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关于“两脚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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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来自于传统世界的NGO --平江庙会、路会组织的走马观花

眼下,NGO (NON-GOVER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受到了国人的关注,走出国门的人们最先感受到国外形形色色的NGO的存在。那里,NGO涉及文化、教育、慈善、环保、卫生、宗教、就业、商业等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只要踏出国门,似乎连吃饭拉屎都能碰上NGO。国外的各种行业协会、各种基金会、各种慈善团体、各种社区组织、志愿团体、环保组织等等,都属于NGO。NGO的特色有三,一是非政府,二是非赢利,三是在政府之外,为各自特定的人群提供着公共产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类似的民间非政府组织也开始浮出水面,比如各种行业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艾滋病防治协会、青年志愿者协会等等,只是这种非政府组织目前还存在有很浓的官方色彩,以至于有人根本不认为它们是中国的NGO。倒是某些从基层冒出来的一些民间的自发组织,如山东荣城的渔业协会、四川仪陇的乡村发展协会、北京南口的烟酒专业协会、河北易县的扶贫经济合作社等等,不仅运作良好,而且性质上更接近西方的NGO。这些组织一出世,就以它们的高效率、高信度起到政府组织根本无法企及的作用。中国进入WTO之后,实现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目标,发展NGO看来是一条无可替代的途径。

那么,NGO是否纯然是舶来品,中国要想发展NGO,只能着眼于引进呢?否。实际上,类似NGO这样的民间非政府组织,中国的民间社会其实本来就有,中间虽经社会主义的改造被摧垮,但孑孓还在。改革开放以后,多少有些死灰复燃,在某些偏僻的山区,甚至已经小有气候。我所要提到的湖南平江的庙会与路会组织,就是一例。

一,介山庙的庙产管理组织

介山寺建在平江城关的一座傍临汨罗江的山上,这个庙,似乎跟佛、道两家关系都不大,庙里供奉的主神名叫陈公昭,据说是一位曾经在武当山修道的道士,生前和死后似乎并没有多少名声,只是不知怎么就传出来说他在太平军的一支经过平江时,曾经显灵退了太平军。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大概知道正在焦头烂额的朝廷巴不得出点“神迹”,于是捕风捉影地就报了上去,结果陈道士被封为真人,同治年间又修了这座庙来供奉他。然而,当地的老百姓却没有这么明确的政治头脑,他们很快就在庙里塞进了私货,一位被人称为介山老爷的神被请进神座上,据说是位民间医生,有妙手回春之功,对儿科尤其擅长。介山老爷虽然在庙里位在陈真人之下,但真人就像被宋江架空的晁盖一样,坐在上座不过是摆摆样子,老百姓真正供的是介山老爷,日子久了甚至连庙名都改了。

我所看到的介山庙的庙务管理组织是1989年寺庙重建时成立的。庙宇的重建完全出于民间的自发,政府没有拨一分钱,但是盖庙总需要有人张罗组织,所以一些积极分子就凑在一起选举出了一个管理组。庙盖好之后,管理组没有解散,继续存在了下去,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届,每届都是选举产生的,参加选举的人多的时候有上千。现在的管理组由9人组成,一个组长,三个副组长,分管财务、总务和基建。除了常设的九人小组之外,管委会的办公室还挂着一个写有40人名单和联系电话的“联络图”,据负责人刘妙涛说,这些人只要需要,一个电话随叫随到。管理组下分七个小组:财务组、后勤组、卫生组、茶水组、香火组、接待组和保卫组。每组由核心组成员带上几个联络图上标出的外围组人员组成,平时每日保证三四人值班,每逢庙会和春节期间,全体都要出动。管理组的成员都是尽义务,1995年以前连中饭都自己带,后来财务状况好了,也只有几个人有少量的补贴,中午吃一顿免费午餐。

