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对和亲政策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肯定说。这种政策，不论是当时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还是一种策略手段，其结果都导致了汉朝和匈奴间、汉民族与匈奴间的和好关系，有利于两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也有人说，当时中原农业和草原牧业两种经济交往确以战争与和亲的方式进行；与战争政策相比，和亲政策更有利于两种经济的交流和发展。第二，否定说。认为和亲政策，企图换取边境暂时的安静，使匈奴愈益骄横，连年入侵边郡，两汉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也有人说，这是一种应急、权宜、妥协的消极政策。第三，具体分析说。两汉和亲的效果和作用，主要是取决于两汉国力的强弱，因此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民族间的交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不是甜美和谐的。
22.七国之乱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大封同姓诸侯王，并赋予他们很大的权力，诸侯王在他们的封地里可以拥有军队、任免官吏、铸造钱币、收取租税，形成了对中央的半独立状态。后来，诸侯王国与中央的矛盾越来越尖税起来。汉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建议景帝“消藩”，削弱王国势力，保证中央集权的统治。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联络楚、赵、济南、菑川、胶西、胶东六个王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理由，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孝文帝在位时，吴国太子进京朝见文帝，得以陪伴皇太子饮酒、博戏。吴太子在博戏过程中与太子争棋路，态度不恭；皇太子就拿起棋盘猛击吴太子，把他打死了。朝廷送他的灵柩回去安葬，灵柩到达吴国，吴王恼怒地说：“天下都是刘氏一家的天下，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何必送回来安葬呢！”吴王又把太子的灵柩送回长安安葬。吴王从此渐渐失去藩臣的礼节，声称身体有病，不来朝见皇帝。京城知道吴王是为了儿子的缘故，就拘留和审问吴国的使者；吴王恐惧，开始产生了谋反的念头。文帝为了安抚吴王，赏赐给吴王几案和拐杖，表示照顾他年事已高，不必前来朝见。吴王见朝廷不再追究他的罪名，谋反之心也就渐渐消除了。
吴国国内有冶铜、制盐的财源，便不向百姓征收赋税；百姓应该为官府服役时，总是由吴王发给代役金，另外雇人应役；每到年节时，慰问有贤才的士人，赏赐平民百姓；其他郡国的官吏要来吴国捕捉流亡的人，吴国公然阻止，不把罪犯交出去。这样，前后持续了四十多年。晁错多次上书奏说吴王的罪过，认为可以削减其封地；汉文帝宽厚，不忍心惩罚，所以吴王日益骄横。等到汉景帝即位，晁错又劝说景帝削减吴王的封地，因为他迟早会叛乱。后来等到楚王刘戊来京朝见，晁错借机说：“刘戊去年为薄太后服丧期间，在服丧的居室里私下****，请求处死他。”景帝下诏，免去刘戊的死罪，但把原楚国封地东海郡收归朝廷。另外，在前一年，赵王有罪，朝廷削夺了他的常山郡；胶西王因在卖爵事上有不法行为，朝廷削夺了他封地中的六县之地。
