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试图来帮他们实现这一切，我用我的思路，我的激情，我的资金把他们自愿地结合起来，去为广大农村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我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农民兄弟对农科院、对农业问题专家都是极为信赖和依重的。
问：在这里我有一个疑问，目前应该说我国农民的收人还是比较低的，他们怎么来支撑你的这个500万呢？
王君：这个帐我不可能跟你细说。我跟你说两点：一是中国13亿人口9亿在农村，9亿人的市场。二是中国农村已经有相当一批人先富起来了，还有更大一批人在致富道路上跋涉。仅就我的数据库而言，光全国的养殖大户就有3万家，而这个数目仅仅是九牛一毛。当然，总体来说，农民兄弟的钱还是不多的。所以我就不能采用任何的坑蒙骗手法。我只有公开，透明，我把我的回报计算给他们听，然后问他们是否是“物有所值”？这是“阳光下的利润”。我有一个感受：“相当一批农民兄弟比其他任何人都懂得知识的价值，并愿意为它投资，尽管他们很少人在用“投资”和“预期”这些词。而这些知识必须是切合实效的，就是搬出来能让他们实际用上的，这些知识在他们的心里才是真正的“知识”，他们根本不务虚；务虚的是那些政府官员，所以我们也组织一些政策性的形势会议，收效也不错。
上个月开始，我们组织的“全国三高农业专家巡讲团”项目也启动了，其目的就是与各县农业主管部门联合，让专家们走下去，这样既能结合当地情况，又能为农民兄弟们省去不少差旅费用。第一站在江苏盐城，很受当地群众欢迎。
还有重要的一块就是与相关企业的合作。比如农用制剂、农用机械、农产品加工等诸多企业，我们为他们提供信息网络，提供展示场所，提供技术支持，尤为重要的是，我们能把这些企业跟他们的用户直接的联系起来。这些工作都为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源。
间：这个产业的前景这么广阔，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介入进来，我是指大学生群体？
王君：从长远来看应该会这样，而且也应该要这样，尤其是高素质人才的介人，这些人才不单纯是技术型的，他们将更多的是一些经营型的复合人才，这样我们的农业产业才能取得一个较快的发展。不过从当前来看，许多大学生观念仍受着很大的束缚，放不开。比如要进个大城市，弄一个大城市户口，找个稳定可靠且高薪的工作。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人到这个方面了。甚至考研也是为了这些。所以说大学生创业尚是发韧时期，很微弱，而又要让他们去从事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恐怕就少之又少了。
不过大形势很好。国家对这个问题始终最关注，从十五大报告到十五届三中全会决议，这个问题的根本性意义日益显著，社会各界的舆论工作也大踏步开展，这些影响都将是非常深远的，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把这些行业一个个地做起来，成长起一批企业家来，再让这些人推动中国农业的迅速发展。这也是所谓的“企业家型经济”吧！
问：看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也是蕴含着无限商机，它的根本性发展也需要一大批高素质人才的推动。你谈的这些内容使我很受启发，我也真心祝愿你的事业如日中天，做出更多有意义的事来。最后我想请你谈一谈你的生活方面的情况，不知是否可以？
王君：我的生活很简单，在现代城预购了一套144平方米的房子，首付11万，月付9000余元，这里也有一个理财方式，我首付后不入住，将房子出租，月租大约一万五、六，用此支付月付，这样我很轻松地获得了这所豪华气派的房子，也就留着结婚用吧。现在我租一个三居，每年把父母接过来住半年到处转一转，活动活动筋骨，养养身体。至于我个人，倒是有一些爱好，比如旅游啊，就是没有时间，最好的享受就是看看书，看看大片什么的。生活过得简单，也很充实。
3.提高综合素质完善自我
我们北大人的“狂”是历来有名的。即使到了现在，仍有不少人说北大的学生“狂”。
曾就读于北大哲学系现为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张虹海先生说：
“北大作为中国文科最高学府，应该为社会输送大量优秀官员，从而为中国当今的改革与发展作出应有的更大贡献。在日本研修时，当日本人听说我是北大毕业的学生时，常常肃然起敬地说：‘北大吗？那就相当于日本的东大（东京大学，日本国立大学中的第一块金字招牌）了！’其实大有不同：东大是真正的官僚制作机器——一有时，一届政府中半数以上的阁僚是东大出身，而现今的北大都已被人德称为‘关外一块不毛之地’了。看来一定是哪儿出了什么问题。北大若是真狂，应该将自己和世界一流的学府放在一起比较。但真要这么比较的话，恐怕不少方面就不一定能狂了。不过，这也是好事。北大也只有这么比，才能知耻近乎勇，知不足而自反也。”
