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雪域长歌:西藏1949—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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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条条英雄路(3)

不久,从钢丝上又滑过一个麻包来。原来是部电话机。安装完毕,六个脑袋都挤到电话机跟前。大家静下来了,“喂,喂,你是谁?”从耳机里传来一个有点陌生的声音:“同志们辛苦了!谁呀?”崔锡明轻声问着李文炎。对方又说话了:“我是干炎林,我来给你们贺功!”崔锡明拿着耳机跳了起来,大叫着:“是师长,是师长!”果然,大家看到,对岸人群中一个穿着蓝衬衫的人挥着帽子在示意。“啊!师长!师长!”大家都连喊带跳,激动不已。

滔滔怒江被勇士们征服了。关于这一壮举,还有这样的记述:

7月14日,五十四师师长干炎林带领第一六二团参谋长朱庆华、工程师张天翔以及该团少数人员,来到江边实地勘测,先选定在怒江上架设便桥的位置。架设便桥先要将钢丝绳拉过江对岸。六连班长李文炎和几名熟悉水性的战士,乘橡皮舟在奔腾咆哮的怒江激流上,冒着生命危险试渡了几次,终于到达对岸,并拉上钢丝绳,为架设便桥奠定了基础。第四连副排长崔锡明在实地查看怒江西岸桥址时,攀缘爬行陡峭石壁八百米,完成了实地查看桥址任务。工程师张天翔同战士们一道,攀山越岭,找藏族同胞调查,为选定线路和怒江桥址做出重要贡献。随后,

第一六二团团长郝洪基、工兵第五团团长解养仁分别率部在怒江两岸投入施工。经过二十八天紧张施工,11月1日,一座长达八十七米、距江面三十三米高的“贝雷式”钢架桥终于跨过怒江。

现在过怒江大桥时,还能隐约看见石壁上当年十八军战士书写的“同志们,干吧!把公路修到西藏去!”的标语;峭壁上还插着一根当年打入岩石中的钢钎,这根取不下来的钢钎,就成为那段史无前例的修路史的最好见证。今天,只要你经过怒江大桥,在那边的人,都会指着一个单独立在江边的桥墩告诉你:“当年,有个战士修怒江桥时掉进十多米高的、正在灌注水泥的桥墩里,谁也没办法把他救出来,他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桥墩里。”如今,怒江上已经架起了新桥。当年修建的怒江桥只留下这一个桥墩,像是一座特别的纪念碑。它告诉我们:谁都不应该忘记那段历史。

当年筑路大军进人怒江工地之前,先要打通昌都以南海拔四千米的年拉山。那是座石头山,山上没有一滴水。生活和施工用水都要从山下的江里取用。一六一团三连副连长陶书运回忆说,每次上工前,都要背很多水壶上山。

“打钢钎,大锤可以连续抡几百下,当时的‘千锤英雄’真的可以连续抡上千下;开石方,不放心战士,我就自己来放炮。”陶书运说,当时雷管是圆的,导火索很细,要把它拧紧,没有工具怎么办?“就用牙咬紧,成千上万次地咬呀。没有掩体,点着了以后必须赶紧跑,使劲儿地跑,跑得越远越好。”

然乌沟,海拔三千九百余米。从上清卡沿河而下到然乌沟,长八公里。两岸石壁陡峭,悬崖平均高达四十多米,谷深沟长,是名副其实的“一线天”。当地原始森林郁郁葱葱,遮天蔽日;降水量大,雪封、雪崩为患,是地质、气象灾害多发区。这里,同样没有人走过。工程的设计方案,就是要在峭壁半腰的悬崖上凿出一条石道。

“这一段特别难修。由于终年不见太阳,山两边都挂着很厚的冰棱,紧贴着悬崖峭壁。八公里路,投入了三个团的兵力,我们一五九团承担了四分之一的任务,牺牲了三十多人。”杜琳回忆说,因为线路在半山腰,战士们只能在自己的腰上拴条麻绳,悬挂在半山腰,用钢钎在石壁上打炮眼。有一个班因为连续作业时间太长,腰间的麻绳磨断了,整个班掉进了怒江里。

“现在想起来还想掉眼泪,这跟打仗是一个道理,这些战士都没留下名字。后来,我们在然乌湖边给他们建了纪念碑。”

那段日子,每天黄昏时分,全团集体放炮,团长和政委就站在沟口,直到所有人报平安了才肯吃饭。所有人都铆足了劲儿:“不打通然乌沟就不过1954年元旦!”