介山庙最忙的时候是庙会和春节,阴历5月24日相传是介山老爷的生日,在生日前后和春节期间要举行盛大的庙会,届时不仅平江四乡的人要来参加,周围县市乃至长沙、湖北的都有来上香的。到时候管理组不仅要安排戏乐活动(花鼓戏和皮影戏,我在庙里还看到了一副皮影戏的戏台),收取香客额外的布施,供应茶水和负责接待与维持秩序,还要安排一个宴会,参加宴会者都要买饭票(给多给少随缘,等于是布施),大家吃流水席,一天吃到晚。

当然,跟其他地方庙会一样,赶会的人既来上香礼神,也是参与娱乐和商品交易,而管理的责任,就落到了管理组头上。在管理组的管理下,庙产逐年增加,现在已经将寺庙所在的山建成了一个花园,免费开放,供人游玩,还拥有三个商店,一个1300多平方米的综合楼(刚刚建成),并打了一眼深水井。这一切,都是民间的管理组“管”出来的,而且这些财产并不属于管理组,到目前为止,管理组基本上是在尽义务,只有雇员才发工资。“管”出来的钱,都用在了庙宇的维修扩建和周边环境的建设上,如果非要问庙产属于谁,那么他们会说属于介山老爷。值得一提的是,管理组的另一个负责人张石根告诉我,他们这个管委会,县委******、政协、公安局以及城关镇和寺庙所在的城西村都能管得着(但经费一分不投),不过一直都对他们非常满意,庙里从未有过违碍现象发生(我去的时候,寺庙的墙上,挂满了反对邪教的宣传画)。

介山庙除了像其他寺庙一样,满足人们的宗教和精神需求以外(除了殿堂供上香之外,还设有禅房,供一些老人念经),似乎已经成了平江一处公园,除去庙宇,管理组还建了杜甫纪念亭台,负责山上的绿化和道路维修。我去的时候,就见到一些锻炼的老人,几对卿卿我我的恋人,还有些人在凭栏眺江,似乎正在酝酿诗意。这个公园,在庙会的时候,又是一个城乡接壤处的集市,一个供节假日娱乐购物的去处。这样,介山寺的庙产管理组就像国外的NGO 一样,为平江居民提供相当数量的公共产品,而且既没有政府的支持,也没有财团的资助(这对于国外的NGO几乎是必需的)。在平江期间,我还去过官办的平江起义纪念馆,那里有固定而充裕的经费和拿工资的管理人员,但是馆外就堆着垃圾,而完全由民间非赢利机构管理的介山庙所在的山,却干干净净,连一张废纸都看不到。

二.小田孝子祠

孝子祠是我在去平江的杜甫祠的途中发现的。跟残破的杜甫祠相比,孝子祠可以说是金碧辉煌,大殿的正面,还有一座漂亮的戏台,台上很干净,看来一直没断过笙歌锣鼓。在别处早已实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或者为有钱人服务)的时候,这里居然还在贯彻着酬神演戏的古义(当然,实际上还是给人看,殿堂与戏台之间,留有足够的空间)。孝子祠殿上的主角是麻衣真人,据说此公是个医生,有年正值瘟疫,他为了治病救人忙得回不了家,等回家一看,老母亲已经染病故去,于是医生悲痛万分,身穿麻衣跳河自尽。后来,人们就建了孝子祠纪念他。

