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的国家总是会分出许多不同的阶层和社会团体，而每个阶层和社会团体都有它自己特定的权力、特权和豁免权。每个人同自己的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关系自然比他同其他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关系更为密切。关乎他自己的利益和名誉，以及他的许多朋友，在很大程度上都同他人有关联。他雄心勃勃地扩展这个阶层或社会团体的特权和豁免权；他热忱地维护这些权益，防止它们受到其他阶层或社会团体的侵犯。
所谓一个国家的国体，取决于如何划分不同的阶层和社会团体；取决于它们之间如何分配权力、特权和豁免权。国体的稳定性，取决于每个阶层或社会团体维护自己的权力、特权和豁免权，免受其他阶层侵犯的能力。无论什么时候，某个阶层的地位和状况比从前有所上升或下降，国体都必然遭到或大或小的改变。
所有不同的阶层和社会团体都依靠着国家，从国家那里获得安全和保护。就算是每个阶层或社会团体中最有偏见的成员，也承认这样的真理：各个社会阶层或等级都从属于国家，只有凭借国家的繁荣昌盛，它们才有立足之地。然而，要使他相信，国家要更繁荣昌盛，则需要减少他自己那个阶层或社会团体的权力、特权和豁免权，这往往难以做到。这种偏心，虽然有时可能是不正当的，但也不会因此而毫无用处。它抑制了创新精神，倾向于保持这个国家划分出来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和社会团体之间任何已经确立的平衡。有时它似乎阻碍了当前政治体系的变更，但实际上却促进了整个体制的巩固和稳定。
对自己国家的热爱，一般情况下似乎牵涉到两条不同的原则：第一，对已经确立的政治体制的结构或组织，表示一定程度的尊重和尊敬；第二，尽可能使同胞们的处境趋于安全、体面和幸福。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一个不尊重法律和不服从行政官的公民；他也不是一个不愿用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方法去增进全社会同胞们的福利的人。
在和平安定时期，这两个原则通常保持一致并引出同样的行为。支持现有的政治体制，显然是维持同胞们的安全、体面和幸福处境的最好办法。我们看到这种政治体制，实际上正维护着同胞们的这种处境。但是，当公众们有不满情绪、发生派别纠纷和骚乱时，这两个不同的原则就会引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即使是一个明智的人，也会想到这种政治体制的结构和组织需要某些改革。就现状而言，它显然不能维持整个社会的安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政治上的能人志士作出最大努力去判断：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在什么时候应当维护和努力恢复旧体制的权威，什么时候应当顺从大胆且危险的改革精神。
对外战争和国内的派别斗争，能够为热心公益的精神提供极好的表现机会。在对外战争中成功地为自己的祖国做出了贡献的英雄，满足了全民族的愿望，并因此而成为被普遍感激和赞美的对象。进行国内派别斗争的各党派领袖们，虽然可能受到半数同胞的赞美，但也常常被另一半同胞咒骂。他们的品质和各自行为的是非曲直，通常更不明确。因此，从对外战争中获得的荣誉，总是比从国内派别斗争中得到的荣誉更为纯真和显著。
然而，取得政权的政党领袖，如果他有足够的威信来劝导他的朋友们以适当的心情和稳健的态度（这是他自己常常没有的）来行事，那么他对自己国家做出的贡献，有时就可能比从对外战争中取得的辉煌胜利更为实在、重要。他可以重新确定和改进国体，防范某个政党领袖中，可能会出现的可疑的人；他可以担当一个伟大国家的所有改革者和立法者中最优异和最卓越的人物，并且，用他各种聪明的规定来保证自己的同胞们能在将来好几个世代获得同样的安定和幸福。
在派别斗争的骚乱和混乱之中，某种体制的精髓反而容易与热心公益的精神混合。后者是以人类之爱，以对自己的一些同胞可能会遭受的不幸和痛苦产生真正的同情为基础。这种体制的精髓通常倾向于那种更高尚的热心公益精神，并且总在不断激励它，从而上升到一个狂热的地步。