1953年12月31日的晚上,然乌沟还没有完全打通,大家就真的直到1954年1月4日才补过元旦。其实所谓的“过元旦”,就是在沟边燃起篝火,休息一下。

凿通然乌沟,一眼望见然乌湖,“那风景美极了!”怒江天险打通,南线决定性的一战获胜!人们内心的欣喜可想而知。

可是,沿着修好的道路巡视一遍时,也不无遗憾。按照当时的进度要求,这只能算是一条军用道路的水平。路的弯曲半径小,在深山峡谷中显得过度弯曲。一些“飞线”未经过精测,道路的陡坡也不够舒缓流畅。有的路段临近河边,流速强劲的冷曲河水浸入路基,会使正在行进中的车辆掉进河中。有的地段塌方不断,行车者提心吊胆;有的绝壁路段,崖高路窄,稍有不慎就会车翻人亡,只有最勇敢沉着的驾驶员才敢大胆通过。几十年后,这里依旧被称为“中国公路最险峻的路段”。

这段旷世奇路是由解放军一万三千多血肉之躯筑成的。它体现了决策者的巨大魄力、筑路指战员的勇敢和智慧。为了它的开通,战士们劈山填谷,披荆斩棘,付出了极大的艰辛和牺牲:有的年轻战士累得吐血,许多人落下终身残疾,还有的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整个筑路部队仅1953年就牺牲八十一人。数十年后的今天,许多“老西藏”人一闭上眼睛,那些年轻、淳朴的身影还会出现在眼前,永生难忘!

1954年初,后方筑路部队开始了实现康藏公路全线通车前最后一年的“冲刺”。偏巧这一年,波密地区的雨季来得早,持续时间长。5月份部队施工到这一地区时,线路上最大的冰川突然山洪暴发,泥石流铺天盖地涌来,沿帕龙藏布一线的六十余处路基和桥梁瞬间被冲毁。

时隔几十年后,当时亲眼目睹过这一场面的李俊琛说:“汶川特大地震那种山崩地裂的场面对我们来说,一点不陌生。”她永远记住了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一刻:原本晴空万里、晒得人身上暖洋洋的天,顷刻间变得那样恐怖,“那天我们文工团没有给筑路部队演出的任务,大家看天好,就说说笑笑地到小河边去洗衣服。突然听到一阵像飞机轰炸的声音,又像是坦克开过来,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恐怖。这时候,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不好!

快跑!’转头一看,像房子那么大的石头带着泥沙滚下来,呼啸而过,真是山崩地裂的感觉……”

转眼间,泥石流过去了,只剩下泥土的腥味,四周是可怕的寂静。当大家从惊恐中清醒过来,互相招呼时发现,一个叫陈德昶的男演员不见了。

“大家一起喊他的名字,喊了一遍又一遍,始终没有听到他的回答。”李俊琛说:“20岁的陈德昶一下子就没了,大家哭喊都没用……我们刚修好的小桥也被冲走了。”

这场1954年5月8日突然暴发的泥石流,冲毁路段达三十多公里,损失标准工日四十万个,各种筑路物资损失严重。正在“老虎嘴”施工的一五七团六连二排也随着路基的突然塌陷坠入江中,包括副排长邬贵相在内的九名战士被滔滔洪水吞噬,另有八人负伤,部分工地被迫停工。在洪水、塌方、飞石袭击下,部队总计牺牲五十四人,重伤三十八人。因道路中断,还曾一度断粮。

意外发生的自然灾害造成的路毁人亡,很难不使大家的情绪受挫。修建司令部当即通报“责任在领导”,总结教训,并研究部分线路改道,坚定年底通车拉萨的决心。

就在这时,五十三师《战旗报》社论提出了“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口号。“这是我们师指战员提出来的,一下子成了后方整个筑路部队的冲锋号角。”说起这句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口号,77岁的杜琳还像当年一样豪情满怀,“后来,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号召全党鼓足干劲时,还提到这个口号,说这句话很好。从那以后,这句口号传遍了全党、全军、全国!”

