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关于“两脚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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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 宋朝的老爷兵

很少有像宋朝那样的王朝,一开国,就伴随着没完没了的边患,害得宋人的诗歌总是哀哀戚戚的,在两次不成功的“收复失地”的战争之后,就总是撅着屁股挨打。先是挨契丹的打,然后挨党项人的打,最后女真人来了,居然把皇帝和太上皇抓走了不说,还占了宋朝的半壁江山,逼着“大宋”皇帝管自家叫叔叔。

其实,宋朝尽管版图不大,但兵却不少,最多的时候达到一百多万,而对手不过十几(金、辽)或几万(西夏)。几乎每次对外战争,宋朝的兵力总是占优,可是偏偏打一仗败一仗。关于抗辽战事,宋神宗曾问臣下,我朝与契丹一共打了多少仗,胜负如何?臣子对曰:“宋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惟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耳。”(《统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对小小的西夏,凡大小二百余仗,宋朝一方只胜了两小仗。虽然在冷兵器时代,汉人的膂力也许要比游牧民族的汉子小了点,但是总不至于是豆腐渣,十人打不过人家一个。其实宋朝招募士兵非常重视体力和块头,用一根标准的木杖来量,不够高的不要,但是为什么就那么不中用呢?其实,问题出在兵制上。

宋朝矫五代之弊,在遏制骄兵悍将的产生方面花了太多的力气,煞费苦心制定的兵制,将帅们像牛掉在井里,纵有浑身解数也使不出来。宋朝的兵制是这样的,把军队分成中央军和地方军两部分。中央军不仅精锐而且数量有压倒优势,而地方军则老弱病残,编制不全,也可以说,中央军惟恐其不强,地方军生怕其不弱。军队的调配与管理是一种独特的枢密院一一三衙的体系,将唐朝后期就设立的枢密院由中央决策机构变成了最高军事机关,主管军政和军令,而中央军平时的训练和管理,由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负责(对地方军的训练也有部分的责任)。也就是说,平时管着军队的人对军队什么事都说了不算,而说了算的人又见不到军人的面。每逢战事,由皇帝通过枢密院下令临时调遣将帅统兵出战。枢密院、三衙和临时统兵的将帅三者都直接对皇帝负责,互相之间没有统属关系,用南北宋之交的名臣李纲的话来说,就是“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这样一“分守”下来,兵见不到将,将见不到兵,统兵打仗的时候虽然兵将暂时能碰面,但是仗打完了,又是兵将两分离,而且统兵的将绝对不可能是平时管兵的人。从宋太宗赵匡义起,三衙之将只选庸才,为的就是让他们纵然有心拥兵自重也没那两下子。

兵将不见面,兵无从骄,将无从悍,纵有贼心贼胆,想要培植起自己的势力来,好比登天。但是凡事有一利往往就有一弊,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打仗知彼说说容易,做起来难,一般来讲,知彼大多是相对而言的,不大可能完全地“知”,除非对方统帅是你的奸细。所以作为将帅,起码应该了解自己的兵将,知道自己手下的人有几斤几两,何长何短,才可以因人施用,排兵点将。如果“彼”已经不知或者似知非知了,又加上本应知而竟然不知的“己”,其结果只印证了孙子后面的话:“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殆”。宋朝对外战争的结果也的确就是这么回事。在冷兵器时代,打的都是肉搏战,双方兵刃相交,生死呼吸之间,战斗力的维持,往往就在于战斗团体的凝聚力,在这里,兵将相知和相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当将领往上冲的时候,士兵要能跟上,而且乐于跟上才行,而宋朝的兵制恰恰没有提供这种团体战斗力的可能。

好像还是担心自家的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得不够窝囊,宋朝皇帝在给军队加了许多无形的负担之后,又拴上了绊马索,每次临战,都由皇帝发给类似《三国演义》上诸葛亮给赵云那种“锦囊妙计”,即“阵图”,事先告诉你,什么时候开哪一个,按图行事。可惜,宋朝皇帝看来没有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凡是按着阵图打仗的,没有不败的,哪怕一次例外也没有。拗相公王安石挖苦宋太宗赵匡义,说他曾给边将“诏付两卷文字”,说是兵机尽在其中,敌人来了,如果这样,就开这卷,如那样,就开那卷。结果如何?不问可知。王安石甚至说,人如果还有点才略,决不会乐意在太宗手下为将,因为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失败。(《统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不过,失败归失败,皇帝从朝堂之上御将指挥的决心却坚决不肯动摇半分。为了使前线将帅能够更乐意遵从阵图的意旨,皇帝还特意规定,凡是按照阵图打的,败了无罪,如果不按阵图,那么即使胜了,也有罪过,如果万一败了,那么就要杀头掉脑袋。这样一来,可苦了那些拖枪上阵的士兵们,边境的黄沙年复一年地掩埋着他们无谓牺牲的尸骨,既保不了家园的安宁,也无法减轻因年年纳贡而增加的百姓负担。

宋朝中央军叫禁军,地方军叫厢军。庞大的中央军如此不中用,弱小的地方军就更不济事。州县虽然也号称有兵,不是老弱病残,就是由村夫临时顶岗,弓甲不完,器械坏朽,别说抵御外侮,就是本地的稍微大一点的毛贼,也对付不了。某知州曾感慨说:“本州禁卒,不满千人,皆侏儒不及寻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大概是武二郎去了中央做禁军,武大郎留在地方当厢军。《水浒传》虽然是明人的作品,但说的确实像宋代的社会实情,像宋江等梁山好汉那样,走州过府,想打哪儿就打哪儿,路过的州县连个屁都不敢放的情景,其实就是宋朝地方真实发生过的事情。王伦起义,规模并不大,但所过州县纷纷弃守,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婴其锋者。”(《宋史》卷三五一,《侯蒙传》)更有甚者,宋仁宗庆历三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伙“贼盗”来到高邮,知州竟然“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营,且厚馈之”。结果贼盗一高兴,没有在高邮动武,离开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五)这种事情,无论发生在哪个朝代,都是绝对的新鲜而又荒唐,给点金帛牛酒就能打发的贼盗,也就是些胸无大志的毛贼,如果不是手里实在没有兵可守城,(在冷兵器时代,守城毕竟是比较容易的,小毛贼又不大可能有大型的攻城器械),知州断不会出此下策,因为朝廷知道了要怪罪的。

兵者,凶器也,可是统治者却一天也离不开此物。手攥得不紧,兵之“刃”容易伤了自己,攥紧了又容易将之变成废物和摆设。大概只有在不紧不松之间走钢丝,才能得兵之利而远兵之害。宋朝的兵制从根本上来说是失败的,因为它虽然非常有效地遏制了兵之害,但却使宋朝的兵成了历史上最无用的兵。兵的存在价值,就是在于它的用,没有用的兵,其实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好在宋代的经济比较发达,兵的无用可以使“金帛牛酒”来弥补,从中央到地方,弥漫着花钱买太平的绥靖主义空气。而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无论是契丹、党项还是后来的女真人,都迟迟下不了入主中原的决心,而更乐意贪图子女玉帛的源源而来,不管是掠来的还是人家送上门的,北宋就是这样苟延残喘下来了。

对于每一个朝代而言,相邻的上一个朝代的“教训’总是最让人难忘的,如果不是五代时期骄兵悍将的强烈刺激,宋朝的兵制断然不可能变成这个样子。令人感到有些滑稽的是,这样一个把兵弄得窝窝囊囊的兵制,竟然出自宋太祖宋太宗这样两个赳赳武夫之手,也许,只有真正的武人才知道怎么样整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