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杨坚在做皇帝之前，其官爵和地位是由裙带上来的，所以有惧内的毛病，但是他却统一了全中国，看来“妻管严。其实并不妨碍男人建功立业，成为事实上的大丈夫。也就是这位开国之君，才有气魄使早已令世人甚至包括皇帝反感的九品中正制寿终正寝。不过，虽说不破不立，但此公大概由于百废待兴，事情太多了吧，还没想出替代九品中正制的好办法，只是简单地复古，恢复了征辟的旧招子。他的儿子炀帝杨广，公认的是个十恶不赦的恶棍，但是确实有点创造力，不仅修了大运河（这耗尽了王朝的国力），而且想出了考试取士的办法，第一次举行了进士考试。据说，此公非常自负，认为就是跟士大夫们比才学，他也理所应当该当皇帝。从流传下来的几首诗来看，他的才情还真的有那么一点，看这架式，要不是碍于皇帝的尊严，他大概是想亲自下场考上那么一考。
隋朝虽然善于创造，可惜卿卿薄命，二世而亡，所创造的东西又没有办法申请专利，于是连大运河带科举制最后都便宜了唐朝。唐朝李家，虽然号称是那个写了《道德经》五千言的老子的后代，其实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原为标准的胡人，不过是冒名姓李罢了。当然，胡人有胡人的好处，尤其是汉化了的胡人，其实有的情景下要比汉人做皇帝还要好，至少开创了唐朝的李家是如此。他们有气魄，有胆识，没有那么多婆婆妈妈，拖泥带水。站在汉文化边缘上的人，更清楚汉文化的利和弊他们甚至比汉族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还痛恨门阀制度，实行季举制，就是毁灭门阀制度的釜底抽薪之法。也就是这个原因以考试取士为主要特征的科举制度，在唐朝得到了真正的发扬光大。
唐朝的科举考试，分为常科和制举两种。所谓常科就是定期的正常考试，制举是指不经常举行的出于特定目的的特科考试，我们一般讲科举都是指常科。常科的名目非常多，有秀才科（考诗赋和策论）、进士科（与秀才科略同）、明经科（考儒家经义）、明法科（考法律条文）、明书科（考书法和文字学），明算科（考算学）、史科（考历史）以及特殊年景开的开元礼私（考唐明皇制定的礼制）、道举（考道教教义）和童子科（专为十岁以下儿童准备的，考儒家经义）甚至还包括医举和武举：其中秀才科由于要求太高，考试过难，所以没有举行几届就停止了（显然，唐朝人是按秀才的字面意义来理解这两个字的）；而开元礼科和道举除了********和为李家涂脂抹粉之外，毫无实际用处，所以也没有搞过几次。在那个时代，这些考试已经足以满足政府行政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全部需要了。
但是，虽然唐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毕竟生产力还没有发达到技术分工在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地步，专业技术人才在政府机构里升迁甚难，所以，在所有科目里，进士和明经科最受重视。不过，那个时代的明经科考试，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主要考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有帖文、口义和墨义三种程式。所谓口义就是口试，墨义就是默写，所谓帖文就是将要考一段经文上下左右贴上，只留下一句话，又把这句话的几个字贴上，让考生来添。帖义是用得最多的一种程式，看来那时候不只民风淳厚，士风也不错，因为帖义是相当容易作弊的，如果换了今天的学生，大概少有人会抵挡得住揭开纸条的诱惑，考场外面肯定会有人兜售专门用来揭开贴条的化学药水。其实，就是老老实实地考，只要考生把有数的儒家经典背下来，就没有答不上来的道理，比起今天考大学的芸芸士子，要学那么多门功课，背乱七八糟各不相干的一堆公式定理以及政治原理，显然要幸福多了。
