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八美后借住藏民家中，王贵鼓起勇气走到房东老大娘面前，用藏语问：“到泰宁还有多少里路？”对方笑着用四川口音的汉语爽快地回答：“四十里。”原来，那一带不少藏民会说一点汉语，王贵高兴得跳了起来：“终于说通了！”
1951年1月，侦察科从昌都出发西进至边顼与一五四团三营会合，成为全军到达最西面的一个前沿点。侦察工作很繁重，搜集整理藏军的情况，继续调查兵要地志材料，上报军部。科里的藏语文学习仍坚持不断。边坝话仍属康巴方言，但已比较接近西藏方言，比昌都话更好懂。学得快的鲁晋、杜焱、吕超、李其绪、王贵等几个参谋已开始不用翻译单独外出开展工作。在边顼驻防八个月，是侦察人员藏语文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
部队进驻西藏后，更深刻体会到“不会藏语文寸步难行”。西藏工委和各分工委都曾对“机关干部学习藏语文”专门发过指示，要求大家为长期建设西藏做好本职工作，必须攻克藏语文关。每天学习藏语文一至一个半小时成为部队雷打不动的制度。不久，被藏族群众誉为“通司切嘎（半个翻译）”的人数大增。当年十八军的官兵们，从一句藏语都听不懂、说不出，到“藏话、汉话加比画”能跟藏族百姓沟通交流，再到个别精通者可以用地地道道的拉萨话宣讲政策，交藏族朋友。军人们知道，学会藏语，才能真正走进西藏，走进藏族百姓的心中。
首批进藏官兵几万人，从上到下，每个人都投身到学习藏语文的热潮中，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学，这是何等壮观的场景啊！
1950年7月9日，记者林田背着米袋、帐篷布、挎包、照相机、手枪等几十斤重的东西和南路先遣部队的一五七团一起向巴塘前进。同行的有团里的藏语翻译格桑，“这位巴塘的藏族青年干部黑瘦的长脸上总是带着热诚的微笑”。一路艰辛，幸好有格桑这样的藏族好伙伴。格桑爱唱，教会了林田许多西康民歌和情歌：
心爱的马儿，系在槽边，她脱缰而逃，但这是她自己的意愿，就让她去吧。
在这山的山谷里，有着一匹洁白的马儿。我心想骑上她，但她是喇嘛的马儿，我只有回头向她遥望。
山顶积着白雪，山脚长着禾苗。它的命运，只能听风雪的安排。
清早出现在天空的太阳，且莫藏在云里，我们无衣的孤女，还靠你着意的温暖。
格桑是个热心肠，看见闲事就要上前管一管。行军走过一片草地，几个为部队赶着牦牛运粮的藏民正在休息煮茶。格桑上前与他们打招呼。他们告诉格桑，对汽车驾驶员很不满意，因为在康定附近汽车经常冲散他们的牦牛群。格桑答应一定代为反映意见。他接着说，将来公路会正式通车巴塘，那时就不需要他们的牦牛驮运了。
路过东俄村，工兵十团正在修路，孩子们围着战士们玩。一个女孩正在晒青草，格桑说：“你那些草给我的马吃点吧！”女孩大方地笑笑：“可以。”格桑笑道：“太好了，谢了。”
格桑和团供给处的同志要到一个牧场买牦牛，他叫上早就想到牧场看看的林田，他们带了一个武装班前往。因为牧民要到天黑时才会把牛群从山上赶下来，战士们只好等着，结果遇上了一场大雨，后来湿淋淋的战士们被牧人领进一个足有两间屋子大的温暖帐篷。
帐篷中间的灶上一排坐着三口铜锅，一口正在煮茶。帐篷里有母子二人，儿子叫阿朗多吉，是个喇嘛，常年和母亲一起生活在牧场，魁梧健壮，说是三十多岁，看起来像二十多岁；母亲六十多岁，赤脚，光头，戴一？顶旧毡帽。阿朗让战士们坐在灶台左侧烤火，“妈根”（阿妈）一定要给他们煮新鲜牛奶喝。格桑说，煮也可以，但喝了一定要给钱，不然我们是不喝的。
“妈根”不愿意这样办，坚持要送战士们每人一碗鲜奶。