在野党的领袖们，常常会提出某种似乎有道理的改革计划——他们自称这种计划不仅会消除不便，也会减轻一直在诉说的痛苦，而且可以防止同样的情形在将来重现。为此，他们常常提议改变国体，并且建议在某些最为重要的方面更改政治体制。尽管在这种政体下，一个大帝国的臣民们已经连续好几个世纪享受着和平、安定甚至荣耀。这个政党中的大部分成员，通常都陶醉于这种体制的虚构和完美之中，虽然他们并未亲身经历这种体制。可是，他们的领袖们在对其进行描述时却涂上了极其绚烂的色彩。对这些领袖本身来说，可能他们的本意只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他们中的许多人迟早会成为自己雄辩术的捉弄对象，并且同那些极不中用和愚蠢的追随者一样，渴望这种宏伟的改革。即使这些政党领袖就像他们通常所做的那样，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们也始终不敢使自己的追随者失望。所以不得不常常在行动上显示出他们是按照大家共同幻想行事的样子，虽然这种行动同自己的原则和良心相违背。这种党派的狂热行为拒绝了一切缓和手段、一切调和方法以及一切合理的迁就通融，但常常由于要求过高而一无所获。而那些稍加节制就可消除或减轻的不便和痛苦，却完全没有缓解的希望了。
如果一个人热心公益的精神完全是由人性和仁爱激发出来的，那他就会懂得尊重已确立的权力、甚至个人特权，且更尊重这个国家划分出来的主要社会阶层和等级的权力特征。虽然他会认为其中某些权力和特权在某种程度上被滥用了，但他还是满足于调和那些用强大暴力才能取消的权力和特权。他不能用理性的劝说来克服人们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也不想用强力去压服它们，只是虔诚地奉行着柏拉图的神圣箴言里的那句话：“如同不用暴力对待你的父母一样，也决不用暴力对待你的国家。”他将尽可能使自己的政治计划适应于人们根深蒂固的习惯和偏见。如果不能树立正确的事物，他就不会不在乎修正错误的东西；而当他不能建立最好的法律体系时，他将像梭伦那样尽力去建立人们所能接受的最好的法律体系。
相反，在政府里掌权的人，很容易自以为非常聪明，并且常常对自己所虚构的完美政治计划迷恋不已，以致不能容忍它的任何一部分稍有偏差。他不断全面地实施这个计划，并且在这个计划的各个部分中，对可能妨碍它的重大利益或强烈偏见不作任何考虑。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棋子那样，掌握偌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受摆布时的作用之外，不存在任何行动原则。但是，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则不尽相同，这里的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它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可能选来指导它的那种行动原则。如果这两种原则一致、行动方向也相同，人类社会这盘棋就可以顺利和谐地走下去，结果必然和谐而美好。如果这两种原则彼此抵触或不一致，这盘棋就会下得很艰难，而人类社会也必然时刻处在高度的混乱之中。
一个充满了有关政策法规的完整体系的设想，对于指导政治家持何见解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谁要是坚决要求这个设想里的一切全都实现，甚至是立刻实现，并且无视所有反对意见，都是蛮横无理的。这些要求使他自己的判断成为辨别正确和错误的最高标准；使他幻想自己成为全体国民中唯一有智慧和杰出的人物，幻想同胞们迁就他，而不是他去适应同胞们的要求。因此，在所有搞政治投机的人中，握有最高权力的君主们是最危险的。这种蛮横无理在他们身上屡见不鲜，他们不容置疑地认为自己的判断远比别人正确。
因此，当这些至高无上的皇家改革者们屈尊考虑受其统治的国家组成情况时，他们看到的最不合心意的东西，便是有可能妨碍其意志贯彻执行的障碍。他们轻视柏拉图的神圣箴言，并且认为国家是为他们而设立的。因此，他们改革的伟大目标在于：消除障碍，缩小贵族的权力，剥夺各城市和省份的特权，使这个国家地位极高的个人和最高阶层的人士，像最软弱和最微不足道的人那样无力反对他们统治。
道德点评
我们的行为可以对政府和国家产生重要影响。天性要求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包含两条原则：一是对已有政治体制的组织结构的尊重；二是尽可能保证同胞们安全和幸福的愿望。
③论博爱
在此，我要指出的是，虽然我们的善行仅限于一个国度，但博爱的情怀却能超越国界遍及整个世界。对于那些淳朴有益而有知觉有生命的生物，我们会衷心喜欢它们。当我们设身处地考虑到它们的种种不幸时，也会有感同身受的不适。那些有害也有知觉的生物则会自然而然地激起我们的厌恶，因为它们会使有益的生物受到伤害，正是这兼济万物的仁爱之心，才激起了我们的厌恶。