按照修改后的路线施工,额外增加了许多工日。筑路大军苦干加巧干,在工程技术人员指导下,战士们创造出山字形挖土法、双燕式排土法、梅花爆破法、集团爆破法等许多新的作业方法,工效提高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一座崭新的大桥巍然横跨在怒江之上,整个施工只用了二十八天。

人们在工地坚石上刻了“英雄阵地”四个大字,在桥上搭起楹门,上题“深山峡谷显好汉,怒江两岸出英雄”。1953年11月1日,怒江桥举行了通车典礼。筑路架桥的军工、民工,两岸的藏族同胞,都兴高采烈地挤在桥头空地上热烈庆祝,一辆辆满载各种物资的卡车稳稳地向西开去。怒江两岸人民世世代代隔江相望却无法来往的历史被画上了句号。

西线,由拉萨向东

藏族民工们每天都编新歌。有一首是这样唱的:“金珠玛米(解放军)没来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拿过银圆。我们去问我们的父母,父母也说从来没有看见。金珠玛米来到这里以后,我们从劳动中拿到了银圆。我们不但看见了很多很多,而且还亲手花几百、几千。”藏族人民把解放军叫作“金珠玛米”。“金珠”是解开锁链的意思,“玛米”是军人的意思,合起来便是“解开锁链的军人”……

如果说东线(由东向拉萨)的筑路大军一开始是由军队和汉族百姓组成的话,那么西线(由拉萨向东)筑路大军则一开始就是由军队和藏族百姓组成的。

修筑康藏公路的大军向拉萨挺进的同时,西藏工委和军区同西藏地方政府商定:军区负责公路勘测、设计、施工指导和施工工具购置、维修;噶厦地方政府负责从拉萨、山南、工布等地的四十八个宗(县)、溪(庄园、小宗)调集万名藏族民工参加施工,并提供民工所需口粮,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支付粮款,还给民工发工资。

1953年1月18日,西线筑路委员会成立,下设西线筑路指挥部。指挥部下辖三个工段:一段由拉萨河南岸至墨竹工卡,二段由墨竹工卡至敏拉,三段由敏拉山口至巴河桥,全长三百二十三公里。

康藏公路临近通车时,师战地记者焦东海到阿沛桥采访筑路功臣华振和。华振和是一名战士,他围着一条白围裙,油乎乎的两手在上面擦来擦去,看来正在忙着做饭。顺着焦东海的提问,华振和说起了他的故事:

我带的是朗宗(今朗县)四、五两个班,一共四十个人。3月9日,

我们带民工的第一天,我一走进五班帐篷,民工们都站了起来,我很想给他们说点什么,可我的藏话还很差劲,说来说去大家听不明白。我看见一位六十多岁(他实际才五十来岁)的藏民,叫扎西次仁,面孔又黑又瘦,颧骨突出。我不禁想起了父亲,顿时觉得特别亲。我向他身边凑了凑,想和他说话。谁知他猛然站起来,弯下腰,伸出舌头:“拉苏,拉苏(是的)。”紧张得浑身打战。一个年轻的藏民尹希,赶紧把垫子给我移过来,毕恭毕敬,一句话也不说。原来,这个班的藏民见过解放军的人很少,免不了有些顾虑。扎西次仁老人和其他民工一样穷苦,只有一件羊皮祅,白天穿在身上是衣服,晚上就地一躺又是被褥,再除去一小袋糌粑、一个木碗,其他什么也没有了。