阿朗也坚持要战士们在他家喝茶吃饭。格桑张罗起来，买好鲜酥油，亲自动手打酥油茶。大伙又商量决定买只小绵羊，这样十几个人便有了丰盛的晚餐，第二天还可吃一天羊肉。阿朗好奇地问格桑，为什么买一只小羊还要大家商量一番？格桑告诉他，这是共产党的规矩，做什么事都要大家出主意。“你们共产党的领袖是谁呢？”格桑回答：“就是天下有名的******主席呀！”阿朗说，他（指******）领导的这办法很好。
天快黑了，牛呀羊呀都回来了。格桑和阿朗带着战士们到各家各户去买牛。阿朗是中间人，他先和牛主人在破皮祆袖子里拉拉手，然后再和格桑拉拉手，最后拍着肥胖的牛屁股高声吵一阵，就成交了。
雨下得更大了。在河这岸讲好价，又到河对岸挨家挨户谈价格。其中一家，小点的孩子头发像刺猬一样立着，一丝不挂地趴在妈妈肩膀上，稍大的长着黑炭般的小脸，身上也一丝不挂。大家争吵一气，价格定下来了。谈妥以后，他们一起冒雨过冰河回到阿朗的帐篷。这时大铜锅里的羊肉已经飘出令人垂涎的香气。
林田请格桑问问阿朗母子，是否知道当年红军从这里路过的故事？
阿朗母子都说知道。
“那时军队怎样呢？”格桑问。
“他们只是弄吃的，另U的东西全没动。”阿朗回答。
“‘共产’没到以前你们怎么想？现在军队的纪律怎么样呢？”
“没来以前，简直怕得要死，似乎都不敢在地面上存在了。可是‘共产’真的到了以后，那简直规矩得没话说。不要说不要我们的牛羊，就拿两件事说，第一，城里街上很少有当兵的游逛；第二，喇嘛寺里没有军人去。”
“妈根”问格桑：“人家说‘共产’快来了，说什么东西都大家平分。你告诉我，这办法什么时候实行呢？”
格桑回答：“‘共产’也不是把东西平均分。‘共产’喜欢的是靠自己劳动吃饭的人。”
1950年，中秋节。巧得很，藏族的八月节后一星期就是中秋节。格桑要到城北山里去慰问在那里为解放军打草的民工。林田决定与他一起前往。
过了一山又一山，远远已见打草人的白色帐篷，藏族姑娘响亮的弦子调也听到了。
终于到达解放军雇请打草的草场，见到了李股长。他们参加到打草的人群中，打草，比赛。太阳落山了，山谷清凉起来。林田碰到熟人——个藏族老婆婆，她儿子也参了军。老婆婆说，她把从家里带来的胡桃给了路上遇见的驮运干草的解放军战士。她在心里想，自己的娃娃在外面，别处的老妈妈见了他，也会给他吃的东西吧！天下的母亲心是一样的。晚饭后，格桑召集大家围坐一圈，用藏语讲话，鼓励大家多割草，支援解放军去解放全体藏族同胞。他讲到解放军历尽千辛万苦来解放藏族人民时，有人发出“啧、啧”的感叹。有人发言说，一定有多大力气出多大力气，多割草。
会散了，妇女们的笑声、娃娃们的闹声，盖住了河水的哗哗声。野灶里仍燃烧着熊熊火焰，人们准备睡觉了。他们没有帐篷，只用毛毯或破烂的粗毛布单子裹在身上，在草堆旁蜷曲着睡下。格桑、林田和李股长喝了口小酒，走出帐篷。月亮已爬上山头，又圆又大。野灶旁有妇女在煮明早的茶，几个男人在围火闲谈。冷风刺人，万山静寂，露水凉得快变成霜了。这是海拔三千多米的山里的中秋之夜。
1950年1月18日，刘伯承、******向中央军委建议：十八军从川康进军西藏的同时，再由青海、新疆、云南各派一支部队作向心进兵的部署。1月24日，中央军委复电批准后，青海派出了一支六百余人的第一军骑兵支队；新疆方面，王震批准独立骑兵师第一团一连为“进藏先遣连”进入西藏阿里地区；云南派出了十四军一二六团及二十五团三营。
1950年8月15日，十四军四十二师一二五、一二六团奉命从云南北上，向察隅进军，配合昌都战役。10月1日，四十二师政治部副主任王杰敏、一营营长卫俊才率先遣营进驻察隅，不久成立了桑昂曲宗（察隅）人民解放委员会。
参加这次进军的陈炳后来回忆说，部队到察隅后，即动手修建营房，开荒生产，深入到山区，发放救济。他们一行六人进入僵人居住区“野人山”。当地藏民称僵人为“那洪”，意为有大耳环的人。僵人自称“登润”，征得他们同意后，改称“僵人”，藏族同志随之称他们“僵巴”。