比较起来，进士科倒也不是特别难，但是显然比明经科更富有挑战性，因为进士科主要考杂文，就是诗赋。虽然都是命题作文，但毕竟需要动心思，有技巧，还要有点才情，远比只需要死记硬背的明经考试对于士大夫有吸引力。唐代的诗歌是律诗的时代，律诗之“律”不仅意味着它要有格律，而且规矩非常严格，诗的韵脚要压官韵，通篇的词句的平仄都有严格的规定。这就要求做诗的人不仅要有才思和诗情，还要有娴熟的文字技巧，我们现在不懂律诗的人也许会认为做律诗太束缚思想，可据说一旦钻了进去，就会像沾了鸦片一样，上瘾。
进士考试考的是排律，即通常我们看到的七律和五律的放大版，技巧性要求更强。严格来讲，排律是可以做得无限长，但是考试的时候是不大可能让人能写多长就写多长，一来考试时间有限，二来考官判卷也受不了，所以名曰排律，实际上只限定16句，8韵，跟一般律诗也差不多。晚唐才子温庭筠才思敏捷，做8韵，一叉手一个，人称“温八叉’。但大多数人肯定没那两下子，所以还是能难倒不少。
一般来讲，考场上是做不出好文字来的，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后世的八股文，原本是敲门砖专用文体，敲开门之后，本人见了都烦，当然不会有什么好东西，可是做诗就不太一样，考场上做，在考场下面大家做得更欢，士大夫平时诗酒酬唱，甚至官场同僚往来，都离不了诗。唐代的确是中国诗歌历史上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有时我们甚至不得不这么想，是不是佳句和妙境都让唐人给穷尽了？后人再做律诗，无论如何也跳不出唐人的窠臼。甚至有些写得好的自由体新诗，细抠起来好像也有唐诗的影子，如此的辉煌，不能不说有以诗取士的一份功劳。现在大家公认的好诗中，虽然没有应试之作，那是因为唐朝好诗太多，实在轮不到那临场发挥的东西。
正是由于进士科比较能让士大夫们一逞才华，而且皇帝也对进士青眼有加，士间的舆论更是看好能经进士考试出来的人。当然，进士出身的人升迁也比较容易，所以，稍微有点才气的人都乐意往进士这儿挤，参加考试的人一多，而名额不变，想要考上也就不容易了，考了一辈子也考不上的也有。唐朝的诗人们往往脾气很犟，就是考不上，也不愿意转到明经科，死活要在进士的独木桥上挤，当时就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就是说三十岁考上明经算迟的，而五十岁中了进士算早的。
说到科举考试，就不能不谈到学校制度，把学校与选取行政官员的制度联系在一起，这实在是唐人的一大败笔，从此以后，“学而优则仕”就逐渐化为中国人的牢固信念，百计无可消除。教育也变成了官僚体系的附庸，完全受取士的标准和内容的支配。1905年清朝新政废科举、兴学堂，但是，读书人认为学堂就是新的科举，到解放时，全国的各类大学（包括一大批野鸡大学）中，学政法的占了一半多。解放以后，大学毕业就自然有了“国家干部”的身份，所以在一般老百姓眼里，考大学与从前的科举也没什么两样。
当然，学校与做官发生关联并非自唐朝开始，但却是唐人将之用制度固定下来的。这样固定了以后，最大弊病是从此萎缩了教育体系的技能教育功能。在科举制尚能设立专门的技术性科目时，这些科目就门庭冷落，以后当科举一色儿文气了，士大夫也就除了圣贤书之外，什么都顾不得了。
遗憾归遗憾，现实归现实，唐朝学校就是这么设置的。唐朝的学校分成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中央的学校大头归国子监管理，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 书学、算学和后来开办的广文馆。小头是归太子东宫的崇文馆和归门下省的弘文馆。不过，中央一级的学校贵胄气相当重，国子监系统最受重视的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非中高级官员的子弟是进不去的，而其他四个学校虽然平民子弟可以问津，但进去也难。至于崇文馆和弘文馆则非贵族子弟不能踏进门槛半步，有时连公主的儿子想进这两个学校也不行，许孟容当礼部员外郎，主管两校，就干过这种事，公主到皇帝那儿去告状，皇帝亲自过问，许依然不肯通融，说是皇帝的外孙不算皇族。（《旧唐书》卷一五四，《许孟容传》）中央一级学校的学生，只要成绩还过得去，就可以不通过乡贡而直接参加省试，也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进士和明经科考试。