吴王刘濞恐怕削夺没有止境，就打算举兵叛乱；想到其他诸侯王没有足以共商大事的，听说胶西王勇武，喜欢兵法，诸侯都畏惧他，于是，吴王派中大夫应高去亲口游说胶西王，说：“现在天子任用奸臣，听信谗言，削夺诸侯封地，对诸侯的处罚很重，而且日甚一日。吴王自认为与大王面临着共同的忧患，希望顺应时势，遵循情理，牺牲生命去为天下消除祸患，我想您也同意吧？”胶西王大吃一惊，说：“我怎么敢做这样的事！天子待诸侯虽然很严苛，我只有一死了事，怎能起意反叛呢？”应高继续劝说胶西王，并说吴王答应与胶西王分割治理天下。胶西王说：“好。”应高返归吴国，向吴王汇报，吴王还怕胶西王不实行诺言，就亲自前往，到胶西国与刘卬当面约定。胶西国群臣中，有人得知胶西王的图谋，谏阻胶西王，胶西王不听，于是派使者与齐王、川王、胶东王、济南王约定共同举事，这些诸侯王都答应了。
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朝廷削夺吴国会稽郡、豫章郡的文书到达，吴王刘濞就首先起兵，杀死朝廷任命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员；胶西王、胶东王、川王、济南王、楚王、赵王也都举兵叛乱。楚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阻楚王刘戊，刘戊杀死了张尚和赵夷吾。赵相建德、内史王悍谏止赵王刘遂，刘遂将他们两人烧死。齐王后悔通谋叛乱，违背与吴楚的盟约，依据城池进行抵御。济北王的城墙坏了没有修好，他的郎中令劫持了他，使他无法举兵参加叛乱。胶西王和胶东王为统帅，联合川王、济南王共同攻打齐国，围攻齐国都城临淄。赵王刘遂把军队调往赵国西部边境，准备与吴、楚等国军队联合进攻，又向北方的匈奴派出使者，联络匈奴一起举兵。吴王征发了所有士卒，下令全国说：“我今年六十二岁了，亲自担任统帅；我的小儿子十四岁，也身先士卒。所有年龄上与我一样，下与我的小儿子一样的人，都征发从军！”吴国共征发了二十多万人。吴王向南方派出使者去联络闽、东越，闽和东越也发兵响应。吴王在广陵起兵，向西渡过淮河，随即与楚国的军队合并，派使者致书诸侯，指控晁错罪状，准备联合进兵诛杀晁错。吴、楚两国军队一起攻打梁国，攻破了棘壁，杀死数万人；吴、楚联军乘胜前进，兵锋锐不可当。梁孝王派将军迎击，又有两支军队被吴楚联军打败，梁军士兵都向后逃跑，梁王固守都城睢阳。
七国叛乱的文书到达朝廷，景帝就任命中尉周亚夫为太尉，统帅三十六位将军及其部队，前去迎击吴、楚叛军；派遣曲周侯郦寄攻打赵国，派将军栾布攻打齐境叛军；景帝又召回窦婴，任命他为大将军，让他率军驻守荥阳，监督用兵于齐国和赵国境内的汉军。为平七国之乱，景帝听取袁盎的建议，斩杀了晁错。谒者仆射邓公向景帝上书分析战争情况，在进见皇帝时，景帝问道：“听到晁错被杀，吴国和楚国撤兵了没有？”邓公说：“吴王准备叛乱已有几十年了，他是因朝廷削夺了他的封地发怒，杀晁错只是他的借口，他的本意不在晁错啊。再说，朝廷杀晃错，我担心天下的士大夫都不敢再向朝廷进忠言了！”景帝问：“为什么？”邓公说：“晁错忧虑诸侯王国势力过于强大，朝廷不能制服，所以，请求削减王国封地，从而尊崇朝廷，这本来是造福万世的好事。计划刚刚实行，他本人突然被杀。这样做，对内堵塞了忠臣的口，对外替诸侯王报了仇，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该如此。”于是，景帝深深地感叹说：“您说得对，我也很后悔杀了晁错！”
