋水师》和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据说已经给李中堂大人平了反。至于制度差距说,从戊戌以来,好像已经成了定论。然而细究起来,实际上也是似是而非。因为这种说法,暗含着一个前提,就是制度越民主越好,即康有为所谓****等于据乱,君主立宪等于小康,民主制等于大同。制度的民主化是世界的潮流,自不必说。但是落实到19世纪的现实,后发国家却未必是民主化程度越高越好,总要合适才行。具体到军事层面,制度上的优劣,与力量的强弱,在那个时代,就更是不见得与民主与否有直接的关系。德国和俄国都是公认的军事强国,普鲁士的军事制度还是多少国家效法的楷模。那时的日本,事实上根本不是什么君主立宪,连二元君主制都谈不上,充其量只是开明****。康有为公羊式的三段阶梯,用来宣传固然不错,但用来解释海军的失败,却未免方凿圆枘,不合适。如果刻薄一点地说的话,制度差距说与奸臣误国说一样,都属于国人在大败之余,为自己开脱的说辞。

具体到当时的中日海军,两国本是一个师傅,都是学英国。在制度建设上,中国走得还比日本快半拍,中国人从英国皇家海军那里扒下来的《北洋海军章程》,一板一眼,中规中矩,曾经让日本人吓了好大一跳。就制度本身而言,中日双方并不存来中规中矩。我们中国人就有这样的本事,即使是动枪动炮的事情,也能让它变得像仪式的演练。古代中国马步军操练花架子的传统,硬是活生生将人家皇家海军的规矩阉割了,让每次演练都近似于一场大型表演,有一次把光绪皇帝的本生父亲醇亲王看得心花怒放,大把大把地撒银子。虽说中国没有自己的海军传统,但过去军队的积习,一样会渗透进来,拖人下水。其实说起来,李鸿章门下的陆军也有洋人制度的影子,淮军还不是从洋枪队的模式那儿转来的,连口令都照抄不误,每个土得掉渣的淮军士兵,都知道一喊“FOR MARCH”就要向前走。只不过,淮军成军日久,绿营的老传统恢复得比较多,西方的制度早就形同虚设了。所以说,甲午战争,海军虽然败得惨,但比起陆军还是要好一点,黄海海战虽说损失惨重,但好歹也算撑下来了,而陆军在武器装备相当的情况下,几乎是一触即溃,号称远东最坚固的要塞旅顺,械精粮足,工事坚固,也只守了6天,将大批武器装备白白丢给了日军,这些大炮和枪械,接下来都用在了后来的战事上。

被拖下水的不仅仅是西方的制度,还有学了西学的人。北洋海军的首领虽然是个不懂海军的丁汝昌,但丁以下的骨干将领,却大半是当年船政学堂送出英国留学的精英。如果说丁汝昌有淮军旧习的话,那么这些留学生总该没有,可是,临阵脱逃的方伯谦自不必说了,但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萨镇冰诸公又何曾有过多少新气象,还不是眼看着舰队浮华玩忽下去。海战中丁汝昌不懂指挥,连个替代者都不指定,对于这种关系舰队生死存亡的大事,有谁提醒过他吗?刘步蟾、林泰曾都是有专折上奏权的人,不仅可以随时跟李鸿章通话,而且可以直接上奏皇帝,但是,他们对北洋海军的现状说过什么吗?没有。作战最勇敢的邓世昌,出征居然带着宠物犬,自己麾下的致远号巡洋舰,间隔舱水密门橡胶封条年久老化,舰身的防沉设施失效,以至于舰身中弹,海水很快就灌入各个船舱。这种问题的出现,想来已经非止一日,作为舰长入管带)岂能没有责任?没有上舰,负责管理天津水师学堂的严复,到任以后年年沉湎于科考,屡败屡战,对于学堂业务又管了多少?难怪这个学堂除了后来做了陆军的黎元洪之外,就没出过什么人,

不错,这些留学生的大多数都是爱国将领,而且是不怕死敢于殉节的烈士(北洋海军殉节自杀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几十年的留学精英,几乎损失殆尽)。但是,作为中国军事现代化一环的他们,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并不是一死了之。清人嘲笑明人: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这种古烈士之风再现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时刻,让人感到的不仅仅是悲哀。姜鸣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不合俗流的冷静态度,对那些至今仍然沉迷于烈士神话的人们,无疑是一剂清醒剂。

