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雪域长歌:西藏1949—1960
3783700000042

第42章 至诚丹心(3)

我父母为他们终生信仰的奋斗目标,毅然离开了一双绕膝的儿女和嗷嗷待哺的二女,离开时,他们的心在流泪,在流血。而我们在最需要呵护、关爱、情感交流、人生观教育时,父母远离了我们,我们只能用个人利益服从了国家利益来解释。父母为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做出了重大贡献,而我们家每个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和重大的牺牲,特别是少磊,在和父母情感建立中,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精力和更长的时间代价。

五十年过去了,人人都经历了种种人生的磨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亲情,总能把生命中的不如意慢慢地化解。个人的命运和情感都深深地嵌进浩如烟海的时代变迁中,都将成为历史的一个符号。

贾少磊接着姐姐少敏的回忆,继续延伸着对父母无尽的怀念:

随着岁月的流逝,父母相继去世了,在整理父母的遗物时,我看见了一张褪了色的照片。我坐在父亲的腿上,嘴里吃着我的小手,两眼有神地凝视着前方,母亲搂着站着的哥哥。父亲在相片的背后写下了“进藏前留念”五个字,多么珍贵的照片呵!看着它,我的眼睛湿润了,泪水不由自主地顺着脸颊往下淌,我的心在颤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我好像明白了很多,好像知道了一切,可是再也无法挽回,我内疚,我自责。

那时的我怎么知道,爹娘就要离开我进藏了,不到半岁的我从此与父母天涯海角数年,这不仅疏远了与父母的距离,更疏远了与父母的情感。当我长到八九岁时,再见到我的父母,心里已经没有家的感觉,没有亲情的依恋,就如我姐姐说的,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那个时候,父母的心同样受到伤害,儿子管他们叫“叔叔”、“阿姨”,女儿嘴里喊不出“爸爸”、“妈妈”,他们的心真的在流泪,真的在流血,这是一段扭曲了的感情。为了尽快燃起我对家的温暖,尽快从心底回到父母身边,三年级后我转学回家了,即便是回家后,在感情上好长一段时间也是格格不入的。

而西藏军区保育院、西藏军区八一校在我的一生中,特别是生命的前十年,就犹如我的父母,是那样的舍不得,那样的依恋,那样的念念不忘,是他培养了我,是他教育了我,他是我心底深刻的烙印,是我梦里重复的故事,是我今生今世永远不停的思念……

张均和祁奋的女儿张琪(原名张祁)回忆说:

我们小时候西藏的生活条件比起十八军进藏初期已有所改善,但是那个年代的西藏部队仍然没有像现在每年有的休假制度。人们只有到内地学习、开会和女同志怀孕快要生产时才能回到内地。那时西藏还没有通航,交通也没有如今便利和顺畅。所谓的公路很不好走,要回内地,必须先步行或骑马到昌都才能坐上汽车。当年我妈妈就是快生我时,只身一人坐着车,从颠簸的川藏路回到内地。1956年的7月妈妈在重庆生下了我不久,连名字都来不及给我起,就把我托付给了保姆,返回了西藏。后来妈妈告诉我,我的名字还是保姆给起的呢:那时保姆带着我去上户口,保姆和派出所管理户籍的人商量,说这个孩子的爸爸姓张,妈妈姓祁,就叫张祁吧。

我们姐妹三人的幼儿时期都曾在成都西藏军区保育院度过。

有一张照片,正面是我在保育院一栋房子的窗户外独自喝水,我自己端着的缸子几乎把我自己的脸全部遮住。照片背面有妈妈当年用钢笔留下的清晰笔迹写道:“她在喝开水。虽然照了这样一张相,但是一直没有高兴一下。知道我是她的妈妈,但又不熟悉,所以默默的和我玩了一天,一句话也没有说。一岁零八月。”那是1958年3月。

我在成都西藏军区八一校读小学时,爸爸第一次来看我,老师指着对面的来人告诉我:这就是你爸爸。爸爸说,他当时抱着我,感觉到我在浑身发抖。

那个年代在成都八一校的孩子的父母都在西藏工作。每次有父母从西藏出来看望自己的孩子,也会看望我们。爸爸妈妈也是如此,看望我们时也要一并看望其他战友的孩子。

一次爸爸来看望我和大妹妹,带我们出去玩。在三轮车上,除了我和大妹妹外,还坐着其他战友们的四五个孩子。我们这些孩子有坐着的,有站着的,还有被爸爸抱着的,大家都高兴围绕在爸爸的身边。一个三轮车坐了这么多孩子,吸引了不少过路人的眼光。

后来我们都到了北京,投奔我爸爸的弟弟——叔叔家,我们三姐妹分别在不同的学校过着寄宿的生活。记得,那时我在北京郊区的十一学校读小学一年级,只能每月甚至更长时间在周末回叔叔家一次。每次我都要独自一人步行穿过校园外的一大片菜地,到公共汽车站,乘坐一段后,再转车去甘家口大妹妹的学校接上大妹妹,然后我们俩再转几次车才能回到和平里的叔叔家。周日下午我又按同样的路线,先把大妹妹送到她的学校,然后自己再返回十一学校。那一年我不到8岁,大妹妹也就6岁。