吴兵想向西进攻，梁兵坚守城池，使得吴兵不敢向西进发，转而奔向周亚夫的部队，在下邑相遇。吴兵急于求战，但周亚夫坚守不出。吴军粮绝士卒饥饿，数次挑战，周亚夫始终不出。汉军军营中夜间突然惊乱，自相攻击，骚乱到了周亚夫的帐幕附近，但周亚夫还是高卧不起，骚乱一会儿又平静下来了。吴军攻击东南阵地，周亚夫下令西北阵地加强戒备。不久，吴、楚的精兵果然攻向西北，但不能攻入。吴、楚的士卒有很多饿死或反叛离散，只好撤退。二月，周亚夫出动精兵追击，吴、楚联军大败。吴王刘濞丢下他的军队，带领数千精兵趁夜逃走，楚王刘戊自杀。吴王弃军逃走后，军队就崩溃瓦解了，有些士卒则投降了太尉周亚夫和梁军。吴王渡过淮河，逃到丹徒县，士卒有一万余人，又收集逃散的士卒，想依附东越自保。汉朝派人以金钱利禄收买东越，东越就骗吴王出来慰劳军队，然后派刺客用短矛杀了吴王，载着吴王的头，用传车飞报汉廷。吴国太子刘驹逃到闽越。吴、楚叛乱，共三个月，全部平定。其他诸侯见大势已去，有的投降，有的自杀。七国之乱从吴王起兵，当年就被朝廷平定。
七国之乱是一个重大转捩点，如果七国胜利，中国势必回到战国时代的割据局面，互相吞并，战争不休。七国失败，使西汉王朝顺利地通过瓶颈，统一形势更加坚固。刘启乘机收回各封国的行政权和军权，在封国掌握大权的不再是“封王”，而是“国相”（封国的宰相），国相由中央政府派遣。中央政府遂成为真正的大一统政府。“吴楚七国之乱”仅三个月就被平息，也说明地方造反的势力根本不足以动摇国本。既然如此，诸侯王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卵击石，犯相同错误呢？中国人缺乏权力分享意识，不善于将一个权力分解为若干部分，以强化权力的有效性，始终没有建立起有关地方与朝廷关系的规则，朝廷与地方总是互相觊觎对方的利益。七国之乱的平定和诸侯王权力的削弱，沉重地打击了分裂割据势力，在制度上，基本解决了刘邦实行诸侯王制度时所产生的弊病，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
23.为社稷霍光废帝
霍光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深得武帝亲信。武帝崩，受遗诏辅少主昭帝即位。昭帝年幼，一切军政决策全出自霍光，昭帝待他如父，权威震服海内。昭帝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贺，因荒淫无道，不久被废。霍光又迎立武帝曾孙病已即位，是为宣帝。中国历史上以辅政而得令名的人数不多，以废立而得令名的就更少了，但是霍光却是个例外，他虽然辅政多年，参与废立，但却始终保持着一个正面形象。
开平元年（公元前74年）四月十七日，昭帝死后，朝中许多大臣主张立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广陵王刘胥为帝。但是霍光知道因刘胥品行不端，所以汉武帝才不选立他。现在由自己辅政，反而选立一个失德的皇帝，怎么对得起死去的汉武帝呢？霍光只得再冒得罪许多大臣的风险，决定另选立继承人。他和皇太后商量，迎立汉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为帝。刘贺是昌邑王刘哀的儿子，他在封国内一向骄横跋息，放荡不羁。在汉武帝丧期中，刘贺依旧外出巡游狩猎不止。接到上官皇后颁布的诏书，刘贺就往京城赶。刘贺行至济阳，派人索求长鸣鸡，并在途中购买用竹子合制而成的积竹杖。经过弘农时，刘贺派一名叫作善的大奴用有帘幕遮闭的车运载随行的美女。刘贺抵达霸上，朝廷派大鸿胪到郊外迎接，侍奉刘贺换乘皇帝乘坐的御车。刘贺命昌邑国太仆寿成驾车，郎中令龚遂相陪。即将到达广明、东都门时，龚遂说道：“按照礼仪，奔丧的人看到国都，便应痛哭。前面就是长安外郭的东门了。”刘贺说：“我咽喉疼痛，不能哭。”来到城门之前，龚遂再次提醒他。刘贺说：“城门与郭门一样。”将至未央宫东阙，龚遂说：“昌邑国吊丧的帐幕在阙外御用大道的北边，帐前有一条南北通道，马匹走不了几步，大王应当下车，朝着门阙，面向西方，伏地痛哭，极尽哀痛之情，方才停止。”刘贺答应道：“好吧。” 于是步行上前，依照礼仪哭拜。六月初一，刘贺接受皇帝玉玺，承袭帝位，尊上官皇后为皇太后。