中国近代海军的悲剧,还在于一代先驱的眼界局限。只要到过威海的刘公岛你就会知道,当年将海军基地建在这里,立足点就是一个“守”字。从大的方面讲,是与辽东半岛的旅顺成犄角之势,扼守渤海门户,拱卫京津。从小的方面讲,刘公岛港区像个口袋,口子小得连自己的军舰进去都费劲(镇远舰就是因此而触礁),舰队进了港,只要外面的炮台坚固,火力强大,就可以像缩进壳里的乌龟,安然无恙。不仅如此,在整个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还有个说不出口的特点,喜欢沿着海岸线航行,黄海海战就是发生在中朝边界的大东沟附近。我们已经站在了海上的庞大战舰上,心里却依旧离不开陆地的呵护:然而,在我们还断不了陆地的脐带的时候、世界却已经进入了争夺制海权的时代。到19世纪的90年代,制海权的争夺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美国人马汉的海权理论风靡全球,日本很快就有了译本,但是中国却好像是被关在了铁屋子里,对外界的变化充耳不闻。我们的翻译大师严复,翻译了那么多高深的西学著作,但对于自己的本专业,却没有起码的敏感。现代海军是高度机动的兵种,放弃对制海权的争夺,立足于海岸的防御,甚至指望陆地炮火的保护,实际上等于将海军视为陆军的附庸,甚至只是相当于建了些岸边浮动的炮台。在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相差无几的时候,依然坚持依托陆上基地的防御,等于是将主动权拱手让人,而中日甲午战争,恰恰就是这样。所谓的威海保卫战,实际上是北洋海军眼睁睁地看着日军从容地在自己的后翼登陆,然后揭开刘公岛基地的乌龟壳,一举瓮中捉鳖的过程。到了这个时候,我想,当时的那些北洋海军的将士们,跟现在的我会有同感的,作为海军,战死在海上,技不如人,死而无憾,但让人关起门来打,败也败得窝囊。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学习西方的态度实在是太不认真了,留学归来,居然对老师的理论动态不闻不问,只惦记着人家出了什么军舰和舰炮。海军人士到日本考察,也只是看到了人家武器引进的进步,而对中日海军的实质差距视而不见。自己不好好学,请来了洋先生也总是拿不准一个章程来对待人家。像北洋海军的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傲慢固然傲慢,但对自己的业务还是认真的,北洋海军的训练水平,在他的手里得到了长足的进步。然而,我们的军官们却人为地弄出了一个“撤旗事件”,让本来就傲慢的洋先生撒手不干,导致舰队的训练和纪律江河日下,以至于在甲午战前,已经到了军官沉湎酒楼花巷,士兵在大炮上晒裤子的地步。这个撤旗事件,以往被我们的许多学者大肆渲染,视之为捍卫中国主权的正当之举。然而姜鸣没有这么看,他看到是这个事件过后,北洋海军军事素质走下坡路的事实。既然是不得不有求于人,必须拿出求人的姿态,否则就是对自己国家不负责任。其实,跟所有有点真才实学的来华洋人一样,琅威理不可能不傲慢,也不可能不存有借机为自己本国谋利益之心,他们的母国自然也不可能没有一点别有用心。洋人在中国如此,在日本也是如此,并非单单亡我之心不死。问题是,我们要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只要能得到想得到的,那么付出的代价就是可以接受的。把持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其实也未必心地纯正,自有为英国在华利益着想的初衷,中国虽然也为他付出了高官厚禄的代价,但是在他手里,关税从一个微不足道的数额,上升到了占全国财政收入三分之一的高位,权衡利弊,到底是谁占了便宜,不问可知。

我们中国人是个智慧的民族,对于形而上的“道’的追求过于痴迷,而对于形而下的“术”却不甚在意。甚至到了一败涂地的时候,还是热衷于那些宏观的大道理,指望学好了这些“进化”和“国富”的大道理(其实也就是皮毛),好扭转乾坤,让中国一下子由弱转强。新政期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拥到日本,大部分还是去求“道”,求根本改造中国之道。原本去求术的鲁迅,学得好好的,后来也改成了求道。其实,中国的改造,还真得靠技术层面的一点一滴做起来。

最后,我要说的是,从根本上讲,中国近代海军的悲剧,在于对这个现代化的珍珠而言,国家没有跟她相配的服饰。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家和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中国没有这个变化,却硬是在一个基本还处在中世纪的大树上,生生嫁接了一个高度现代化的枝条。软件硬件都不配套。如果没有那样一个进步得太快,又安着心要吃掉中国的近邻,那么我们的成绩也许还不算坏(北洋海军如果碰上埃及和土耳其的海军,战绩也许不会那么糟),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上帝就是安排我们有这么一个邻居,

这几年,市面上流行“中国结”,说是代表吉祥如意。不过,看着它那七扭八结的样子,我倒觉得它很像我们中国人百多年的心结。这些心结解不开,中国的崛起,中国海军的崛起说句实在话--都难。

2003年3月-5月,于京北清林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