虽然孝子祠和介山庙供的都是已故但已经成神的医生,但人们礼神的方式却大不一样。

人们有灾有病也上介山庙求介山老爷,但那只是一般性的祈求祷告,与上其他神庙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在孝子祠,正殿上很显眼地摆着一溜很大的签筒,里面盛满了签。一般的事项如子息、婚姻、财运等等当然也可以来求,但孝子祠的签塌主要的还是供求医问药之用的。庙里设有兑签处,兑签窗口上贴着兑签说明,分别标出所求事项与对应的签号,一般事项都是1-6号(兑签时,根据所求事项的不同,同样的签号,有不同的判词),而问病求药则是1-132号。最有意思的是,这里看病分科,有男人群、妇人科、小儿科,眼科等等,求到的签可以依照不同的科从兑签处换出对症的药方来。这些药方,都是当地有名的中医以自己多年的经验开出的验方,而且庙务管理机构还不断地根据疗效进行调整。庙的外面,就有一个中药房,取了药方之后,就可以到药房抓药(到别处抓药当然让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运转良好的农村医疗系统,周围的农民付很少的钱(抽签换药方时每方付1元),就司以得到虽然粗糙但还算实用的医疗服务。这对于目前缺医少药,进城又看不起病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个很受欢迎的系统。在2001年,兑签处总收入为10652元,等于说,这年一共为四乡的病人开了10652个药方,无怪乎庙修缮得那么好,香火并戏乐那么繁盛。

小田孝子祠的庙务管理委员会是由小田村的村民选出的,管委会也组织庙会,安排会餐,施舍药茶,负责庙宇的维修,庙里也有自己的产业--一个酿酒作坊,每年生产药酒。跟介山庙不同的是,小田孝子祠还有一个查账监督小组,庙里的收支年年公布,所有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均由监督小组核准。看来,山乡的农民也知道权力的制衡,而且运用自如。

三,西江洞村的路会

在中国相当多的农村,修路一直是个大问题,也是基层政府向上争取项目提供的主要公共产品。平江多山,到今天,交通不畅依然是阻碍平江发展的瓶颈,许多山村,至今没有一条像样的路,但三墩乡的西江洞,却是一个例外。

这个山村出山有一条长达20华里的山路,每年都要修缮一次,所以自清朝的乾隆年间起,村里就起了一个路会,村民们凑了一担茶油(一百斤左右),作为修路基金,全村除了鲧寡孤独之外,每户轮值一年。轮到谁家,谁家就负责组织全村的劳力出来修路(每户出一人),修完之后,当值的人家还要组织村里的长老进行检查。修路是分段包干,谁家修不好,脸上无光不说,还要返工。检查合格之后,大家一起到当值的家里去吃一顿饭(一般都要吃点好的),饭由当值者提供。对于当值者来说,他所得到的好处就是可以免费享用一年那一担作为基金的茶油,在这一年期间,你可以自己享用,也可以用它来生利,但最后还是要凑足完整的一担。当值完了,就将茶油挑到下一家,如此周而复始。在这期间,几乎没有发生过有人家拒绝当值的现象,因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不光是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而且还有全村一起上他们家吃饭的物质惩罚,所以没有人承受得起。就这样年复一年,路会的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无论是清朝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都不干涉。解放以后,虽然基层政权多有变化,政治运动不断,但路会的事却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原因很简单,政府出不起钱来修路,而这条路一年不修,村里的人就出不了山(土路,每年都会因水毁等原因遭到破坏),而且这种路会又不存在什么其他背景,小小山村本来就没有什么地主或者乡绅,自然不会因为乡村精英的兴废而受到影响,路会本身与意识形态也没有什么抵触之处,所以,路会就这么维持下来了。

以上这三个民间组织,都是完全由民间自发形成的。前两个庙会组织虽然有些宗教色彩,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宗教因素已经相当淡,人们不过是借宗教的壳来做自己的事,尤其是小田孝子祠,事实上就是一个农民自己的医疗体系。而路会则一点宗教色彩都没有,完全是为了一村的公共事务而形成的农民自组织团体。应该说,平江的这种类似于现代NGO的民间组织,并不是什么此地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而是传统农村组织因素的复苏。在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里,像介山庙会这样集信仰、娱乐、交易于一体的民间组织是随处可见的,互助、慈善、自卫之类的组织也相当多,路会实际上就是从那时传下来的,类似于孝子祠这样的医疗组织,在某些具有中医传统的民间宗教中也是有的。只是自土地改革以来,基层社会被全方位地卷入全能国家体制,这些民间组织统统被扫荡了,只有像路会这样的组织,由于山区特别的情况而残存了下来(国家管不了这里的路,但不修又没有办法),其他两处则都是在全能体制松动的情况下,艰难地死灰复燃的。