更多的周末不能回到叔叔家时,我有点像现在的留守儿童一样。当喧闹了一周的学校静下来时,校园里只有我们几个不能回家、留在学校的孩子,在空旷冷清的大操场上默默地度过一个个在学校孤独的周末。

有人说孩子的童年没父母的陪伴是一种缺失,但当时八一学校所有的孩子都健康地成长,包括心灵,无私的老师让孩子们没有孤独感。八一学校学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会了爱同学、爱亲人、爱同胞。

从十八军子弟小学成立,到更名为西藏军区八一小学,一直受到军首长、军区首长的关注,每次他们返回内地都要到学校转一圈,看望或代战友看望在校读书的娃娃,或将娃娃们的成绩、娃娃们的健康成长情况带回部队,带到西藏高原。

当年的路影校长至今还清晰地记得:

一次张国华军长到八一校去探望学生、老师和教职员工,听说军长要到学校来,顿时全校欢腾,各班整队出发来到唐场北边的小河旁。

只见那红旗招展,只听那锣鼓喧天和师生们热情的呼喊。军长的车来了!一辆、两辆、三辆整齐地排在河边。军长下车了,我快步地走到军长面前也不知说啥好了,向军长敬礼。军长说:“大家好!”并向孩子们挥手致意。这时队伍中走出来两个孩子,向军长行了个队礼,献上了鲜花。军长说:“孩子们你们好!”顺手拉着孩子们的小手健步走向学校的大操场。军长向列队在大操场的孩子们大声问候:“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好!”孩子们齐声回答:“军长伯伯好!”军长说:“我今天看到孩子们每个小脸都挂着笑容,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很高兴!你们想不想你们的爸爸妈妈呀?”有位同学高声说道:“校长就是我们的妈妈!”我指着那个孩子说:“他是个烈士的孩子,叫小东,是个好孩子。”只见张军长眼圈一红,差点流下眼泪。军长向孩子们说:“让我们记住他的爸爸,记住你们的父母,他们在西藏修路、打仗、保卫边疆,就是为了你们能好好地学习。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努力学习,天天向上!”说着,军长亲切地抱起他身边的一个小学生,我介绍说:“他叫小宝,是赵力的小儿子。”军长抱着孩子亲了又亲。

风雪高原,爱情传奇

是什么东西呢?江一赶紧跑到没人的地方,张开手一看,原来是一个红糖窝窝头!她站在那里,一股幸福的暖流从手上传遍全身。多少个艰难的曰子,近在咫尺却无法表达爱意,这一个小小的红糖窝窝头,却传递着他深藏的情意……

在20世纪50年代,在那个没有现代化信息快速传递绵绵情意的风雪高原上,十八军官兵们有着自己最为独特的爱情传奇。

他叫胡然,做事认真、待人诚恳,还风趣幽默;她叫刘延,开朗乐观、聪明灵秀。他和她,在进军西藏的征程中,都是后政文工团舞工队的一员。他是班长,她是副班长,工作让两人相互了解、相互吸引,但却碍于“进藏不满一年的不能谈恋爱”这条“军规”,一时无法在一起。

部队奋战在修筑康藏公路的工地上,他和她的恋爱,就在紧张的劳动、繁重的演出任务中“见缝插针”。

那天,部队过金沙江时,刘延正准备上牛皮船,有人挤到她的身边,塞给她一张小纸条。一阵惊慌后,她马上冷静下来,她看到了他的背影,意识到那张纸条的含义,把它紧紧攥在手心里。

湍急的金沙江上,刘延坐在牛皮船里,趁别人不注意偷偷打开纸条,眼前出现这样一行字:“牛皮船,像勺,把你我舀到了一起。”她的脸热了,心跳得更快了。

从此,刘延的世界里,多了一个他,多了一段“桦树皮情缘”。

说起“桦树皮情缘”,还得夸夸胡然的心灵手巧。那时,胡然是话剧演员,又是舞美设计,喜欢木刻。工地上没有信纸,那些随手可得、不规则的桦树皮,经他的手,就制成了一份份别致的情书。我们有幸,得以在今天,还倉封卖到只属于那个年代的激动人心的浪漫。

桦树皮信之一:

首先声明,不是创造。没有纸,这儿的人全这样,用桦树皮写字,休息时,我就上山,剥桦树皮,画画。我的桦树皮比较大,比较美,因为有木刻刀相助……

桦树皮信之二:

李媛病得厉害,疼得在床上打滚,据说是妇科病。打了半支杜冷丁才勉强上场,由此,我想到了你,行军、蹚冰河怎么办?希望你别再淋着雨睡觉了。很难相信头上滴着雨水,床下也淌着雨水雪水,我已深深感到你行军、修路、演出的劳累。