初到巴安通，通过僵人居民点时，陈炳心想，僵人对解放军不了解，冷不丁看见，说不定会跑得远远的。哪知，他们刚跨进一间长形房屋就算是进村了，正好碰上这家人请客，屋里坐满了人。他们不仅对这些佩戴着解放军牌牌的战士们毫无敌意，而且亲热得很。战士们直爽地问：“我们到这里来，你们欢迎吗？”
澄人诚恳地回答：“为什么不欢迎？我们原来都是一家人，一直希望大哥早点回来。”“大哥”？几位年轻的战士都有些纳闷：什么意思？不懂！都说“野人山里的人”与世隔绝，很少与外界往来，他们从来也没见过解放军呀！何来如此称谓？况且，那些热情的僵人又是上了年纪的。战士们赶紧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像兄弟姐妹一样。解放军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子弟兵，称我们‘大哥’，我们不敢当。”
澄人非常肯定地说：“你们就是我们的大哥嘛！”接着，澄人给战士们讲了一个故事：话说很久很久以前，大地上有个名叫阿加尼的金人，他和一个雌性猴子结婚，生了四个儿子：长子叫“东客”，次子叫“东玛”，三子叫“东督”，幼子叫“东岱”。有一天，幼子上山开荒种地去了，回来时发现三个哥哥都走了。原来，大哥到了出金子、产粮食的平原，成了汉族；二哥走到能种庄稼又能放牧的地方，成了藏族；三哥就在不太远的山区，成了珞巴族；留在家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澄人。所以，我们都是阿力眤的子孙呀。
陈炳他们连忙回答：对对，我们都是阿加尼的子孙！等再过半个月，请你们到日卡来，领取救济粮和生产工具。僵人立即拿出绳子，结了十五个疙瘩，表示应该在什么时候动身：每天用刀砍去一个结，结砍完了，就是他们应邀的日期，那时他们就整装前往。临走时，僵人分别给每一位战士送上一份用芭蕉叶包好的牛肉。
1950年夏，在贵阳，二野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急令所属工兵团驰援十八军，开辟雅安至甘孜道路。
二野五兵团所属工兵团从贵州遵义出发，到达甘孜后，被安排在甘孜城南数里外的斯吾村。他们的任务是为面积三百万平方米的甘孜机场跑道准备石料。因斯吾村驻扎的部队太多，工兵团八连随即移至斯东村。
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在哪儿搭帐篷呢？临近中午，小村子静悄悄。战士们很想找藏族老乡问问，可他们会说的藏语就是：“天叫朗，地叫沙，吃饭就叫撒马撒。”无论怎样也凑不出一句：“这里可以搭帐篷吗？”
正一筹莫展时，传来马铃声，一位当地汉子骑马而来。他背枪挎刀，身体瘦弱，脸色白皙。他就是彭大哥，当年的红军副连长和司务长，长征时负重伤留在了当地。他的身旁还有一位藏族妇女。
彭大哥说：“我有个藏族名字叫彭措泽仁，是拉姆起的。这是我妻子曲珍拉姆，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她懂汉语，害羞不肯讲。你们尽管对她讲汉语。你们可以叫我彭大哥，叫她嫂子。”
虽说他依旧眷恋部队，但身体残疾怕是再也不能归队了。他向八连连长提出请求，让他当他们的参谋兼翻译官和“编外司务长”。他说，你们今年的任务是采五千方石头，建议先不要到大山里开山炸石，那样光准备工作就得半个月，今年任务未必能完成；附近有三条河沟，总长近四十公里，把河沟里的鹅卵石拾起来，二十多天就可完成任务。汽车从河沟里走，运程短，运走了乱石头，群众走路也方便，一举两得。郭连长一听，乐了：“好主意！照办。”