刘文典最早进入北大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不过．他是刘师培的弟子，主张旧学，和老师同在国文门任教授。他的特点就是比以“怪”闻名的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所以时人以“才高”、“狂傲”来评价他。
说他“才高”，是因为他的古文学修养十分深厚，尤以中古文学和庄学独步海内，有两个人的看法可为佐证。一是章太炎。章氏上承清代朴学，下启现代学术，是名重一时的大师，素不轻许他人学问，惟于刘文典，则十分惜重。二是陈寅海。陈氏身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独赞刘文典之庄学：“能明白地表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可贵。”刘文典的文章之学，在清末国学大师中自成一家。更为可贵的是，刘文典留学日本之时，自修而通英。日、法、意四国文字！
在北大教授中，刘文典尤以“狂傲”与辜鸿铭齐名。学生回忆当年在红楼进进出出的刘文典：“叔雅（刘氏字叔雅）先生，相貌清瘦，身躯飘飘，有弱不禁风相。头发胡须，经常留得很长，又不爱洗涤修整。真是首如飞蓬，面似黄蜡，……但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20年代中期，他到安徽大学当校长，不久之后，国民革命军北伐，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时******大权在握，志得意满。但安徽大学却正间学潮。于是******召见刘文典，询问情况。刘文典在接待室一见******，就指手问：“你就是******吗？”当场把******吓了一跳，接着刘文典反客为主，数落蒋的不是，最后得出结论，学潮是社会动荡激起，而社会动荡正是由军阀混战引发，所以此责任应由******来负，******哭笑不得，把刘氏押人看管所收审。幸亏章太炎、吴雅晖说情才得以脱身，但被免安大校长之职，派往清华任教授去了。刘文典获释后，赴上海感谢章太炎相救之思，和章氏二人说起此事，章问：“听说你当面骂了他一顿，可是当真？”刘还气愤未平，比划着说：“我用的是京戏中‘击鼓骂曹’的姿势。”
联大有一次开教授会议，朱自清提议某人应晋级教授，刘文典大为光火：“如某人当教授，你请我到哪里去？置陈寅老于何地？必先请当局给我两个设法，谋一条出路，然后方可语此！”一时传为笑谈。但刘文典不肯善罢，常对人说：“吾清华文科，实只两个半教授——寅恪一个，友兰一个，我半个也。”（其实，刘文典只对大人物傲慢，对学生和友人则十分礼貌谦虚，显示出他性情敦厚的一面。无论学生朋友，见面先自行停步，如日本人一样，作九十度鞠躬。他说话是安徽江北口音，声音很细，但学生仍爱听他的课，原因是他讲课不仅渊博深厚，而且妙趣横生）。
对于北大人这种“狂”，欣赏者有之，低毁者有之，但更多的人是对之不满。特别是后现代的今天，人们倾向于抹平一切质的差异，对特立独行的“精英”总是要嘲笑与贬抑之而后快。王朔之辈在创作之初就宣称，他们要力图打破知识分子在道德领域对他们形成的压抑感，要摧毁那无所不在的文化霸权。其实，后现代的健将们是误解了，一方面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掌握什么文化霸权，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是作为霸权的挑战者，在缝中生存的；另一方面，对真理与知识的向往，对价值之维护的执著，是我们人性中高贵的部分，为每一个人所具有。而真正的北大人在铜臭之黑暗吞没大地的时候，是那些神圣价值的守夜人。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一点狂气，便不能算一个北大人。
虽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的“狂”也常常会流于自视清高、对他人指手划脚，导致难以处好同事关系，这是北大人被人批评最多的地方。有的北大学生到工作单位后，眼高手低、拖沓懒散，还戏称自己为“九三学社”——夜里玩到两三点，早上九点多起床，中午常常睡到三点钟。这些也被别人日之为“狂”。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市场经济时代，经济成为主导的同时，公私企业及事业单位自主择人，对带点狂气的北大人都连连摆手“我们不敢要！”昔日“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北大人被冷落和嘲笑，于是许多的北大人开始放下傲气，随潮入俗，进入平凡的求职者与打工者行列。
但是市场的标准就是一切吗？更多的北大人坚持着自己的反省、思考与批判。首先我们在承认市场体制下使每个人个性得以高扬，自由得以保障，为每个人提供了成功可能性的同时，要看到也正是在市场体制下，每个人被尊重也意味着不允许有优异者，雇佣体制意味着奴役的合法化，权力下放与分散也使权力滥用成为可能，对私产权的尊重便意味着阶段被重新合法化。市场体制的建立，意味着谱系的重新确立，而由于市场本身的逐利性质，一切便要依其购买价值被重新标价：汽车、房子、土地，亲情关系、劳动力，甚至肉体、爱情及人的精神和灵魂。市场开始打破官方意识形态对舆论的垄断，而市场的自身通过时潮形成的，而众舆论却形成了更为无所不到的控制。而后现代一幕最奇异却最不被人察场景恰恰是官方舆论与市场中大众文化舆论的“合谋”。