一次,华振和打算把修路中的“木轨滑运法”推荐给藏族民工,以提高工效,便满有把握地把觉本(班长)洛桑和扎西次仁叫来,向他们介绍这个方法如何好。谁知他俩只是摇摇头,看着他光笑,解释了半天也不愿采用。华振和莫名其妙,问洛桑:“你们为什么不愿采用这个施工方法呢?”洛桑说,担心采用“先进方法”万一工效降低,工资少了,“我们吃什么呢?”华振和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提议由洛桑安排给他几个民工试一下,满意了就干,不满意可以不干。洛桑同意了。

于是,华振和与八个民工到山上砍了几棵树,铺在工地上,一头高高垫起成了“木轨”,八个人把石头撬上木轨,轻轻一推,一下就滚到河里去了,震得整个山谷轰轰作响,民工们乐得叫起来。洛桑还不大相信,唯恐是偶然的,扎西次仁老人却想通了,主动跑过来帮忙。一连试验了几次,洛桑才信服。全班采用了这个方法,结果十五天的任务五天半就完成了。扎西次仁老人笑着对华振和说:“我以为你打仗行,干出力活不一定胜我们,谁知你有这样多窍门呢!”全班民工一起哈哈大笑。

华振和对焦东海说:“同志,你可不要以为藏族群众笨,连那样简单的施工方法都不能顺利接受。他们从来没见过公路,其中有些人是牧民,活了几十岁没摸过铁镐、铁锹,第一次拿起这些工具就能修路,这就不简单。你说是吗?因为运输困难,银圆运不上来,工资不能发放,藏族群众都能体谅我们的困难,一声不响地埋头工作。他们说,解放军帮助我们修路,修到大门口来了,再大的困难也能忍耐。”

一次,华振和无意中看见扎西次仁挖稀泥时,脚踏在铁锹上一用力,眉头总是紧皱一下。原来他的鞋底早磨掉了,脚被铁锹磨得红肿。华振和忙拿出自己的球鞋给他,老人说啥也不要。他说华振和是“奔波”(长官),指挥老百姓修路,没鞋不行。华振和发现有很多藏民都是这种情况,二十个人中就有三个没鞋穿,就算有,鞋也很破。他回到连里,用一些旧牛皮缝了几双鞋。扎西次仁接过新鞋,眼泪唰地流下来。收工后,他把华振和拉到一边说,他只有一个孩子叫索朗,那就是他今后的靠山,在家时他经常没鞋穿,索朗也给他缝过一双鞋。今天他看见了解放军的心,和他们是一家人。老人紧紧拉着华振和的手不放,不住地亲吻,黑瘦的脸上泛起了红潮。很快,工地唱出这样一首歌:

筐子破了柳条编,鞋子烂了“玛米”(军人)连。

解放军呀,解放军,你们个个都有一颗菩萨的心。

华振和给藏族民工发工资。四、五班的民工们远远躲着他在一边叽叽咕咕。一会儿,四班女工嘎玛背着一小袋银圆,跑过来往他面前甩下便跑。华振和忙拉住她问:“这是干吗?”民工们笑着一齐拥上来,四班的觉本伍洛抢先说,我们每人每月领这么多大洋,还不是多亏你的帮助。她们都愿捐出几块银圆送给你。这是大家的心意,收下吧!话还没落音,只听“收下吧,收下吧!”民工们乱哄哄地嚷起来。

华振和告诉大家,工资多,这是党和国家给大家的报酬,我们应该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今后藏族人民的生活会更好的。

华振和永远不会忘记和藏族民工分别的那天。一列长长的队伍在新修的公路上挺进,一个个熟识的笑脸在眼前掠过。藏族群众戴上鲜艳的大红花,举着耀眼的红旗,带着党和军队给他们的荣誉,带着军民之间的深情厚谊,走上了回家的路。人群中,有人唱起这样的歌:

亲爱的解放军呵!我们一块儿修路六个月,公路通了,你一定要到我们家去一趟呀!

你不用走路,我们有快马;你不用怕雨淋,我们有漂亮的帐篷给你住;要是吃饭,我们给你磨最细的糌粑。

亲爱的解放军呵!你千万要到我们家里去一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