昌邑王刘贺继位后，毫无收敛。原昌邑国官吏全都被征召到长安，很多人得到破格提升。大将军霍光见此情景，忧愁烦恼，便单独向所亲信的旧部、大司农田延年询问对策。田延年说：“将军身为国家柱石，既然认为此人不行，何不禀告太后，改选贤明的人来拥立呢？”霍光说：“我如今正想如此，古代曾否有人这样做过吗？”田延年说：“当年伊尹在商朝为相，为了国家的安定将太甲废黜，后人因此称颂伊尹忠心为国。如今将军若能这样做，也就成为汉朝的伊尹。”于是霍光命田延年兼任给事中，与车骑将军张安世秘密谋划废黜刘贺。后来，霍光召集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在未央宫开会，商定为国家社稷废黜刘贺。霍光随即同群臣一道晋见太后，向太后禀告陈述昌邑王刘贺不能继承皇位的缘故。于是太后召见刘贺，下诏废黜。霍光抓住刘贺的手，将他身上佩戴的玉玺缓带解下，呈献给皇太后，然后扶着刘贺下殿，从金马门走出皇宫，群臣跟随相送。刘贺出宫后，面向西方叩拜道：“我太愚蠢，不能承担汉家大事！”然后起身，登上御驾的副车，由大将军霍光送到长安昌邑王官邸。霍光满怀歉意地说：“大王的行为是自绝于上天，我宁愿对不起大王，也不敢对不起社稷。希望大王自爱，我不能再经常侍奉于大王的左右了。”说完挥泪离去。满朝文武大臣上奏太后说：“古时候，被废黜的人要放逐到远方去，使他不能再参与政事。”太后下诏，让刘贺回昌邑居住，赐给他二千户作为俸禄，撤销昌邑国，改为山阳郡。
封建朝廷不可一日无君，现在昌邑王被废掉了，又怎么才能选择到一位贤明的君主呢？忠心辅政的霍光日夜为此焦急不安。光禄大夫丙吉上书给霍光，推荐寄存在民间的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说这位皇曾孙有德有才，可接回宫中继承皇位。霍光和大臣们商量后，禀报皇太后，就把刘病已接回宫中，拥立为皇帝，他就是有名的贤君汉宣帝。宣帝即位后对霍光又进行了嘉奖。霍光依然忠心耿耿地辅佐年轻的宣帝，教他如何才能做一个贤明的君主。汉宣帝在他的辅佐下，继续遵照“与民休息”的方针来制定政策，处理国事，使西汉王朝再次兴盛，史称“昭宣中兴”。这和霍光从汉武帝末年到昭、宣两朝辅政二十余年的功绩是密不可分的。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三朝元老霍光病逝。汉宣帝和皇太后亲自为霍光主持丧礼，并用极其隆重的礼仪，把这位忠心辅政安定社稷的重臣，埋葬在茂陵汉武帝陵墓的旁边，以示对他的尊宠。
霍光秉持汉朝政权前后达20年，他忠于汉室，老成持重，而又果敢善断，知人善任，实为具有深谋远略的政治家。他废刘贺，立汉宣帝，使汉室转危为安，其政治胆略颇可与萧何相比；他改变武帝末年急征暴敛、赋税无度的政策，不断调整阶级关系，与民休息，使汉代的经济出现了又一个发展时期，这也说明他以国家为重，以民生为重的治国思想。当然，不能否认，这些成就的取得，都与汉武帝所创立的业绩分不开，如果没有汉武帝时期奠定的基础，霍光在政治经济上都很难成功。但尽管如此，也不能否认他的才略和努力。
24.拓跋宏易俗改姓推汉制
拓跋宏是北魏王朝的第六个皇帝，即魏孝文帝。他是个开明君主，在各个民族融合、互学先进经验、推动历史发展方面，做过很大贡献，从而推动了北魏王朝政治和经济的向前发展，促进了鲜卑族同汉族的融合，使得鲜卑族进一步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