我们北大人真诚地欢迎市场体制中自由、民主、物质、福利及民族活力等方面的价值。其实，当在90年代大多数人还并不真正理解“市场体制”为何物的时候，是北大的青年学子在为实现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在为90年代成为现实的这场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奔走呼吁并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真的，他们为咱们的国家实现了这样的改革、取得了这样的进步与成就而欢欣。但他们更关注的是这场改革做得不够与不彻底的地方，关注社会转轨中那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关注在我们这个特殊的市场经济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在他们前一阶段为之奋斗的目标在民众中开始成为现实时，他们悄悄引退了，又开始省思新的时代问题，他们永远是批判者——这是牛蛙的使命。
真正的北大人首先是承认相适应市场规则的。北大人从来是积极上进、鼓励公平竞争的。前边提到的“拖沓懒散，眼高手低”，正是一部分人丧失北大精神的结果。由于体制等的不完善，北大的圣地上也有不少染有官僚子弟习气的人，有滥竿充数的人，他们将随着旧体制在市场经济中被淘汰，他们是北大的污点，他们并不能代表北大。而对“自视清高”，要从两个方面去分析：一方面北大人因为守护着一些神圣的价值，不愿与市场经济中的庸俗时潮合流，那种清高是一种对理想与价值的虔诚。而不少企业与单位领导由于自身素质的卑劣，对文化与能力高于自己的人往往是妒嫉、怨恨乃至排斥的。市场经济从其本质上是不鼓励反省，而倾向于对一切予以相对化的承认，于是太多的人丧失了对崇高的尊重与向往，而对自身之卑劣却视为天赋权利理所当然。在这个意义上，虔诚的清高是污泥中的明珠。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一些北大人，往往本身并无真才实学，不能适应体制转轨带来的社会变化，冥顽不灵而抱残守缺，看不起下层群众，而以所谓“高雅人”自居，以北大的牌子抬高自己的身价，他们一无所能而又不屑用功，一到具体事上便表现出其“绣花枕头”的本性，这是一些沾染了北大流弊，却未抓住北大精神本质的人，这是北大人可能会有的毛病；而真正的北大人都是首先对自己真正反思，痛下针硬的。
在人们习惯性的联想中，大学生聪明而博学，是知道得很多的人。不少大学生的表现也确实能给人这么一种印象，他们能说会道，侃侃而谈，天文地理，无所不知。特别是一些名牌高校的学生见多识广，下自平民百姓，上至总统部长，他们都领教过。大学里的各类讲座有的是，只要愿意，差不多天天都可以听到。学界的、政界的、商界的各类名流你方唱罢我登场，纷纷上台“献艺”，传播着各种信息和知识。不少学生反映说，听讲座可以在较短的时间获得较多的知识，对于开阔视野很有好处，这是坐在图书馆里自己看书所不能比拟的。一些经常光顾各种讲座的学生很快就会被各种知识武装起来，变得无所不知。他们可以得意洋洋地将这些新鲜出炉的东西拿出去卖，自信心也大增，仿佛经过若干次洗耳恭听，已经融会了各家所长，将十八般武艺都学到了家，成为了万事通。遇到新朋故友，便可海阔天空口若悬河侃侃而谈。让新朋惊叹“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让故友感慨“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不过激憾的是，这只是一种出租车司机式的傅学，捕风捉影道听途说者多，经过深思熟虑的真知灼见少。是一种浮在表面的知识，而没有在内心扎下根，也就是说没有内化到灵魂的深处，没有变成“文化”。这种知识并不真正属于他自己，他只是一个知识的旁观者，而不是拥有者。他们在担当着知识的廉价的贩运者的角色，却自以为是人类思想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他们所贩卖的东西是扭曲的、变了形的，经不起推敲的。他们的海侃神聊只是出于刚出道时的兴奋、新鲜和胆大。他们尚不了解知识之途的艰辛，由于对学问只是触到了一点皮毛，因而也缺乏敬畏之情。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胆大妄为”不仅不是什么学问，而且是对学问的糟踏。在他们那里，没有什么是不敢谈的，没有什么是不知道的。但是对学术有所钻研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知道得愈多，愈觉得自己无知；钻研得愈深，愈觉得自己浅薄。我曾在某著名高校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大学生无所不知，硕士生一知半解，博士生一无所知。我猜想，这大概讲的就是学问与胆量的关系。
90年代的北大学子开展了有声有色、有落实有效应的“文明修身工程”，提出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从小事做起”、“向劳动人民学习”等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