地方学校分为州学和县学，这里的学生大多为平民子弟，教师则是吃官粮的博士和助教，有的地方还有乡学和村学，不过那是“民办”的，得不到官方的资助。进了州县学，要想参加科举考试必须先参加乡贡，也叫解试，即第一级考试，由于各州县上京考试的名额有限，能通过已属不易。
唐代正式的科举考试又叫省试，只要通过了这级考试，那么官就算当上了了虽然还要经过一个吏部的例行考试。省试每年举行一次，多在早春举行，因此又被称为春闱。由于那时交通不便，在前一年的冬天，各地的举子们就纷纷来到京城，准备最后一搏。本来，几十万人口的长安城添上几千个举子算不上什么，不过，科举是国家大典，老百姓也特别乐意凑这个热闹，店铺和娼寮的生意固然旺盛，但却很少有人借机敲竹杠。那个时代，社会上诗风甚盛，好诗大家传诵，歌妓舞儿，如果不会几十上百首“流行诗歌”，肯定是无人问津的，而称得上是名妓的角色，自己就是此道的斫轮老手，其才情其实并不比晋身考场的士子们差。预备进考场的士子，抓紧时间临阵磨枪的固然不乏其人，但稍解风情的都免不了要与京城那些出色的香娥娇娃打打交道。唐传奇《李娃传》里的那个郑公子，就是在秦楼楚馆“泡妞”泡过头了，以至于忘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有心计的士子们则忙于另一件事，这就是“行卷”。以诗赋取士确实能让士大夫们发挥才华。但是，诗的好坏优劣有时不太好说，也就是说，标准不太客观，用现有的话来说就是不好打分，如果考官用现在的百分制来判卷的话，那么给75分的诗和给80分的诗有多少区别，就是同一个考官，也是有点说不清的。虽然从宏观上讲，诗的好坏还是有公论的，但那主要是指那些优秀和极差的诗而言，而介于中间状态的诗就很难说了，考官的主观审美情调，他的学养，甚至于他对考生的个人印象都会影响到对考卷的评判。所以考生们为了争取给考官一个好的印象，在考前就把自己平时的得意之作呈献给主考宫或者朝中有影响的大人物（指望推荐），以期有利于得中。这种行为就叫“行卷”。
这种行为好像有点不那么光明正大，如果放在今天，肯定是要被绝对禁止的，可是在那个时代却被视为理所当然。许多名人像王维、白居易、韩愈和柳宗元等等都干过这种事，也理所当然地因为他们的诗才而受到赏识。当白居易投上他的诗作时，某大人物看到他的名字“居易”，就调侃道：长安米贵，君何居易？过了一会儿，当看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两句时，不禁赞叹道：有才如此，居亦不难！自然，我们的自居士也就当科中第了。转过来，当这些人中了进士，做了高官之后，又会做别人的“伯乐”。
千余年来，科举制遭到的攻击实在是太多了，批评者的批评其实也真有道理，以考试取士，的确会把一些确实有才而不善于考试的人挡在门外。比较起来，尽管唐代的科举相当合理，尽可能考虑到了考生才情的发挥，但是仍然有不少很有才华的人不是进士，这里就有唐代最著名的诗人，后世称为诗圣的杜甫和诗仙李白。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绝大多数知名政治家和诗人毕竟是由进士出身的。以考试作为尺度，毕竟比以门第或者其他的东西作尺度要强上不止百倍。凡是制度，就免不了弊病，人们能做的就是挑一个弊病少的，或者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因为如果没了制度，那么国家也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