现阶段的农村改良或者说治理,需不需要汲取传统的组织资源?关于这个问题前不久北大的姚洋先生还批评我过于浪漫,但是我坚信,像上述我所列举的民间组织,那里面蕴藏的自治能量,都是我们改造农村所必须借助的。仅仅依靠党和政府,再加上我们这些浮在面上的知识分子,引进西方的自治与民主的理念和操作形式,农村的事情根本办不好。

当然,我承认,来自于传统世界的NGO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它们在产权形式和法律地位等方面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更没有与现代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发生本质的联系,或者说,还不是现代社会的制度衍生。但是,就目前而言,这些组织的性质和功能却是跟现代NGO相似的,完全是民间自组织的产物,属于“通过志愿机制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具有非营利性、社区性和公益服务性,能为本社区的人们提供付费较少而效果更好的公共产品,跟由政府提供的成本奇高的服务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尤其难能可贵。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对于农村和农民来说,不仅存在着行为上的传统惯势,而且在思维上有很大的亲和力,便于引导和操作,非常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挖掘农村的自组织潜力。实际上,在古代社会,中国农民长期以来早已适应了政府干涉较少的生活,习惯于自己组织起来满足社区的需求。虽然经过建国以来全能体制的培育,有了很强的依赖性,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种依赖已经没有了“靠”的地方,过去渗透到农民家庭的政权形象,已经逐渐化为不断地要钱、要粮、要命的异己和对立的力量。过去的依赖性,现在在某些情形下已经转化成某种对现实不满的怀旧情绪,而就整体而言已经开始消淡了。在现阶段,适当地改善农村的政治环境,强有力地抑制导致农民负担逐年增加的基层政权的自我扩张,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就会得到复苏,在这种复苏的基础上,再注入某些现代的理念与制度因素,自治或许才能实现。现代理念和制度因素的注入,一方面可以借助知识分子下乡从事的乡村教育和建设,更为关键的途径是通过一部分进城(打工、经商、就学)的农民的返乡,形成本土的新精英,通过他们的行为,实现这种注入,确切地说,是一种自然的渗入。现时进城的农民宁可在城里做二等公民,也不愿意回乡发展(比较成功的人更是如此),很大程度上有农村的政治环境过于恶劣、而且日趋恶劣的因素,如果农村的政治环境得到改善,至少可以吸纳一部分见过世面的农民返乡的,形成新的乡村精英。乡村精英的存在,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农村自治的依托,失去了这个依托,真正意义上的乡村自治是无从谈起的。

最后,我感到有必要指出的是,对于某些掌握权力的人来说,乡村自发产生的民间组织,无论这些组织多么得规矩,他们还是会感到某种莫名的担心和不安,他们非常担心一旦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参与,这些组织有朝一日会失控,甚至造成对政权的威胁。实际上,这些人一方面在治理上依旧是直接控制的老思路,没有转变成现代国家法治化管理的路径;另一方面,他们其实并没有意识到,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作乱的可能性从来都不大,农民只有在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转化成脱离土地的游民,****才会发生。当前恶劣的乡村政治,日益强化的行政控制,不仅不能保障农村的稳定,恰是制造游民的土壤,只有加快进行农村的改造,才能釜底抽薪,消灭危机于无形,而开发利用农村的自组织资源,并将之导入现代国家的法治轨道,应该是一条农村改造的可行之路,

有人认为我虽然提出要利用传统资源实现农村的自治,但没有指明开发利用传统资源的路径。现在,平江庙会和路会的存在,让人们看到了这样一条路,虽然在这路上,我们还需要走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