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也难以相信，正是这个伟大、仁慈、万能的上帝，无时不刻都在关怀和保护着天下所有的生物，无论最卑贱还是最高贵的。人类本性的所有行为都处在这个上帝的指导之下，人们希望上帝能赐予他一切最本质的美德。对于怀疑上帝存在的人来说，任何高尚的兼济万物的善行，都是靠不住的幸福源泉。因为当他面对无人主宰、广袤无垠的宇宙时，必然会产生最伤感的怀疑和悲观。他会觉得除了无穷的苦难和不幸以外，茫茫世界的所有未知领域都一无所有。如果他出于习惯而不承认上帝存在的话，悲观的阴影将一直伴随着他，使他想象出来的一切美好的事物和灿烂光辉都黯然失色。但对于相信上帝存在的人来说，由于他是个有美德有智慧的人，即便是所有的痛苦和忧伤，也不会磨灭他的乐观之情。
无论何时，有智慧和美德的人都更愿意牺牲个人利益来成全整个社群或阶层的公共利益。同样，他也是随时准备着为了国家或君王的更大利益而牺牲自己。进一步而言，他同样会为了上帝创造和管理的所有生物的利益，甚至为了全世界的更大利益而牺牲一切次要利益。他也许还会具有虔诚的信仰和习惯。因此他深切体会到，局部的痛苦和邪恶也是上帝所设计，对将来的幸福是十分必要的。一旦明白了这一点，他就会虔诚地、心甘情愿地承担起一切责任。
人们顺从于宇宙伟大的主宰意志，这种高尚的顺从，并没有超出人类天性所能接受的范围。优秀的军人们总是热爱和信赖自己的将军，当他们开往毫无生还希望的作战地点时的感受，常常比去往没有困难和危险的地方，更为乐意并且欣然从命。因为，在去往后者的行军途中，他们所产生的情感只是单调沉闷的一般责任感；而如果是开往前者的行军途中，他们就会感到自己正在作出人类最高尚的努力。他们知道，如果不是为了军队的安全和战争的胜利所必需，他们的将军不会命令开往这个地点。他们心甘情愿为了一个很大的群体的幸福而牺牲自己微不足道的血肉之躯。他们深情地告别了自己的同伴，祝愿他们幸福和成功，并且不仅是俯首帖耳地从命，而且常常是满怀喜悦地欢呼着出发，前往指定的那个必死无疑，但是壮丽而光荣的作战地点。
无论对于国家的灾祸还是个人的灾难，一个有理智的人都应当这样考虑：他自己、他的朋友和同胞们不过是奉宇宙最伟大管理者之命前往世上这个凄惨的场所；如果这对整个世界的幸福来说不是必要的，他们就不会接到这样的命令。他们的责任是，不仅要乖乖地顺从这种指派，而且要尽力怀着乐意和愉快的心情来接受它。一个有理智的人，确实应当如同一个优秀的军人时刻准备去完成任务。
自古以来，神的意念以其仁慈和智慧，制造出宇宙这架大机器，以便不断地产生幸福，这成为了人类极其崇尚思索的全部对象。同这种思索相比，所有其他的想法都显得平庸。我们相信，倾注心力作这种崇高思索的人，最后都成为了我们极为尊敬的对象，我们对他怀着虔诚的敬意，常常比看待一个国家最勤勉和最有益的官员时所怀有的敬意更深刻。例如，马库斯·安东尼努斯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冥想，这使得他的品质得到的赞美，比他公正温和和仁慈的统治期间处理的一切事务更为广泛。
然而，对宇宙这个巨大机体的管理，对一切生物的普遍幸福的关怀，是神的职责而不是人的职责。人们对他自己的幸福、家庭、朋友和国家的幸福关心，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不过，这倒正好适合他那绵薄之力，以及狭小的理解力范围，他将忙于思考更为高尚的事情。
道德点评
虽然我们的善行仅限于一个国度，但我们博爱的情怀却能超越国界遍及整个世界。具有智慧和美德的人能够为了阶层、社团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能够让本阶层本社团的利益让位于更大的国家利益，并且愿意为了全世界的利益而牺牲上述所有的利益。人类天性对宇宙主宰意志的顺从，使得他们常常心甘情愿地付出自己的全部。
论自我控制
一个按照谨慎、正义和仁慈的准则行事的人，可以说具有完善的美德。但要使他的这些准则真正付诸实践，当事人还必须具备完善的自我控制能力，否则激情就会使人背离准则而误入歧途。
道德学家将激情分为两类：一类是需要做出巨大努力才能抑制的激情，比如对愤怒和恐惧的控制；另一类是能在较短时间内加以控制的激情，比如对舒适、赞扬和享乐等情绪的抑制。如果当事人对前一种激情实现了成功的控制，我们就说他具有刚毅坚韧的品格。如果当事人对后一种激情实现了成功的控制，我们就说他具有节制谨慎的美德。
对上述两种激情中的任何一种进行控制，都是一种美，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尊敬和称颂。这种美的东西是从控制的效用中取得，与从这种控制能使我们在一切场合按照谨慎、正义和合宜的仁慈要求采取行动所获得的美无关。这里有两种情况：其一，这种努力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和高尚激起了某种程度的尊敬和称颂；其二，这种努力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均等性和坚忍性，激起了某种程度的尊敬和称颂。