为数不多的好天气时，飞机能来空投，但毕竟物资有限，而且有限的物资首先要供应前方作战的部队，因此工兵团战士们的伙食质量可想而知。彭大哥眉毛拧成疙瘩：“这比红军时代好不了多少。时间一长，身体必垮。”他要连长派一名身强力壮、会骑马的同志随他上色达草原买牛。
甘孜也能买牛，为什么上色达？彭大哥说，甘孜买一头牛的价钱，在色达可以买两头牛，质量更好。
说走就走，彭大哥跨上马一路疾行，显出骁勇的军人本色。四天后，彭大哥与八连的胡宝文风尘仆仆赶回六头牛。胡宝文瘦了一圈，他说：“老革命干起事来不要命，四天走三百多里跑了几个牛场，挑最壮实的牛。晚上睡草地，饿了吃糌粑。我比他年轻十五岁，都陪不住哦！”
机场要修一年，吃菜问题怎么解决？彭大哥想出了新点子：在江边找一块无主的地种菜，种上四五亩地，一连的战士一年都有菜吃。战士们在江边找到一块荒废的地。彭大哥顺路又带战士们到了河边一个巨大山洞的洞口。哇！这里有温泉！大家喜出望外。
突然，七八个藏族姑娘嬉笑簇拥而来，脱衣入水，边洗澡边嬉笑打闹，战士们羞得连忙转身进入山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彭大哥竟径直向温泉走去，他也脱衣下水，和藏族姑娘们共浴，笑谈家常，惊得指导员半天说不出话来。事后，彭大哥对指导员说：奇怪啥子！这里离孔夫子远，不懂男女授受不亲。人们生活在大自然中，形成天然的习惯，已经千百年了。你大惊小怪，她们反而感到很怪。这种混浴的习俗在青海和康藏，凡是藏族群众聚居区都有。你们不习惯可以不接近，绝不要表现得怪怪的。
彭大哥讲起妻子拉姆和她妹妹的故事。“这里是我生命的转折点。每年七月初，我都要和拉姆来到这个洞里坐几个时辰，怀念那段终身难忘的经历。”原来，1936年7月，红军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留下来的一些伤病员，格达活佛在劝说敌人停止屠杀无效后，就把大批伤病员接到甘孜，换上藏族服装，一部分藏在白利寺，其余分散到山洞隐藏，洞口还有藏族群众守护。彭大哥当年就被藏在这个山洞里。不过，他们最终还是被抓起来，押到雅砻江上游，推入湍急的江水中……当彭大哥被江水冲回山洞旁的温泉边时，正好有两个藏族姑娘正在沐浴。她们发现了昏迷不醒的彭大哥。姐姐把他背进洞内，用干草盖住。天黑后，又用马把他驮回家。这两个姑娘就是拉姆和妹妹白姆。拉姆给彭大哥起名叫“彭措泽仁”。一家人对彭大哥恩重如山。彭大哥表示，只要他活着，一定要重重报答。
拉姆问：“你用什么报答我呢？”彭大哥回答：“你要什么？”拉姆说：“我要你做我的大牦牛，一辈子为我干活。”
拉姆告诉父母，她要彭措做她的丈夫！阿爸说，彭措是好，可他的腿有残疾。拉姆说：“彭措脑子十分聪明，有一颗金子一样的心，我有健壮的手脚，可以弥补他的不足。”
拉姆阿爸送给彭措祖传的枪。阿妈捻线，拉姆织氆氇做新衣服。全村出力，花了一年时间为他们盖起新房。十二年前的秋天，斯东村最美丽的姑娘曲珍拉姆成了红军彭大哥的新娘。
1951年12月8日，工兵连接到一纸调令，到甘孜西面的玉隆，打通开始封冻的公路。11日，一辆大卡车从甘孜菜地拉回了上万斤萝卜、白菜。“彭大哥和嫂子辛苦了半年，你们没有给他们留一些菜？”连长急急地问。“本来是要留的，老革命说什么也不要。最后连萝卜缨子也装到车上。”种菜的战士带着深深的不安和无奈回答。幸亏有这一车彭大哥带领大家种的菜，工兵连才能在玉隆过了一个有菜吃的冬天。工兵连的官兵们心里，一直惦记着红军彭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