桦树皮信之三:

别听孟的话,我好好的,只不过被石头擦破点皮。相信吗?疼痛是最好的振奋剂。这两天我睡不着,反反复复想着英雄,觉得自己也能当英雄。你想写东西,三组长的材料很好,在炸药就要爆炸的一刹那间,他扑了上去,三个民工得救了,他失去了一只胳膊——活着的英雄。活着的英雄很不容易,你能写出来吗?若能写成山东快书,我就争取上台演出,说山东快书不存在跑调问题。

听说波密的杜鹃花开了,真希望我参随部队转移到你身边。

桦树皮信之四:

草坪上盛开着鲜花,

不要议论它吧!

因为它正是开放的时候。

我新收集的一首民歌,抄给你,愿你喜欢它。还有一幅漫画,只给你一人看——几个战士喝酥油茶的奇形怪状。不光酥油茶不正,那“茶”实际就是牛粪。昨晚炊事班到达目的地,黑暗中忙乱把牛粪饼当作砖茶放进了锅里了,多有趣。

区队长让我注意一些影响,这段时间给你写信太多了。很难设想,没有感情的生活,这雪山草地还会这么美吗?你说!

这一张张珍贵的桦树皮,刘延曾经保存了很久很久,可惜后来在颠沛的日子里将它们遗失。幸好她还完好的保存着一本红皮日记,记录着当时的词句,成了两人爱情最好的见证。

经过一番波折,有情人终成眷属。多少年后,刘延已成为知名的北京女作家。当她的第三部散文集《聆听岁月》出版时,她特意将胡然当年在高原上写的两篇文章收入书中,纪念已故的爱人。

在吴景春的心里,七年前病逝的丈夫陈家琎从未离开。

当年,他是随十八军首批进藏的新华社记者,她是医疗队里漂亮大方的护士。两人的缘分,从一起在藏语训练班学藏语文开始一他是一班班长,她是四班班长,两人经常在一起开会,交流工作学习经验。

在当时的吴景春眼中,陈家琎是个充满智慧而又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从他的眼神中也读懂了“那个意思”。但年轻姑娘的矜持,让她“静观其变”。

那时候,吴景春还是篮球队队员。每到比赛,陈家琎就充当起“场外指导”。而每天早上起床,她在院子里溜达着背藏文单词时,总会“巧遇”他一这时的他已经开始了渐进式的“进攻”,常常借机过来和她说话。后来她才知道,有一天早晨,她边走边背单词,他照常在不远处凝视她的身影时,一位炊事班的老班长看穿了他的心思,悄悄地走到他身边鼓励他:“这可是个好姑娘啊,不要错过,有什么想法大胆说出来。”

就这样,他鼓足勇气向她表白了,她也满心欢喜地默许了。两人开始了浪漫的携手:在月光下并肩漫步拉萨河边,在林卡里追赶嬉戏……

吴景春还记得,两人“水到渠成”结婚那天,她晚上在病房里值完班回来,院领导和同事们抱着被子,把她送到西藏工委宣传部,在那里,和新华社的另一对新人一起举行了结婚仪式。虽然简单,也很热闹,大家还哄笑着在他俩那间墙皮脱落、又潮又湿的新房里闹了“洞房”。吴景春至今还保留着陈家琎送给她的结婚礼物,一本军用日记本,上面写着他的心思一给她作为婚后纪念。

婚后,他总是在她公休时用自行车来接她。每次回到家,他招待她的只有几个果丹皮,顶多有一小块酱牛肉,她却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但这样简单而快乐的日子没过多久,陈家琎被派往康藏公路修筑一线采访,一别好几个月。

好不容易重逢了,1956年,吴景春又因为参加苏联专家在北京举办的妇幼卫生进修班回到内地,当时已经怀孕四个多月了。进修结束后,吴景春经过考试,被北京医学院录取,留在了北京。陈家琎也暂时调回北京,在新华社总社工作。可这段相聚的日子依然很短,不久,他又被调回新华社西藏分社工作。那时候,西藏还未通航,一封信要走个把月,两人只好约定:每周互发一封信。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总是收不到他的信。他在高原上的行踪,

她都是从报纸上,通过他写的通讯报道“读”出来的:有时在帕里,有时在藏北牧区,有时又到了山南、林芝、波密地区……

就这样几十年过去,陈家琎因工作需要几次调进调出西藏,与妻子吴景春聚少离多。直到1998年,他病倒了,后来发展为双侧脑干梗塞,在病床上一躺就是四年。那段日子,她常坐在他的身边抚摸着他的脸,不时亲他一下,他笑着流出眼泪……只有生病在床,他和她才真正相守在一起!

当吴景春拿出相册,指给我看他们年轻时在一起的合影照片,讲给我听那一张张照片后面的故事时,她的脸上表情是那么的温柔、那么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